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该听什么音乐，谁说了算？

音乐先声·2026年08月12日 19:40

管得了吗？

韩国要修改法案给青少年听歌立规矩，结果两周就撤回了。

近期，韩国迎来音乐行业近年来最具争议的一次监管改革。该国国会议员提出一项针对《音乐产业振兴法》的修正案，拟要求音乐发行商在歌曲正式发布之前，先对其中是否含有危害未成年人的内容进行审查。

法案提出后，引发了韩国音乐界的强烈反弹，由10个文化与艺术团体组成的联盟、说唱歌手E SENS都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反对，批评该法案属于时代倒退式审查，只将青少年视作管控对象；同时，仅依靠模糊标准实施管控，试图一刀切遏制不良内容的思路，也引发质疑。

目前，法案虽已撤回，但问题并没有消失：当事前审查走不通，未成年人音乐内容治理到底该由谁负责？而当青少年真正高频接触的声音，越来越多来自短视频里的十几秒BGM时，争论“某一首歌该不该被禁”，可能已经不够用了。

保护未成年听歌，错了吗？

这项法案由韩国民主党议员金贤提出，并获得另外9名议员联署。按照法案要求，音乐发行商必须依据《青少年保护法》的审查标准，在录音作品正式上线前，自行判断其是否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危害。

具体来看，如果发行商认为作品会危害青少年，且制作者是青少年，发行商则不得发行；如果制作者是成年人，法案本身并未直接规定一律拒绝发行，但作品若按照《青少年保护法》被认定或作为青少年有害内容处理，可能适用年龄验证、19禁标识、禁止向青少年提供等限制。

韩国艺术媒体《News Art》查阅法案原文后指出，修正案并未设置刑事处罚，违反规定的发行商主要面临地方政府的整改命令或警告。事实上，这项修法最大的变化，不是扩大审查范围，而是把原本事后审查改成了发行前筛查。

按照韩国现行制度，一首歌曲通常原则上可以先上线，再由主管机关依程序决定是否将其认定为“青少年有害媒体物”。如果最终被认定有害，平台才需要限制未成年人收听。修正案则希望让发行商提前把关，从源头减少暴力、仇恨或鼓吹犯罪的歌曲进入未成年人群体。

从治理动机看，这并非毫无来由。

近年来，韩国社会围绕网络仇恨、校园霸凌、美化犯罪和数字暴力的讨论持续升温。2020年的“N号房事件”让韩国意识到，违法有害内容一旦借助网络扩散，往往会在监管介入前造成现实伤害。

此后几年，全国又陆续爆发青少年Deepfake色情影像事件，大量中学生利用AI伪造同学、教师的裸露照片并通过Telegram等平台传播，再次引发社会对未成年人网络内容治理的关注。

与此同时，韩国教育界也不断发出警告，校园霸凌正越来越多地与网络文化交织。一些学生把侮辱、仇恨甚至现实中的霸凌对象写进歌词，借助TikTok、YouTube Shorts等短视频平台迅速传播，再同步上传至Melon、Spotify、YouTube Music等音乐平台，使原本停留在社交媒体的内容，进入商业发行体系。

比如去年1月，韩国多名青少年音乐人集中发行问题音源，歌词大范围包含仇视女性、歧视残障群体，美化强奸、吸毒、杀人等各类暴力犯罪内容。韩国主流音乐流媒体平台也无限制上架流通，全程缺少监管约束。

今年5月，韩国06年说唱歌手Rich Iggy，计划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逝世纪念日当天开办专场演出，演出时间、门票价格均刻意选用忌日数字，以此羞辱逝者博取流量。此事曝光后引发全民公愤，卢武铉基金会发出法律追责警告，演出场馆也随即终止场地租赁，演出被迫取消。

这些事件叠加在一起，让社会对仇恨类音乐缺乏监管的不满集中爆发。这也成为韩国《音乐产业振兴法》修正案出台的直接导火索。

问题在于，修法选择的路径，是把第一道责任交给发行环节。

这正是音乐行业最担心的地方。1996年，韩国已废除音像事前审查，同年宪法法院也曾判定强制事前审查违宪。业内直指该法案是逆时代倒退的审查制度，会践踏民众长久争取的创作自由。

业内认为，该法案没有清晰、统一的有害内容判定标准，全靠发行商、行政机关主观判断，极易造成随意限流下架、平台过度管控，倒逼创作者提前自我审查。同时民间团体指出，单纯靠封禁、禁令无法根除乱象，违规表达会变换方式持续滋生，只会扩大公权力管控大众文化的权限，治标不治本。

