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能不能做出大公司来？

编者按：以色列是著名的创业圣地（Start-up Nation），这里平均每1844人中就有一个人创业。光特拉维夫罗斯柴尔德大道周边 1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就有大大小小600 多家创业公司。

这里创业的活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丰富的资本支持。像本土的Gigi Levy-Weiss 、Eilon Tirosh等天使投资，Carmel、JVP、Pitango以及Canaan等VC机构，OurCrowd与iAngels等股权融资机构为创业公司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支持，不仅如此，硅谷Battery Ventures、红杉资本等VC也在以色列开设了分支机构，近年来中国的风险资本也大举进军以色列。早在7年前，以色列的人均创业投资就已经是美国的 2.5 倍，欧洲的 30 倍，中国的 80 倍，印度的 350 倍。

从1999年到2014年，以色列诞生了10,185 家初创公司，其总体情况是死亡率42.8%；生存率52.5%；退出率4.7%（有 480 家公司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或者被巨头收购，占比 4.7%）。尽管退出率的绝对值似乎不太高，但相对中国而言已经是很高的的了。不过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以色列创业公司通过IPO退出的比例不高，据耀途资本对2014年以色列十大退出案例的分析，十宗退出案当中有9宗都是被大公司收购的。于是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以色列究竟能不能做出可持续发展的大公司？以色列缺乏大型技术公司究竟是不能还是不想呢？ReplyAll的联合创始人兼CEO Zach Abramowitz跟VC机构Aleph的创始人合伙人Eden Shochat进行了探讨。

尽管以色列享有创业国度的名头，但是以色列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退出案仅为11亿美元（Google对众包地图Waze的收购），目前只有2家独角兽公司（Infinidat和Ironsource），而且只有少数退出能达到10亿美元规模。为什么会这样呢？

Abramowitz认为，至少部分原因是故意而为之。以色列最成功的天使投资人之一Yossi Vardi建议以色列的创业者，要开发这样的产品，产品做出来后能够被更大公司收购（Vardi投资的ICQ就是被AOL收购的）。

但是，以色列的投资界开始出现另一股思潮，想把以色列打造成“扩张国度（Scale-up Nation）”，也就是说，要培育出能基业长青的公司。早期阶段VC机构Aleph的创始人合伙人Eden Shochat就是持有这种愿景的人之一。Abramowitz与Shochat探讨了在以色列做出像Google那么大规模的公司的可行性。

Abramowitz：Aleph提出要建设“扩张国度”的主张已经过去3年，你怎么看待目前取得的成果？

Shochat：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现在我听到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创始人指出他们有意建设改变市场的公司。我跟Windward 的Ami Daniel交流时，他说他想打造一家跨国公司。有人在早期向Ben Rubin 提出Meerkat的收购要约时，他拒绝了（这决定是对是错都没关系了），理由是他想改变视频直播的方式。Nexar的Eran Shir希望拯救因交通事故死去的人。这些都是大愿景，跟纯粹做深度技术或者赚广告快钱是背道而驰的。

榜样也变了。退出快不再被认为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对于Ami来说，Palantir就是指路明灯，这是另一条道路，跟“大公司缺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然后等着被收购”的退出策略不同。

有趣的是，“扩张国度”类型的创始人往往也更谦虚。他们知道某些知识或专长是自己所缺少的，所以需要引进。他们还更专注于建设有独特地理优势的公司。

Abramowitz：这么说故事和文化都应发生了改变。但有什么证据或者案例研究可以说在以色列把公司做大是行得通的呢？还是说现在下结论还有点早？

Shochat：一点都不早。新一代的创业者已经有好些例子和典范。Mobileye正在为许多一流的汽车OEM厂商（Tesla就是其中之一）服务。像CyberArk和Wix这些独立IPO已经成为web上面家喻户晓的名字，他们还是首批在超级碗上面打广告的以色列公司之一。像Adam Neumann那样的以色列人正在建设像WeWork那样的国际巨头，后者已经走出了纽约，在各地也有强大的存在。在过去，以色列公司的收购案都是规模较小的技术收购，但最近像Waze（Google收购）、Trusteer（传10亿美元卖给IBM）、Viber（9亿美元卖给乐天）就是一些规模更大的例子。

