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中国经济往何处去？
中国经济怎么了，将往何处去？这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在中欧Global EMBA课程近期举办的“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斌指出，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再平衡”的过程中，这是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钱包、每个家庭的未来、每个企业生死的深刻变革。他提出的三个“再平衡”方向和对2026年的宏观判断，或能为我们拨开迷雾，助我们看清前路。
今天，我想从一个不同的视角，与大家探讨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
从“奇迹”到“新常态”
在开始之前，我想与大家分享我绘制的一张新图。这张图对比了中国政府设定的GDP增长目标和实际实现的GDP增长率。我用绿色虚线将2001—2025年这个时期一分为二，2001—2011年是前一个时期，2012年至今是后一个时期。
“增长奇迹期”（2001—2011年）
如图所示，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十年，政府在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时很是谨慎，将目标定在7%~9%的区间内。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推出了四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计划，当时的目标也是适度地设定在8%。
但是，在这十年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远高于目标。虽然四万亿刺激计划对中国经济是好是坏尚无定论，但它确实拯救了世界，当其他国家和地区陷入困境时，中国保持了约10%的增长率，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根由，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解释，那就是“成功=IQ×EQ×机遇”。其中，IQ（“智商”）和EQ（“情商”）影响供给端，而机遇影响需求端。
IQ指的是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如劳动力和资本等。这一时期中国拥有丰裕且年轻的劳动力（即“人口红利”）和高储蓄率带来的高资本供应量。
EQ指的是一个国家利用资源的效率，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这一时期中国在技术上快速追赶，同时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制度红利，让中国能够高效地利用资源。
在IQ和EQ两者共同作用下，中国形成了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但是，如果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尽管其价值作为存货投资计入了当期的GDP，这种靠存货投资带来的增长不可能持续。幸运的是，中国经济遇到了全球化时代这个机遇，全球市场为中国产品提供了巨大的需求，中国生产的东西不愁没有买家。
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扭曲型高增长均衡。
➊高储蓄支撑高投资，带来高产出；高储蓄意味着低消费，从而形成对出口的高依赖。
➋对出口的高依赖导致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目标是延缓人民币升值步伐。为此央行需要发钞购进高出口带来的大额外汇。高外汇累积的结果就是高外汇储备，它对应的就是央行购汇的高人民币发行量（被称为外汇占款）。
➌高外汇占款意味着货币持续超发，增发的货币流向房地产，导致房地产价格高企，财富分配愈益不均，社会矛盾积累，进一步改革阻力重重。
“新常态期”（2012—2025年）
扭曲型高增长的终结是必然的。从2012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新常态”时期。“新常态”这个词意在表达中国经济告别由数量驱动的旧发展模式，转向由质量驱动的新发展模式。
这些年来，尽管GDP增长目标已从7.5%下调到5%左右，但实现起来仍有压力。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有很多掣肘和不利因素。虽然很多人希望政府出台强劲的宏观刺激政策来让经济恢复快速增长，但我认为这不会发生。在通盘考虑和权衡长期目标、中期转型与短期困难后，政府的短期政策导向看来是以稳定为优先项。
所以，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接受正处于“新常态”的现实，即中国经济不会再像2010年之前那样高速增长了。
增长放缓背后的三大原因
全球化时代终结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进入了“逆全球化”时代。中国货物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34.1%下降到了2025年的19.3%。曾经为中国产品提供巨大需求的全球市场，现在正遭受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剧烈冲击。
人口红利消失
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短缺，更是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下降。如下图所示，中国的储蓄率从2010年的50.6%下降到了2024年的43.4%，同期投资率从46.1%降至40.6%。
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
最令人担忧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据中国全要素生产率问题专家伍晓鹰教授的研究，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2001—2007年为2.1%，在2007—2023年期间为负增长，其中2007—2012年为-2%，2012-2023年为-1%。
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可能源于技术倒退，但中国的技术水平在这个时期无疑是在不断进步的。那么，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只能归因于资源配置机制出现了问题，导致资源使用效率变低。
中国需要实现三个“再平衡”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经济需要实现三个关键的再平衡。
一是在国有部门政策和民营部门政策之间实现再平衡，落实好两个“毫不动摇”的国策，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目前，这第一个再平衡的方向须是将政策支持向民营部门倾斜。