还有观点批评认为，法案以保护青少年为名，压制青少年自身的创作与思辨表达权，且第22届国会接连批量出台各类“禁止法”，一味依赖管控立法的思路存在巨大隐患。

因此，在韩国业内人士看来，此次法案的修改，与其说是在保护未成年人，不如说是在用一刀切的方式将他们圈养在内容无菌的温室里，这种保护，本身或许也是一种伤害。

各国如何保护，未成年的听歌自由？

过去二十年，各国都曾试图限制未成年人接触被认为具有不良影响的音乐。但和电影、游戏相比，纯音频音乐很少形成统一的法定年龄分级。

原因并不复杂。音乐主要依赖歌词、隐喻、语境和文化背景，同一句话在不同社群里可能有不同含义。一首歌是否“有害”，往往比一个暴力镜头或游戏机制更难被标准化判断。

因此，放眼全球，对于边界清晰的不良音乐内容，各国其实早已形成相对成熟的治理共识，但并不主要体现为对所有歌曲建立法定年龄分级，而是体现为一种分层治理结构。

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做法，是唱片业实行的Parental Advisory（家长提示）制度。针对涉及暴力、毒品、性等内容的专辑加贴提示标签，提醒家长注意作品内容。

这一制度本质上属于内容提示，而非年龄分级。因此，美国的模式更强调赋予家长知情权和选择权，而不是由政府决定未成年人能否收听特定音乐。

相比之下，英国在纯音频音乐方面的管理也较为宽松，但对音乐视频的保护措施更进一步。

自2014年起，英国政府联合BBFC、英国唱片业协会、YouTube、Vevo等机构推动在线音乐视频的年龄分级试点。如今，三大唱片均同意将不适合12岁以下儿童观看的新发行音乐录像提交BBFC评级，依据暴力、毒品、性、语言等内容给予U、PG、12、15或18等年龄等级，并在YouTube等平台展示相应标识。

除了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海外音乐平台自身也逐渐承担起未成年人保护责任。

例如，Spotify就通过“Explicit（E）”标识提示含有成人内容的歌曲，家庭套餐管理员可以限制子账户播放Explicit内容；Spotify Kids则提供独立的儿童版本，由编辑团队筛选适龄内容，不包含被标记为Explicit的歌曲。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直接限制未成年人听歌，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将监管对象转向网络平台本身。通过完善年龄验证、儿童账户、推荐算法、内容过滤等机制，减少未成年人接触有害内容的风险。

例如，英国《在线安全法》要求平台履行儿童保护义务，建立针对未成年人的风险评估和保护措施；澳大利亚则率先实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账户限制制度；去年12月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法国等多个国家也陆续推进类似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软件的立法。

这意味着，未成年人音乐保护正在从“审查某首歌”，转向“管理接触路径”。谁看见、在什么账户状态下看见、被推荐多少次、是否有提示、家长有没有控制工具，这些都比单一标签更接近今天的问题现场。

比“有害歌曲”更难办的，是什么？

相对来说，国内对于未成年听歌的治理，甚至更为严格。

2015年，原文化部公布首批120首网络音乐内容黑名单，MC HotDog、阴三儿、黄立行等歌手的部分作品被下架，主要涉及宣扬暴力、色情、毒品等违法违规内容。彼时，无论是监管者还是公众讨论的对象，大多依然是一首完整的作品，或者是能叫得出名字的艺人。

实话说，针对听得见的、可判定的违规，我们的监管工具、平台已经足够丰富，争议更多在执行时机与尺度，而非方向本身。

现在，问题已经变了。真正迅速占据青少年耳朵的，往往不再是具有完整歌词、明确作者和固定主题的歌曲，而是短视频里十五秒、二十秒的循环BGM，很多时候甚至找不出任何一句可以被单独判定为“有害”的歌词。

按照过去的内容审查标准，几乎无可指摘。

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曾说过：“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但今天，短视频内容下的声音环境，正在让儿童的语言系统，甚至理解世界的方式变得单薄而趋同。

比如近年来欧洲媒体频繁讨论“Brain Rot（脑腐）”现象。2024年，“Brain Rot”甚至被牛津大学出版社评为年度词汇，用来描述年轻人因长期沉浸于碎片化、低质量网络内容，而产生注意力下降和思维浅层化的社会现象。随后，“Brain Rot Music”也被用来形容那些高度依赖重复旋律、洗脑节奏、情绪刺激和网络热梗传播的音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