其影响有两方面：1）创造出了类似于旧金山“Paypal帮（很多创业者和公司都出自Paypal早期员工）”的知识中枢；2）这些公司的高管和创始人态度开放，愿意把进一步扩张企业的经验、建议和指导分享给新一代的创业者。

Abramowitz：这么说以色列有一个Waze帮？

Shochat：Uri Levine（Waze联合创始人）跟我都在Zell讲课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用一个非常特别的理论进行广泛投资。我不知道Noam、Ehud或者Amir等人是否活跃或者怎么个活跃法，这实际上是以色列的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像AngelList那样的好去处去了解那些人的活动。

其他公司也有相当活跃的一帮人。Saar Wilf的FraudSciences就是这样，那家公司的员工都相当具有创业精神，Winx、Fiverr、Onavo、Soluto、Seeking Alpha的也一样。

有趣的是，以色列大技术公司员工出来创业的远比娱乐大公司出来创业的员工少。很好奇想知道原因是什么。

Abramowitz：你提到了以色列缺少像AngelList这样的地方，但阻止以色列成为更大的扩张国度还存在其他的障碍和约束吗？

Shochat：这个原因说出来你可能会笑，缺少的关键要素是中层管理。以色列人喜欢要么独自写代码或者设计，要么成为副总或者CxO之类。学校、部队或者大学都没有人教过我们要成为可扩张公司的骨干。

近年来我们看到工程、产品管理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这些管理形式相对休闲一点，没有那么多的层级。也许这种风格更适合本地文化。

Abramowitz：这个我很难认同。

首先，我觉得相对于缺乏中层管理，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冲突以及工资赶不上生活开支的经济情况是更大的障碍。

其次，这个问题似乎很好解决。有很多（像我这样）人从以色列搬到了美国或者欧洲，这些地方并不缺少中层经理。这些人难道不可以介入进来弥补中层管理的不足吗？

Shochat：有趣的是，我发现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并没有对建设大公司产生负面影响。自然在外部刺激的推动下发生了演进，类似地，地缘政治冲突等巨大挑战（尽管有许多不好的地方）实际上也会刺激创新。这既受到了情报机构加强工程努力（如8-200等情报部门被赋予在这种复杂情况下保证以色列持久安全的任务）的推动，也受到了由此造成的“搞定（getting shit done）”文化的影响。你提到的生活成本问题的确存在，但要特别指出的是，“高科技经济”的收入水平足以维持（非常）高标准的生活水平。这跟你看到Google/Facebook/Twitter等高科技公司员工推高当地房租，给旧金山人造成影响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你愿意在特拉维夫以外的地方生活，那生活成本就会显著下降。我最大的抱怨是公共交通发展不够。

回到建设大公司的问题，那是一个处在变革当中的行业所面临的问题之一，也是以色列藐视权威文化的问题。从历史上，这种做法对于行业的快速启动和推进类似迅驰（在“对的事就要坚持”的理念推动下，英特尔以色列分部对抗公司高层，终于促成了公司不再以时钟频率为关注重点，而是转向以能耗比为更高优先级，从而拯救了英特尔公司，更多参见以色列如何拯救英特尔）这样的项目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环境对于中层管理，无论是来自内部的还是从外面空降的中层来说却是不利的。不要误会，我们“需要”像你一样的人，但是这应该是更广泛的文化转变的一部分。

Abramowitz：这一切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即在以色列创造规模经济是不是就像往一个圆洞里面硬塞进一根方块？即便是以10亿美元售出的Waze，如果是一家硅谷公司的话可能它的选项也会多一些。

如果以色列坚持以快速退出而不是打造下一个Google为目标建设公司的话有那么糟糕吗？

Shochat：首先我要挑战一下有关Waze的假设。那时候Noam已经在旧金山居住了，而且当时Facebook、Google等都在展开竞标大战。有人可能会提出，最终的收购方目的是想保护自己的弱势不受攻击而不是最大程度发挥自己对其它竞标方的优势。

我们现在生活在全球化的经济转变当中，这意味着在以色列开设总部可以让以色列公司比美国同行更快地接触中国、印度、俄罗斯甚至欧洲市场。所以我倒要反过来问问你，为什么要把我们自己限制在10亿美元退出就心满意足？注意，5年前同样的问题那个数字才是1亿美元。

Abramowitz：你认为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在以色列开设商店来更快接触中印俄欧等市场吗？

Shochat：我不认为以色列是做那些市场销售营销的好地方，因为税、对移民友好性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