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网、停航、亏百万，中国商人重回伊朗

4月22日，美以伊开战45天后，在伊朗做水产品进出口生意的商人林涛从国内飞往迪拜。他的目的地是位于波斯湾南岸，中东最重要的航运中转中枢——杰贝阿里港（Jabal Ali）。他要去“解救”自己被滞留在此处的货柜。

从落地迪拜机场开始，战争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冲击便扑面而来。曾经拥挤的机场，只有稀稀拉拉几个行人；走进市场，开着的商铺不多，许多商铺甚至空了，“曾经一铺难求，现在都没人租了。”

车往港口驶去，每驶近一分，林涛的心就往下沉一点。还在国内的时候，他看到新闻说，波斯湾内曾有约3200艘船舶滞留，那时一切对他来说只是数字。等他到了港口，数字变成现实。

“一路上看到的满满全都是集装箱，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触目惊心。情况比我们（在国内时）想的更糟糕。”

他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杰贝阿里港的滞期费约为100-150美元一天，不同船司还对每个货柜征收了一笔强制附加费，1000-3000美元不等。他的货柜已经在港口堆了一个多月。

而这，仅仅是第一笔账。

工厂停摆，工人工资还得照发。人还没回到伊朗的工厂，几十万人民币已经亏在路上了。

货在海上，人在岸上

林涛不是唯一一个正在“烧钱”的人。

2月28日，美国对伊朗投下第一颗导弹。这一天，在伊朗做矿业生意的肖雷有一批货正要出发。船早就开了，开到霍尔木兹海峡，开打了，只能折返。货至今还堆在港口。国内的客户着急收货催他，他去催船司，船司也没办法。

开工厂的蔡伟文和朋友拼了艘伊朗的船。伊朗海军放了行，但航行至美国海军处又被劝返。

“就这样来回折腾。这些船滞留期的费用，都是要货主出的。”肖雷说。

做物流生意的刘波遇到了更头疼的情况——甩货。“我原本计划卸货在阿曼，但如果中间有新的冲突，船东有可能不打一声招呼，就把我的货直接抛在印度。”

他有一个柜子就这样被抛掉了。

那个柜子本该在2月28日前后抵达伊朗的恰巴哈尔港（Chabahar）。刘波没联系上船东，再听到消息时，就是船东通知他：货被抛在了巴基斯坦卡拉奇（Karachi）的卡西姆（Qasim）港。这个柜子里有他自己灯具厂的原料，也有他物流公司的客户的货。

他尝试过自己安排转运。但港口回复称，只能由伊朗国航转运。他又给伊朗国航发邮件，伊朗国航回复：暂时没有计划。

● 回到伊朗后，刘波乘车路过一座被轰炸过的大楼。图源：受访者

货被困在海上，岸上的人也断了消息。

伊朗国内的网络在今年年初就被切断，没网什么生意都做不成。想要有网只能用VPN，最贵的时候5美元一个G。VPN也不稳定，为此，蔡伟文开通了3个VPN，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回切换，但依然没法和人打上超过5分钟的语音电话。

林涛干脆放弃了通话，给人发语音条，连发几条60秒的，转啊转啊，最后变成一个红色的感叹号。

肖雷在屋里走来走去，找到一个有信号的地方，保持一个姿势打了50分钟电话。因为一动就掉线。

林涛在家里看着新闻，坐立难安。他工厂所在的格什姆（Qeshm）自贸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西侧入口，距离频繁被轰炸的阿巴斯港（Bandar Abbas）仅有一条水道之隔。3月初，他看到消息称美军为争夺海峡，计划大规模轰炸格什姆岛，他很担心工厂的安全。

他也有一批货本该在冲突前离开霍尔木兹海峡，还有许多货在工厂准备上船。但战争爆发得突然，又没有网，这些货怎么样、滞留在哪了、工厂有没有被炸，他都无从得知。

想回伊朗也回不去。肖雷原计划4月9号这天抵达伊朗。当时伊朗的领空尚未开放，他本打算从北京飞到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再飞阿斯塔拉，从陆路入境伊朗。一个月前，他和华联会的其他成员组织华人撤离，走的也是这条路线。

但当地的中国人告诉他，这段时间口岸并不通畅，有时能过有时不能，一些想去伊朗的中国人已经在阿塞拜疆滞留了一周。他只能作罢。

人在岸上，货在海上，两头都够不着。留在伊朗的人，也只能数着导弹过日子。

六枚黑乎乎的导弹从史军的视野中飞过，最近时距离他只有150米。他在各种新闻和资料里看到过，那是战斧导弹。3月初，在德黑兰的华人开始陆续撤离回国。伊朗华侨华人联合会（简称华联会）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劝史军一起走。他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留下。

