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技术的千年共舞：为什么每次技术革命，都伴随泡沫与重构？

36氪领读·2026年01月19日 07:18

AI投资狂潮下，如何分清泡沫与机遇？

导语：当生成式AI引发投资狂热，技术创新与金融泡沫再度交织，我们该如何穿透迷局、把握周期红利？近日，科技投资界圣经《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经典再版！作为“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先驱卡洛塔·佩雷斯的重磅力作，本书以200年来的五次技术革命为蓝本，新增对AI时代科技投资周期的全新洞察，破解“技术突破-金融狂热-泡沫破裂-制度重构-黄金时代”的底层逻辑，带我们在狂热与秩序之间，把握当下科技投资的规律。

以下为《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为本书撰写的推荐序《在狂热与秩序之间：《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的思想启示》，以飨读者。

作者：[英] 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

译者：田方萌等

出版社：湛庐文化/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2月

从泡沫到秩序：资本主义的深层节律

卡洛塔·佩雷斯的《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是一部以长时段视野理解资本主义演化规律的经典之作。它不仅在熊彼特“创新与周期”的传统中再造新意，也以独特的系统视角揭示了技术、金融与制度之间相互塑形的复杂关系。

佩雷斯以200余年的工业史为素材，描绘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波浪形”结构：从18世纪的机械化革命，到19世纪的蒸汽与铁路革命，再到钢铁与电气革命、大规模生产革命，直至当代的信息与通信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不仅是一组新技术的兴起，更是社会组织方式与价值体系的整体变革。

佩雷斯指出，资本主义每隔约半个世纪，便经历一次由技术革命驱动的系统性转型。这一转型并非线性上升，而是在金融繁荣与制度重构的循环中展开。她将这种循环分为两个阶段：导入期与展开期。在导入期中，金融资本主导并助推新技术爆发；但投机的狂热与制度的滞后必然导致危机与崩盘。随后，在展开期中，社会制度逐渐与新技术匹配，生产资本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经济进入相对稳定与繁荣的“黄金时代”。

正是这种“动荡―调整―繁荣”的节律，构成了资本主义长期演化的脉搏。佩雷斯说，“金融狂热与生产繁荣并非对立，而是资本主义自我更新的两种节拍”，就是这个道理。

技术与金融的共舞：资本主义的双重动力

在佩雷斯看来，资本主义的力量来自一对动态共生的双轮：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前者提供新的增长引擎，后者则为其提供燃料。

金融资本因其高流动性和冒险性，往往是新技术的首位投资者。它敏锐地捕捉未来的可能性，并通过投机的方式让资本流向创新领域。正是在这种“贪婪与想象的结合”中，新产业得以诞生，旧结构被打破。佩雷斯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大爆炸”。

然而，金融的短视与投机也会把创新转化为泡沫。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初期，都伴随着不平等扩大、资产虚高和道德滑坡。当金融体系远离实体经济，沉溺于自我循环之时，崩盘便不可避免。

但危机并非终结。危机是资本主义的重组机制，是旧制度让位于新秩序的阵痛。崩盘过后，政府开始介入，法律、教育、税制和监管等制度逐渐适应新的技术逻辑，社会重新建立协调。此时，生产资本接管主导权，经济进入“创造性建设”的阶段，黄金时代由此开启。

这一分析让人重新理解金融的双刃性：它既是创新的催化剂，又是危机的源泉。佩雷斯的贡献在于，她拒绝把金融视为外部的扰动，而是将其纳入资本主义的内在循环。金融与生产的互动不是偏离常态的例外，而是制度进化的必经过程。

“技术-经济范式”：从库恩到熊彼特

本书中最具原创性的概念是“技术-经济范式”。佩雷斯借鉴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范式”思想，将其引入经济史，用于解释每一代技术革命所形成的“效率常识”和“组织理性”。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不只是机器的更新，更是思维方式的更替。蒸汽与铁路的时代以“速度与扩张”为理性；大规模生产时代以“标准化与规模经济”为信条；而信息时代的核心逻辑则是“网络化与灵活性”。这些“范式”不仅支配企业的管理实践，也影响社会的制度设计、消费文化乃至价值观念。

佩雷斯认为，一个新的技术范式之所以能引发社会的深层变迁，不仅因为它提高了生产率，更因为它改变了“什么被视为有效率、合理或先进”。当一种新的效率逻辑在经济主体之间被广泛接受时，整个社会便会在新的坐标系中重塑自身。

她因此将创新理解为一种社会吸收的过程――技术只有被制度吸纳，才能转化为经济增长。技术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制度对其的“可塑性”。这种洞见使佩雷斯的理论超越了传统的“技术决定论”，进入一种更具复杂性和互动性的历史视角。

