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视野下的“拜登经济学”

36氪领读·2023年05月12日 08:00

拜登，能成为当代罗斯福吗？

自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美国逐步实现市场统一以来,美国政府的经济治理思想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两轮逆转。

一是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自由放任市场主义阶段,“大萧条”结束了这一思潮。

二是20世纪30年代始于罗斯福“新政”至20世纪70年代终于“滞胀”的国家干预主义阶段,实现了第一轮逆转。

三是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延续至21世纪20年代初特朗普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是第二轮逆转。随着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美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

美国经济治理思想是否正在进入第四个阶段、实现第三轮逆转、重新偏向国家干预主义? 如果是,为什么会再次逆转?

美国经济治理中最近的典型国家干预主义实践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

1964年3月7日,接替肯尼迪的第36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在俄亥俄大学的演讲中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提出“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概念,延续肯尼迪政府的社会改革理念: “我们将共同建设一个‘伟大社会’,依靠大家的勇气、同情心和追求,共同建设一个社会,在这里没有儿童会挨饿,没有少年会失学……”

1965年1月,约翰逊在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中正式提出建设“伟大社会”的施政纲领,随后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利用政府资源支持教育(覆盖小学、中学、大学)、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环境保护、最低工资、反贫困(“向贫困宣战”)、民权(反社会隔离、反种族歧视)等方面的立法四百多项,将社会改革运动推向了高潮。

本质上,这些改革也是对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放弃自由放任的市场主义、国家全面干预社会与经济的哲学思想的延续。

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混乱、“滞胀”之后,里根政府在1981年1月上台执政。

“里根经济学”实现了美国政府经济思想的全面反转,重回“小政府”、市场自由竞争的理念。其内容集中体现在1981年2月里根向国会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要点里面:

(1)削减财政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

(2)大规模减税,降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同时增加企业所得税的抵扣;

(3)放松政府对企业规章制度的限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

(4)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里根经济学”经过40年的实践,给收入分配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 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埃曼纽尔·萨兹(Emmanuel Saez)等人的研究表明,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始于里根政府开启的减税潮。

根据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IID)的数据计算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平均基尼系数为0.36,而在冷战结束以后的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平均基尼系数达到0.40,整体明显提升。收入分化引致的社会分裂、民粹主义,最终以特朗普的当选迎来高潮。而“拜登经济学”的使命,则注定在于应对这一局面,应对的方式则是重拾国家干预主义。

“拜登经济学”的政策目标

“拜登经济学” 的政策目标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 “以劳工为中心”和“以中国为中心”。

“以劳工为中心”,即美国国内包容性增长政策,瞄准中下阶层(而非仅仅中产阶层)利益,以缓和美国国内经济不平等恶化、社会分化、政治极化,从而促进美国国内经济、社会、政治的转型。

“以劳工为中心”的口号多次明确出现在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中,而拜登政府之所以挑选凯瑟琳·戴为美国贸易代表,其原因之一也在于戴职业生涯中对劳工阶层利益的强调与维护,例如在《美墨加协定》中成功加入更高标准的劳工条款上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事实上,这一以中下阶层(而非仅仅中产阶层)利益为导向的政策目标不仅限于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也是其一系列财政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的重心。

“以中国为中心”,即经济政策瞄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其中既有国内政策也有国际政策,既有良性竞争的部分也有恶性竞争的部分。

在竞选期间,拜登便表示: “我认为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是中国。”

2021年2月4日,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时,将中国称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并表示“我们要直接应对我们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中国对我们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构成的挑战”。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2021年3月3日公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也指出中国是唯一具有潜在综合实力来挑战国际体制的美国主要竞争对手。

美国关于中国的定位,决定了美国的国内、国际经济政策中中国因素的分量,与中国竞争的意图体现在了美国基础设施、创新、产业及产业链、国际经济合作等一系列政策议程上。

“拜登经济学”的政策根源

“拜登经济学” 的政策根源在于美国国内深刻的分裂及日益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竞争。