他从2012年开始在伊朗工作生活，中间离开过几年，又在2025年回到伊朗做外贸生意。在这一年里，先爆发了12日战争，再是伊朗国内的游行动乱，紧接着就是美以伊战争。满打满算，能让他正常开展业务的时间还不到半年。

● 德黑兰的地标建筑默德（Milad）塔在战争中被无人机炸掉了边角（右上）。图源：受访者

他在心里对战争做过几次预判。开战时他想，3月21日就是伊朗新年，美国、以色列、伊朗三国应该会把武器库存消耗完，留几天让人过年吧？新年在炮火中过去了。他又想，最多再打一个星期，该让大家上班了吧？希望再次落空。

史军所在的老城区不是打击对象，生命安全没有问题，但他形容每一天都“像在坐牢”。爆炸声在晚上八点响起，接着是十一点、凌晨两点和凌晨五点。战斗机的引擎轰鸣，让他睡不了一个整觉。德黑兰一半以上的人都撤到周边省份躲避战火，整座城市空空荡荡。

他睡不着，也没法做生意，只能等着，想着自己那些进不来的货。

刘波等不下去了。他从恰巴哈尔保税区撤离到了伊朗西北端、与阿塞拜疆交界的焦勒法（Jolfa）保税区。因为靠近阿塞拜疆，他蹭上了阿塞拜疆境内中国移动的网络，勉强保持通讯顺畅。他最担心的还是货——仓库在港口边上，仗打得这么凶，还安全吗？

4月8日，三国终于短暂停火。

休战次日，刘波就回到了恰巴哈尔港。回来一看，港口边上的不少军营都遭到了轰炸，堆放货物的仓库也被误伤。他的一位伊朗朋友就有一间存储大米的仓库，和两辆还没来得及卸货的大货车被炸毁，这个地方距离刘波的仓库只有600米远。

从迪拜辗转回到工厂时，林涛最先看见的是碎掉的门和窗。在他的工厂后方，有一处和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工厂被炸，余波震碎了玻璃。“当你亲眼看到建筑物被炸掉的时候，（对人的）震撼还是很强的。”他说。

停摆的工厂，不能停的工资

4月27日，马汉航空恢复执行了中伊航线。包括肖雷在内的许多中国商人在这之后陆续飞抵伊朗。

战争没有结束。就在肖雷落地伊朗的5月8日，还发生了几起爆炸。但日子要过下去，对“有些习惯了”的伊朗人民来说是，对这些把未来和家当都倾注在伊朗的中国商人们来说也是。

肖雷三天只睡了三个小时，跑了伊朗许多省份，拜访客户、矿主。“网络不好，电话不通，要自己亲自跑一趟，看了之后才踏实。”

战争对生意的打断是断崖式的，但生意恢复却是系统而缓慢的：机器还在，但工人没回来；厂房还在，但原料断了；生产重新启动，货物又出不了港。就像检修一台停摆的机器，他们需要沿着生意的链条一环环排查。

● 为了把货从波斯湾内转出，林涛一直在迪拜、阿曼和富吉拉几个地方穿梭。图源：受访者

第一个需要确认的是工厂还能否正常运转，取决于两个要素：人和原材料。

蔡伟文的工厂在战时停摆。他的工厂约有150人，大部分是伊朗本地人，约有6名中国关键技术工。出于安全考虑，中国工人第一时间回了国。伊朗当地的工人虽然有个别懂点技术，“但不能让他们长时间地运转，可能会操作不当损伤设备。”等到5月底，中国技术工才陆续回到伊朗开工。

停产两个多月，工人的基础工资和社保必须得交。光是发工资，蔡伟文每个月就要支出四五十万元。人还没回伊朗，就先花出去近一百万。

4月8日停火，正好也是伊朗人结束新年假期的日子。肖雷在国内收到伊朗员工的消息，问他：“老板，我们可以复工吗？”肖雷开的是洗选厂，技术相对简单。他想了想说，“你们要复工就复工吧。”

伊朗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这次回到伊朗，肖雷所在的华联会做了一次市场调研，访谈了上百户各个省的伊朗人，得出了战争加剧了这一现实的结论。工人想工厂复工，也是出于对失业的担心。

“我们华人既然到这边来做生意，这些（人力成本）我们能承担，也是一种责任。”肖雷说，“他们复工了心里踏实点，起码还没有失业，还有口饭吃。”

