吴晓波:刍议原始创新
已经有一些年头了,不断人问我,吴老师,中国最缺的是“原始创新”,你怎么还是说从“二次创新”到“超越追赶”?为什么总也摆脱不了“追赶”?这让我不禁想起“李约瑟之问”和“钱学森之问”。李约瑟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这句话后来延伸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事实是,从“文艺复兴”“人性启蒙”到“工业革命”,迄今的五百年里,前四百年,咱大中华几乎是错过了。就连“科学”和“技术”这样众多现代专业名词还是从日语中逆向输入的。
而近七十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砥砺前行,尤其是改革开放释放了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企业家精神,更特别的是进入新世纪、加入WTO后全面介入全球供应链,使得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生活诸方面均在开放环境中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巨大成就,在越来越多的指标上成为“世界第一”。于是,众多国人的进取心爆棚,动辄“高标定位”(benchmarking), 简单对标当下欧美的先进。于是乎,两个极端齐喧嚣。有“牛人”大声疾呼:“厉害了我的国!”有“大师”“公知”们厉声呵斥:“中国对现代科学的贡献是零!中国根本就没有原始创新!”引来的是更多小民们的窃窃私语:是呀,现在的大学培养不了大师,只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专家们大概只是“砖家”……盲人摸象,各说各的。
好在竺可桢先生提出了“求是”校训,让人的“血压”能正常些。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正走在伟大复兴的大道上,但是这绝非古代农耕文明的回归,而是站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之上的伟大复兴。毋庸讳言,中国的创新发展是补上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追赶和“超越追赶”,更是融合了中华文明精华的人民大众“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创新创业。只有当更多企业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做好“二次创新”,抓住技术范式转变的“机会窗口”实现“穿越周期”,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原始创新”。
按正规的定义,原始创新是指基于全新的理念和假设,通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获得前所未有的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原理性主导技术等创新成果的过程。原始创新能够带来全新的技术和产品,推动产业的革命性发展和升级,为经济发展注入全新的动力和活力。
因而,它具有以下特点:
(1)原创性:原始创新的成果通常是前所未有的,具有独特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没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
(2)前沿性:原始创新通常是在科学技术的前沿领域进行的,代表着该领域最先进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
(3)突破性:原始创新的成果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能够解决现有技术和科学难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4)长期性:原始创新需要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探索,不断尝试和积累经验,才能获得突破性的成果。
显然,原始创新需要从以下这些方面作出系统而长期的努力:
(1)加强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原始创新的重要基础,要加强基础研究,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支持,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和研究。尤其要鼓励更多的龙头企业支持和加强基础研究。华为的2012 实验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培养创新人才: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提高人才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尤其在大学生中要鼓励“批判精神”,开设“批判性思维”等课程。
(3)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发原始创新的重要保障,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改革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所有权体制和机制、推进知识产权交易和知识产权转让服务是关键。
(4)营造创新氛围:创新氛围是激发原始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要营造宽松、自由、开放的创新氛围,鼓励科研人员和企业加强合作和创新实践。对企业的大胆创新不作短期考核是促进原始创新的重要前提,而改革科技人员晋升和考核机制是当务之急。
(5)加强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是促进原始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要加强与国际先进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和交流,共同推动科技进步和发展。在当下错综复杂的国际地缘环境中,作为快速崛起的文明大国,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已经今非昔比,应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更开放地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2019年美国《自然》杂志150周年的纪念文章《市场化的科学能够被信任吗?》(Can Marketplace Science Be Trusted?),从西利曼事件谈起,将科学与市场的关系在美国的演化进程分为:科学顾问、企业实验室、军方支持以及合同外包四个阶段。尽管作者将问题留给读者自己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科学技术在市场环境中的兴旺发达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是其举国体制下的“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 亦能看到深厚的市场经济背景。
窃以为,当今中国科技之兴旺发达,自是离不开市场经济改革的快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世人瞩目,其五大特征背后的重要核心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人们讨论如何促进“原始创新”之时,自不应片面而简单地强调基于计划的集权式举国体制。其实,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手段并非“原始创新”,而是“二次创新”。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更多的原始创新并非政府直接计划的产物,而是政府塑造良好环境下被市场所激发的自主、探索与开拓精神使然。我国当下的新能源之光伏和风电、新能源汽车、无人机和某些尖端制造等之所以能够独步全球,亦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家们抓住“机会窗口”,实现“穿越周期”之杰作。
总之,原始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全社会形成“使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需要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用户、风险投资和第三方服务“七位一体”的共同参与和投入。应该相信,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下,让更多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定会有更多的原始创新的不断涌现,让中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应有的更大贡献。MI·专栏
文 吴晓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ID:BKfudan),作者:吴晓波,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