泡沫、危机与重构：金融资本的宿命

在佩雷斯的笔下，资本主义的每一次兴盛都带着裂痕。导入期的金融狂热推动了创新的爆发，却也制造了社会的分化与制度真空。她指出，从19世纪40年代的铁路泡沫、20世纪20年代的华尔街繁荣，到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狂潮，泡沫几乎是每一次新经济的必修课。

这些泡沫的结构惊人地相似：先是“新技术改变一切”的乐观信念；接着是投机、信用扩张与资产虚高；最后是崩盘与萧条。她拒绝将之简单地归咎于贪婪或非理性，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历史必然――因为社会制度的演化总是落后于技术的扩散。当旧制度无法约束新金融时，危机便成了制度更新的催化剂。

危机之后，新的制度框架会逐步形成：银行监管、税收体系、工会与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投资政策……这些制度使技术的潜能得到真正释放，形成一个新的“协同阶段”。此时，金融资本退居幕后，生产资本重新主导，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黄金时代。

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再耦合”（recoupling）：当技术逻辑与社会制度重新契合时，资本主义的创造性力量便重新汇聚。在佩雷斯看来，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耦合―脱钩―再耦合”的循环，资本主义才得以在长期内保持持久的活力。

方法与启示：历史的系统思维

从方法论上来看，《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最大的贡献是恢复了经济思想的历史维度。佩雷斯拒绝把经济看作孤立的市场，而是把它放回到技术、制度与文化的互动网络之中。她的分析跨越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形成一种“系统进化论”的叙事。

她让我们看到，经济波动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技术与制度错位的反复出现。金融泡沫不是市场的异常，而是系统学习的方式。黄金时代的到来，不是自然均衡的结果，而是社会在危机之后主动重建秩序的成果。

这样的历史观极具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政策的任务不是消灭波动，而是引导泡沫、利用危机、塑造再耦合的契机。面对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和新型基础设施的浪潮，这一洞见依然具有指导意义。政府和社会需要做的，不是抑制新技术的风险，而是建设能吸收风险、引导资本流向生产的制度。

一些反思：理论的力量与张力

作为一套宏大的解释框架，《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拥有非凡的解释力，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它虽是一座理论高峰，但其提供的“系统叙事”也同样值得商榷。

首先，它在规律与偶然之间保持着危险的平衡。佩雷斯把技术革命归纳为近乎固定的五十年周期，展示了历史的韵律感。但现实世界往往更加复杂：技术扩散的速度、政治环境的变迁、全球体系的不平衡，都会打乱周期的节奏。信息革命的“黄金时代”至今未至，正说明历史并非机械地波动，而是充满不确定的偏差。

其次，它在功能主义与权力政治之间显得过于温和。佩雷斯强调制度“适配”的逻辑，却较少讨论这种适配背后的权力冲突。制度重构并非自动完成，它往往依赖政治斗争、社会运动乃至战争。她描绘的“再耦合”过程看似有机协调，实则隐去了权力分配与社会矛盾的复杂性。

最后，它在面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时显得保守。当平台经济、数据垄断和算法治理重新模糊了“金融”与“生产”的界限时，佩雷斯所区分的两种资本形态已经互相渗透。金融逻辑渗入日常生产，算法资本同时承担投机与生产功能。她的“金融退场―生产主导”的历史节奏，或许在这一时代已经被颠覆。

然而，正因为存在这些张力，她的理论才显得生动。它不是封闭的框架，而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能容纳偏差、承认复杂性的历史系统论。佩雷斯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终极答案，而在于启发我们重新追问资本主义如何自我修复、自我学习。

在范式的交替中思考未来

《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并非一部关于过去的书，而是一部关于未来的书。它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稳定，而在于循环；不在于消除矛盾，而在于将矛盾转化为更新的动力。

如果说熊彼特揭示了“创造性破坏”的逻辑，那么佩雷斯就进一步揭示了“创造性重构”的秩序。她让我们理解，真正的创新并非诞生于实验室，而诞生于社会对混乱的吸收、对制度的再造之中。在人工智能与气候转型叠加的时代，佩雷斯的思想提醒我们：技术革命的意义不在于机器的智能，而在于社会能否为其找到新的制度容器。如果没有这一“再耦合”，技术的潜能终将反噬自身。

市场波动的节奏仍在延续，泡沫之后，或许又是新的黄金时代。但它是否属于多数人，将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并驾驭这股力量。正如佩雷斯所揭示的那样――金融与技术的舞蹈无法停止，真正的问题是：谁在指挥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