等人到齐了，原料又成了问题。

对曹德旺和肖雷所在的矿产行业来说，断供发生在最源头。在战争中，炸药厂是美以重点轰炸的对象。但炸药不仅用来制造武器，也是开采矿山的必要材料。

伊朗目前炸药极其紧缺，虽然也从其他国家进口了一部分，但像这种军民两用的高度管制物资，由国家统一统筹。在资源分配的优先级里，采矿这样的生产活动排不上号。

矿山停工，他们买不到可用的矿石，只能靠战前的一点库存，勉强维持两个月。

刘波的LED灯具厂，仓库已经无货可卖。工厂生产所需的零部件大多得从国内进口，海运不通，新料进不来，正常情况下，仓库会滚动储备约2个月产能的料，但从年初开始，先是伊朗国内动乱，之后是中国春节工厂放假，接着美以伊战争，打乱了生产和备料节奏。

“伊朗国内需求很大，我们基本生产出来就能卖出去，最大的问题就是原材料短缺。只能先恢复20%-30%的生产力，至少让工厂先转起来。”刘波说。

路费、汇率和说变就变的规则

生产勉强恢复了，但货还是出不去。

从霍尔木兹海峡走，在这几个月里成为了奢望。这些商人们开始四处找路。

有人最先想到中伊铁路。这条以西安为起点，途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路线，是战争期间少数还在运转的通道。

但铁路运力有限，列车单次运量只有约3000到5000吨，和运量动辄数万到十几万吨到大型集装箱船不在一个量级。刘波的许多客户本想走铁路，但一听说货需要在货场排队一个多月才能上车，也就作罢。

铁路运输的价格也在上涨。五月中旬肖雷询价的时候，一条铁路运输柜的报价已经从3000美元左右涨到了近10000美元。同样是40尺的柜子，海运涨价后的价格则是8200美元。

● 德黑兰铁路货场。图源：受访者

还有人尝试走巴基斯坦。4月，巴基斯坦启用了与伊朗的过境走廊，颁布《2026年货物经巴基斯坦领土过境令》，允许第三国货物经其领土运往伊朗。

这条路听起来可行，但实际操作下来，刘波发现隐形成本远比想象中复杂。首先是货物抵达巴基斯坦港口后要向海关缴纳一笔3000美金的关税保证金，货物到达伊朗后这笔钱才会退款，“但退款速度非常慢。”其次，一路上关口很多，“每个关口都需要额外支付一些费用，最后成本远远超出我们可承受的范围。”

刘波最后找到了一个办法——走渔船。先把货从中国发到阿曼，在阿曼港口卸货，再找渔船的船东，重新分批把货装上渔船运进伊朗。目前他有两个柜子刚抵达阿曼，正在联系渔船，“至少之前我身边同行走渔船没有被阻拦。”

大型渔船的运力只有约两三百吨，远不及集装箱船，但好处是灵活、不引人注意。他猜测是渔船能通行的原因就是因为运力少，不被交战双方关注。“但我停靠的是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估计还是不行。”刘波说。

这种方式的运输成本比平时翻了3到4倍。过去从中国直航到恰巴哈尔时效约为18天，现在增加到了45至60天。但比起货堆在港口每天产生滞期费，或者被甩在陌生港口完全动不了，这已经是他能找到的最优解。

还有一条小众路线是空运，也是成本最高的一条。大宗商品都不适用，只有史军做的玻尿酸、补牙材料这类小件高货值的贸易，才适合走空运。目前运输成本也比之前高了30%。

路的替代方案找到了，但变数却远不止运费。

伊朗的通胀率长时间高达50%以上，战争又加剧了汇率波动。“特朗普早上放一个好消息说我们不准备打了，里亚尔兑美元立刻涨了，变成150万里亚尔兑1美元；第二天炸弹一炸，里亚尔又跌了，又变成180万兑1美元了。”史军说。

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还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本。战前，蔡伟文计划在伊朗新建一家用电量2000kw的中型工厂，申请已经获批。然而等他再回到伊朗想继续推进时，建厂的开口费（各种审批、许可、关系协调等前期费用）从战前的约合20万人民币暴涨8倍，变成了160万人民币。“他（中间人）的理由就是货币贬值了，但是货币贬值也没有贬值这么多呀。”

他在海关处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出口铁精粉，过去是5%的增值税和5%的关税。短短两个月，税率忽然就变成了总计20%。

政策在变，清关规则也在变，这些变动都会变成成本。“和战前完全是两码事。所有的生产计划、采购计划，都会受到影响，都要重新调整。对政策的、社会的认知最好都从零开始，不要在某个环节上因为迷信之前的经验，带来没必要的损失。”蔡伟文说。

