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中国民营火箭卷王
2025年9月5日傍晚，甘肃酒泉晴空万里，风轻日暖，正是塞上秋高气爽的好时节。
19点39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95A发射工位，倒计时归零，火焰从发射筒底部喷涌而出，一枚运载火箭拔地而起，在暮色中拉出一道笔直的尾焰。
不久，控制大厅传来确认信息：多颗商业卫星被精准送入太阳同步轨道，任务圆满完成。
谷神星一号发射图，来源：星河动力航天
执行此次任务的，是“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自2023年12月5日成功复飞以来，这一型号已连续取得11次成功发射，并在这一刻，成为中国发射次数最多、成功次数最多的民营商业运载火箭。
“谷神星一号”背后的民营航天公司，则以稳定、高频的发射成绩，被业内称为民营航天界的“火箭卷王”。
它的名字，叫星河动力。
契机
如果把今天在中国，乃至在全球上演的商业火箭竞赛往前倒推，很多线索，都会指向同一个时间点，2002年。
那一年，在两次前往莫斯科采购退役的洲际导弹作为发射工具失败后，马斯克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鲁莽的决定，不买火箭了，自己造。
于是，SpaceX诞生了。
但在当时，这个决定并不被视为“创业机会”，而更像一次越界行为。
在当时的行业共识里，火箭从来不是一门创业友好型的生意。一次发射失败，往往意味着数年投入瞬间清零，甚至足以直接终结一家公司的信用与订单。
正因如此，美国航天工业长期由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军工巨头主导，后来它们在2006年合并组建联合发射联盟（ULA），几乎垄断了美国的政府发射任务。
它们的主力火箭，如Atlas V、Delta IV，性能可靠，但价格惊人。一次发射的成本，普遍在一亿到数亿美元之间，有的重型型号甚至更高。在这样的体系下，火箭更像是“定制工程”，而不是标准化产品。
马斯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航天工程师，他更像一个带着商业直觉闯入航天工业的人。他反复强调一个在当时听起来并不现实的判断——
火箭，应该像飞机一样，可以重复使用。
他的这个判断，后来改变了整个行业。
SpaceX成立之后，随着猎鹰系列火箭的反复试飞、失败、再试飞，到第一次成功回收一级火箭，再到发射频率不断提升，商业火箭逐渐从“技术奇观”，变成了“产业工具”。
到2010年代末期，SpaceX商业发射订单已占全球商业入轨发射市场的超60%，彻底打破了联合发射联盟（ULA）等传统巨头的垄断，美国商业发射市场从此转向“市场化竞争”。
这场变化，很快在大洋彼岸激起回响。
在中国，航天长期由国家队主导，核心聚焦国家战略任务，发射能力稳健，但商业效率与成本控制并非首要目标。
但2014年11月，转折来了。
当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俗称“60号文”），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商业航天由此迎来政策破冰。
而在那之前，SpaceX通过火箭回收技术实现成本降低、规模化发射的路径，已初步得到验证。低轨卫星需求快速增长，商业发射频次持续上升，发射不再只是“国家工程”，而是一种可以按合同交付、按次数结算的产业服务。
很快，中国市场开始出现变化。
2015年，《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发布，明确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卫星研制和系统建设。商业航天，在中国开始真正升温。
一批背景各异的民营火箭公司陆续成立。
2015年成立的蓝箭航天，创始人来自金融领域，但业务线核心团队长期深耕液体火箭与发动机技术，目标直指更高运载能力与可重复使用路径。
2016年成立的深蓝航天，创始团队出身航天科研体系，在液体火箭总体、发动机与垂直回收技术上积累深厚，以民营机制整合产业链，主攻低成本可重复使用液体火箭路径。
同样是2016年成立的星际荣耀，则更强调资本效率、工程节奏和商业订单，用市场逻辑倒逼技术迭代。
而另一位体制内出身的航天人，则创立了星河动力。
他的名字，叫刘百奇。
技术派
1995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阿波罗13号》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失败不是一个选项。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句话几乎是航天体系内工程师的共同信条，稳妥、可靠、零失误，远比速度和规模更重要。
刘百奇的前半段职业生涯，正是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展开的。
1978年出生的刘百奇，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交通学院，主修载运工具与运用工程专业。此后，他赴京求学，进入航空航天领域的“黄埔军校”北航继续深造。
2008年，北京奥运会让整座城市处在一种罕见的高光时刻。国家叙事、科技自信与时代情绪在这一年高度汇聚，而北航校园里长期强调的“空天报国”理念，也被赋予了更现实的时代背景。
正是在这一年，刘百奇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选择了留校，在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担任硕士生导师。
在外界看来，这是一条足够稳定、也体面的学术路径：教学、科研、论文与职称，都会沿着一条被反复验证的轨道稳步推进。但三年后，刘百奇却主动走出了这条轨道。
2011年，他离开高校，进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投身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工作。