十年前我曾提出过一个“门缝理论”，被罗振宇在他的“罗辑思维”节目中介绍过。这个理论的核心假设是中国的民营部门没有得到足够的自由和空间去做事情，它们是通过一道“门缝”做事，在夹缝中生存。由此我得出结论：如果能把政策门缝开大一些，给民营部门更多空间，经济就会向上向好。
不过，最近两三年总有学生对我说：“教授，你的门缝理论不灵了。即使门缝变宽了，也没人进去，因为担心进去后门会被关上。”确实如此，门缝效应的实现需要民营部门对政策有信心、有信任。所以，在政府方面，最重要和紧迫的是建立政策的可信性。
二是在投资和消费之间实现再平衡。大家都在谈论促消费的重要性，但如何才能让消费增长呢？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方面，中国是相对较低的。根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在2010—2023年的平均值作为衡量指标，巴西为84.2%，美国为82.6%，法国为77.5%，俄罗斯为73.7%，日本为72.4%，韩国为61.9%；北欧福利国家这一比重较低，最低的挪威是54.4%。而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国民收入计算，同期中国的这个比重为43.2%。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得不到提高，他们的消费就难以提高。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实现投资和消费之间这第二个再平衡的方向。
三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实现再平衡。当今世界，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已远超其他国家；在即将重塑全球经济的新技术开发应用上，中美两国也处于领先地位。而此时特朗普奉行新“门罗主义”（他自称为“唐罗主义”），将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及其周边地区，这为中国打开全球新格局中的“中国空间”提供了机遇。
我认为，现在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塑造负责任全球领导者角色的时候了。作为一个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都很强大的国家，中国可以展现出有担当的领导力，倡导求同存异、合作包容的开放区域主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广交朋友，推动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全球合作共同体。在全球事务中实现从竞争向合作的再平衡，不仅对中国有利，也对世界有利。
2026：一个“机遇”之年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2026年，我会选择“机遇”（Opportunity）这个词，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万事开头难”，对第一步我们总是会更认真和谨慎地对待。我相信，在中国政府将稳定作为短期优先项而不出台强刺激政策之时，会更倚重“门缝效应”，在更多的经济领域开大“门缝”，让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
其次，今年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人们总说特朗普带来不确定性，但实际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一年之后，特朗普想做什么变得很确定了。特朗普的所有行为都围绕着“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这个总纲，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和周边地区。遏制中国的发展是美国的长期目标，但不是特朗普政府目前的优先事项。中美元首去年在韩国见面，今年4月特朗普将访华，这为2026年定下了一个中美更多合作、更少对抗的基调。
当然，对抗仍将是中美之间的主旋律，但这将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从长远来看，两国会在经济、科技、地缘政治等方面更加防范对方。但在短期内，我认为两国之间的合作可能会比大家所预期的要多。
整体来看，今年的国内外条件相对有利，为希望有所作为的人们，如年轻人和企业家提供了机会窗口。希望大家利用好这个机会窗口，在个人事业和企业发展等方面积极行动。
现实、信心与平衡
我知道，过去几年我们经历了一段较为困难的时期，大家并没有太多的乐观情绪，因为经济发展缓慢，就业机会不足，收入增长也不如预期。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有起起落落，经济自然也有起起伏伏。中国经济正处在艰难的转型期，这个过程中会有积极的一面，也会有消极的一面。中国经济中的部分领域，比如人工智能和新能源等增长很快，而其他一些领域则处境艰难。虽然很艰难，但中国经济转型和再平衡势在必行。这个过程中会有机会窗口，我们应该保持积极敏锐的态度，去抓住机会。
在中国经济艰难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应直面困难，始终保持信心。中国从来不缺充满干劲、富有雄心壮志的人，这也是“内卷”的缘由之一。同时，当情况不乐观时，也会有一部分人滑向另一端陷入躺平的陷阱，认为“不管做不做，一切都不会有什么不同”。但功不唐捐，做与不做，结果大不相同。“躺平”不是中国人的传统，在这个经济转型期我们需要充满勇气，心怀乐观，寻找机会，努力去做一些能改善自己、家庭和企业的事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继续卷才是出路。就像国家经济需要再平衡，我们每个个体也需要在“卷”和“躺”之间找到平衡。“内卷”和“躺平”都不是出路。能够带我们走向成功和幸福的，是有智慧的平衡。
教授简介
许斌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吴敬琏经济学教席教授。他于1986年和1989年获复旦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入中欧之前，许博士任教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获终身教职。他还曾任教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咨询。许斌博士的研究着重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战略，以及新兴市场的贸易和金融问题，其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国内知名学术刊物，因其被高频引用，许博士荣列英国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发布的“2021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ID：CEIBS6688），作者：许斌，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