到现在，没人能统计出这场战争造成损失的确切数字。“反正能撑一天是一天。没想这么多，越想越烦，谈这个事心里很纠结的。”肖雷说。

这些还想继续在伊朗做生意的中国商人，都做好了一切推倒重来的准备。肖雷说，他们已经把这样的事情当成常态，“心态是第一要素。心态不好，那对所有局势的判断都会错误。”他说华人圈还经常讲一个笑话，“到伊朗做生意，首先要变成神经病。”

“以前挣的钱，也确实是在伊朗挣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走？

答案或许藏在周期更长的账本里。“在伊朗虽然也踩了很多坑，但之前挣的钱也确实是在伊朗挣的。”蔡伟文说。

2004年，林涛就听到消息称迪拜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商品销售往伊朗。他第一次知道伊朗是一个面积大、人口多、需求旺盛的国家。“整个中东其他（国家）都只有两三千万人口，但伊朗当时有七千多万人口，并且在当时消费能力是比较强的，人均收入比中国高。”他一直想进入这个市场，但因为当时信息渠道闭塞，加上担心政局不稳，他等了三年。

2007年林涛来到伊朗，和人合伙在靠近伊拉克的阿巴丹（Abadan）建了一个“中国城”样的小型中国商品市场。但到2010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对伊朗进行史上最严厉制裁，美国开始用美元体系的主导地位将伊朗逐步排斥出全球金融系统。

2012年，伊朗被踢出SWIFT国际支付体系。林涛至今记得那时爆发的银行挤兑，当天外汇开盘时汇率约195土曼（伊朗长期存在两套货币单位，2020年货币改革前，土曼是民间使用的货币，1土曼=10里亚尔）兑1元人民币。仅仅过了两个半小时后收盘，土曼就贬值了3倍。

这一天所有伊朗人都冲进银行，挤在柜台前，争先恐后地想要把手里的钱转出去或是兑成外汇，晚一分钟，可能都是巨大的损失。

从那时起，伊朗经济每况愈下，人们手中的钞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生活水平和购买力也大不如前。“中国城”最后没能继续做下去，歇业关门。

2016年，伊核协议生效，中国和伊朗结成了全面战略友好关系，宏观环境上的好转让林涛看到了希望。他转而来到格什姆自贸区，做鞋帽等纺织品等进出口生意。

好景不长，2018年特朗普执政，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恢复种种制裁。林涛一看，货币又开始大幅贬值，便决定在已经稳定的进出口业务外找找新的出路。伊朗海岸线长，渔业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又低，于是他和别人又一起合伙办了个水产品加工厂，主要出口到周边的南亚国家，一直做到现在。

● 德黑兰城景。图源：受访者。

在伊朗呆了十多年，不会有人比他们更了解伊朗营商环境的复杂。但这种复杂也是门槛。

“如果觉得这个风险承担不了，去东南亚也行。东南亚做生意方便，但那个地方中国人（的竞争）也就特别激烈。”史军说。他有一个原本在伊朗一起做生意的朋友，在经历过这次战争之后，决定离开伊朗去印尼发展。

还有一部分人相信，风险和机会是硬币的两面。经历过重创的伊朗，即将面临如何重建基础设施和社会秩序的问题，这其中就蕴藏着商机。

“伊朗是这样，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肖雷说。

虽然暂时货还出不了港，但他的生产计划不减反增，“反正钱放着也是贬值，不如换成货。”他想，等到恢复正常的那天，必将出现巨大的需求缺口，他要提前做好准备。

他还看到，和他同一时间去往伊朗的不仅有像他这样的工厂主，还有去考察的人。“一些人很看好伊朗这个市场，都想过来干第一波；还有一些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来亲眼看看这里的情况，分析分析，回国立马买股票，赚翻了。”

林涛对这些跃跃欲试的新人保持着谨慎。“首先伊朗是一个很保守的国家，很多项目可能不一定会愿意给外国人；其次你要搞基建，钱从哪来？有人说能源换基建，但在伊朗这样的地方，（商务）谈判可能就会耗很长时间。”

“哎，反正不好说，伊朗的事情全部都不好说。”

6月15日，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双方正式的签署仪式定于6月19日在瑞士举行。对于身处冲突中央的这些中国商人来说，他们还没有切实感到变化发生。“估计还得等局势彻底明朗。”刘波说，他提前预定的5万吨的散货船，还在等待海峡开放后发船。被抛在港口的货，也没有动静。

“但是不管咋样，这是好消息。”林涛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镜相工作室”，作者：镜相作者，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