此时，恰逢中国运载火箭进入高强度发展的关键阶段。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航天发射任务在这一年密集推进，全年高达20余次的发射创下历史新高，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承担了其中17次发射任务，几乎以月为单位推进发射节奏。
在这样一个节奏紧张、任务密集的时间节点，进入中国运载火箭的核心体系，不仅让刘百奇从相对抽象的理论研究，走向真实而复杂的工程实践，而且还在系统参与火箭总体设计、型号研制与工程协同中，更深度理解了大型航天工程在时间、成本与可靠性之间的真实取舍。
这段深度嵌入国家火箭体系的经历，后来成为他投身商业火箭创业时，最核心、也最稀缺的底层逻辑与能力来源。
2015年前后，国内民营火箭公司开始陆续涌现时，刘百奇也曾心动。但他并没有急于下场，而是选择了更为克制的方式：持续观察行业变化、系统调研市场需求，并反复推演一个问题——如果由他来做，这件事应该从哪里切入、怎样才能走得更远。
刘百奇很清楚，火箭创业绝非个人英雄主义，必须依托一支真正懂工程、能打硬仗的团队。为此，他决定，先找人，找好人，组好队，锁定方向路径后，再成立公司。
他首先找来了吉林大学交通学院的本科同学刘建设。刘建设早在2003年便进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11所，长期参与火箭研制工作，是国内火箭领域的资深专家。
与此同时，夏东坤、程圣清等人也陆续加入，这些合伙人无一例外，都拥有扎实的学术背景和长期的一线工程或产业经验。
完成团队搭建和方向论证之后，2018年，刘百奇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正式离开体制，在北京亦庄创立了星河动力。
当时已经下场的玩家，恐怕谁也没想到，这支“技术派”团队的入局，直接把民营火箭发射的节奏，彻底改写了。
卷王
“星河动力的商业模式就是用自己研制的火箭，把客户的卫星送入太空，然后收取发射服务费、运费等。”
去年7月15日，刘百奇曾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介绍公司：
“大家也可以把星河动力理解为一家往太空‘送快递’的公司。”
创业伊始，星河动力便确立了一条相对克制却务实的发展路径——“从小做起、以战养战”。公司并未一开始就押注技术难度最高、周期最长的液体火箭，而是选择以投入可控、技术路线相对成熟的小型固体火箭切入市场，然后再去挑战高难度目标。
其路径是，通过“谷神星”系列为微小卫星提供发射服务，在一次次真实任务中打磨工程体系、积累发射经验，争取稳定的现金流基础。然后再推进高可靠性、可回收、低成本的液体火箭研发，即“智神星”系列，直指航天发射的高成本与低效率问题。
在这一策略下，“谷神星一号”成为星河动力最早完成工程化和商业化闭环的代表性产品。自2020年起，这款长度约20米、直径1.4米的小型固体火箭，多次刷新国内民营火箭纪录：
2020年11月7日，“谷神星一号（遥一）”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飞成功，成为中国民营企业首次将商业卫星送入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的运载火箭；
2021年12月7日，“谷神星一号（遥二）”实现一箭五星发射，完成国内民营火箭首次一箭多星商业发射；
2023年9月5日，“谷神星一号”海射型在山东海阳附近海域成功升空，完成中国民营火箭公司首次海上发射。
到2025年9月，“谷神星一号”已成功完成高达20次的商业发射交付。
即便其发射并非完全成功，且于2023年9月、2025年11月，经历过两次发射失利，但高达20次的成功交付，依然让星河动力成为国内民营火箭公司中发射频率最高、工程节奏最为激进，并率先建立起稳定工程履约能力的一家。
它是民营火箭公司里名副其实的“卷王”。
跨越
尽管入局时间并不算早，星河动力却持续获得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
公司成立以来，融资节奏几乎与工程进展同步推进。2019年完成1亿元“天使+”轮融资，2020年完成2亿元A轮融资。
随着核心产品“谷神星一号”发射任务的持续落地与成功，星河动力的融资规模进一步放大。2025年9月，公司完成高达24亿元的D轮融资，刷新了国内民营火箭企业单笔融资金额的纪录。
这一融资规模，也仅次于2024年国有控股的垣信卫星67亿元融资，成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金额第二高的单笔融资案例，凸显出资本对民营火箭头部企业的集中押注趋势。
2025年10月22日，证监会官网发布公告，显示星河动力已正式向北京证监局提交 IPO辅导备案。至此，它与天兵科技、蓝箭航天、星际荣耀、中科宇航等企业一道，站上了争夺“民营火箭第一股”的起跑线。
两个月后，12月26日，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9号——商业火箭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明确为商业航天企业上市提供制度支持。商业火箭，这一曾经高度工程化、长期远离资本市场的领域，开始被纳入更清晰、可预期的制度框架之中。
刘百奇从不急着为星河动力贴上“成功”的标签，但时间和一次次点火，已经给出了判断，它正在沿着一条正确的轨道稳步前行。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曾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人类真正的力量，并不来自个体的肌肉或智慧，而在于能够围绕某种被共同相信的目标，完成跨越血缘与直接利益的大规模协作。
航天，正是这种协作能力最极端、也最苛刻的体现之一。
它需要将知识、工程、资本、组织与耐心，压缩进一次次点火与升空之中。失败没有缓冲区，成功也从不来自偶然。
从体制内的基础研究与火箭总体设计，到商业火箭的工程化交付，刘百奇和他的团队并非在颠覆航天本身，而是在参与验证一件更为现实的事情：
当火箭不再只是“国家工程”，而逐渐成为一种可以被交付、被审计、被复盘的工业产品时，中国商业航天，才真正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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