当前,美国国内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分裂,这要求美国必须实施包容性增长政策。其分裂特征在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

一是收入差距持续恶化。

表现之一是白领和蓝领之间的收入差距。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著作《全球不平等》中指出,发达国家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在近20年中几乎没有增长。

OECD的报告也显示,近20余年美国中下阶级的生活状况大致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或80年代的水平。

J.D.万斯(J.D.Vance)描述铁锈地带白人工人家庭陷入衰落深渊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甫一出版便迅速横扫美国亚马逊、《纽约时报》等重大畅销书榜,也从侧面说明了社会状况和社会心态。

表现之二是富人尤其是超级富豪(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急速增长。2019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据了全美国近1/4的收入。

二是种族和族群对立、社会分化加剧。

近几年美国种族和族群对立日益加剧,黑人和白人民族主义团体数量激增,屡创历史新高。除了“白人至上”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亚裔歧视这类种族对抗外,还有许多其他极端团体如极右翼团体、左翼“反法西斯”群体等都在为美国的种族和族群对立情绪“火上浇油”。上述种种矛盾背后涉及一系列美国社会盘根错节的深层次问题,后果日益凸显。

三是党派斗争加剧,政治“极化”严重。

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社会不公感的加深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阶级对立和党派分裂,美国两党出现了严重的“为反对而反对”的对立情况。利益阶层的分化带来了政治诉求的分化和极化,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的上台就是利用了这种社会分裂,并试图以分裂治国。这种极化更是明显地表现在了2020年大选的胶着上,甚至在大选后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民众占领国会的“国会山事件”。

四是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财富不平等也进一步恶化。

疫情期间,美国的低技能/少数族裔群体在就业市场上所受冲击远大于高技能/白人群体。美国劳工部报告显示,2020年疫情期间,美国低文化水平劳动力的失业率是高文化水平劳动力失业率的2倍以上。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由于股市上涨和刺激措施,遭受大流行病冲击的主要是低薪岗位。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人的储蓄比往年多了2.5万亿美元,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的净资产总计增加了8万亿美元以上。疫情期间美国医疗资源和疫苗分配的不平等现象也非常突出,非裔和拉美裔的新冠肺炎死亡率远高于白人,同时疫苗接种率远低于白人。新冠疫情也进一步加剧了党派之间的“角斗”,表现为围绕疫情的国会与行政当局的斗争、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斗争、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斗争以及两党的“口水战”。

总而言之,经过四十年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思潮指引下的经济治理,加之特朗普政府及新冠疫情的冲击,摆在拜登政府面前的是一个深陷分裂、充满愤怒的国家。出于修复美国社会,以及更为现实的———吸引中低收入群体选票的考虑,拜登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种更为包容的、以中下阶层利益为导向的经济增长策略。

“以中国为中心”的政策根源于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美国遏华制华意愿高涨,是由两方面原因直接促成的:

一是中国经济规模正在迅速接近美国,超过了其三分之二的临界点,挑战了美国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

二是新的科技革命骤然兴起,中国在此次科技革命中前所未有地取得了与美国相匹敌的领先地位,对美国核心优势———技术优势———带来了竞争压力,甚至带来了被中国超越的“意识形态优越性”焦虑。美国政策制定中的这一因素体现在一系列场景中。

例如,2021年3月25日,拜登在就任后的首场总统记者会上称在其任内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将与中国展开非常激烈的竞争。

2021年4月7日,拜登在推销其基建计划时称中国在数字基建、研发方面的投资迅速,不能“让中国证明是对的”。

2021年5月19日拜登视察美国福特汽车工厂、力推“绿色经济”转型时,声称在电动汽车、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竞赛中,美国“绝不能输给中国”。

2021年6月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更是在科技、产业、教育、安全、贸易等全方位体现与中国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