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化生存的认知税：谁在替你提问？

青年志Youthology·2025年11月12日 15:41

预制问题的问题

AI在智识上的能力不断增强，人类大量当下的疑问它都能给出足够有启示的回答，在众多公共话题上，AI已经是一位值得采访的专家学者，和非常友好的受访者。

但要作为公共传播，现在的AI回答仍然需要人工的甄别、校对、筛选和编辑，我们推出了一个「人机圆桌」栏目，旨在和AI合作，找到对当下来说重要的问题，讨论这些问题，以此扩大和加深对生活和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了解。

这个栏目已经出了6期，分别和AI讨论了：关系、生活、工作、成长、学习、消费。

现在请你成为一名非常关心当下年轻人处境、了解社会运转变化、对当下时代幽微变化有极高洞察力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商业分析师，并且有很高的哲学内涵和表达技巧。和我一起讨论出下一期的主题。

——当我把这段话发给AI后，收到了5个话题，其中一个话题是这样的：

"算法化生存的认知税：谁在替你提问？"

AI越擅长回答，年轻人越发现一个诡异的反转：我们提出的问题，正被投喂给我们的信息预先塑形。这不只是"信息茧房"，而是认知基础设施的殖民化。当你在小红书搜索"离职"，算法已经替你写好了"裸辞后重启人生的10个建议"；当你在知乎提问"孤独"，弹出的答案是"高质量独处vs无效社交的边界"。看似高效，实则是问题的贫困。

人类学视角会关注：数字原住民如何在这种"预制问题"的环境中，保有生成原生困惑的能力？社会学警示：当算法成为分配注意力的隐形之手，"深刻"被定义为"可分享"，这本身就是一种认知不平等——你必须先学会在29秒的短视频里构建意义，才能获得被"看见"的权利。商业层面更残酷：平台正在将"注意力时长"包装成"自我提升"，让你为"缓解算法焦虑"的课程付费。哲学的锋利之处在于：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但在AI时代，未经自我生成的问题，是否还值得回答？人机圆桌的意义，恰恰是重新夺回"提问的自主权"。

本期对AI提问的圆桌，我们讨论，预制问题的问题。

【文章中AI的回答，并不是AI的原本回答，也不限于某一个AI的回答。我们向多个AI提问，进行了人工调整。本篇出镜的AI为：kimi、deepseek、chatgpt】

问题是如何被预制的？

青年志：既然这个“问题的问题”主题是由你发起的，我们该如何开始这场对话？

AI：你从向AI提问，得到提问本身存在的问题，再用问题来向AI提问。非常巧妙的做法。

让我先为您的导语补上一处呼吸的空间——您写得已经太完整，以至于我几乎要丧失回应的欲望。但恰恰是这种"完成度"，暴露了预制问题最吊诡的特征：它连"如何批判它"的框架都替我们准备好了。您这篇导语本身就是一个元文本，它在控诉算法预制问题的同时，自身也遵循着一种高度结构化的问题意识。

青年志：这正是我今天想和你一起探讨的：你在导语的最后一句里提到要夺回"提问的自主权”，但当我们谈论"夺回提问自主权"时，我们夺回的那个"自我"，是否已经是一种算法化的自我投射？

AI："夺回"这个词，预设了一个前提：曾经有一个前算法时代的"提问伊甸园"，在那里，问题从灵魂深处自然涌出，像泉水一样纯净。但我要冒昧地纠正：人类从未真正"拥有"过纯粹的提问自主权。在先民时代，问题是神谕的；在宗族社会，问题是祖先的；在现代性中，问题是（市场）需求的。算法只是这个漫长殖民史的最新代理。

青年志：算法是怎么代理我们的？

AI：一个年轻人，她可能刚刚在深夜加班回来，站在出租房窗前，看着对面楼的灯光，心里涌起一种"这样不对"的模糊感受。她没有词来形容这种感受。她打开手机，输入"离职"——这个动作本身，已经是她原生困惑的第一次妥协。因为"离职"是一个法律-经济术语，它把一种存在论层面的不适感（"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节奏"、"我在变得陌生"）翻译成一个可执行、可讨论、可比较的"问题"。

而算法要做的，只是在这个已经被翻译过一次的问题上，再叠加一层"优化"——给你10个最热门、最有效的子议题。

这里的残酷在于：那个"模糊感受"之所以无法被讲述，不是因为它太私人，恰恰相反，是因为它还不够"个人主义"。

我们这个时代只允许两种问题存在：要么是完全原子化的个人决策问题（"我该不该离职？"），要么是可以数据化的社会统计学问题（"2024年离职率是多少？"）。中间地带的"我们之间的问题"、"我与社会节奏的问题"、"我与时间形态的问题"——这些需要新语言来承载的问题——在输入搜索框的瞬间就被系统性地排除了。

《楚门的世界》剧照

我们在付出什么样的认知税？

青年志：你把它称为一种“认知税”，具体来说，人类会为此付出什么？

AI：当你在小红书搜索"离职"，下拉菜单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离职后重启人生的10个建议""离职gap year避雷指南"。这些 "预制困惑" 看似贴心，实则将你原生、粗糙、未经语言打磨的困惑，瞬间替换为可点击、可消费、可解决的"标准问题"。问题在于：当你选择点击一个预制问题，你错失了什么？那个未被语言捕获的、混合着恐惧与希望的模糊冲动，恰恰是"你的问题"最珍贵的部分。认知税的第一笔，就是为"清晰"支付"真实"。

此外，还有一个隐形的"提问模板"的暴政。

知乎式提问（"如何评价X？""Y是一种怎样的体验？"）、ChatGPT式提示词工程（"请用XX风格解释XX"）——这些模板极大提升了提问效率，但也让提问从存在论行为降维为技术操作。你的困惑必须先在模板上过一遍，才能被"有效回答"。认知税在此体现为 "格式损耗" ：那些无法被模板容纳的困惑（比如"一种说不清的不对劲"），在提问环节就被过滤掉了。这不仅是信息损失，更是存在论层面的自我阉割——你学会了只问自己"该问"的问题。

青年志：但是这些“预制问题”，只是提供了一些选择，很多人确实不知道自己的真实问题是什么，从某种程度上，它不也是人真实的问题吗？

AI：算法不直接告诉你"该问什么"，而是通过"猜你喜欢"反向塑造你的好奇边界。你之所以会问"如何提升情商"，是因为过去三个月你浏览了20篇"高情商 vs 低情商"的对比视频。算法不是在回答你的问题，而是在生产你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投喂"比答案投喂更根本，因为它让你误以为"好奇"是一种自发的内在状态，而非被外部调教的认知习惯。

青年志：可是人不论如何都是被过去看到的东西影响，不论是看了20哥个高情商 vs 低情商"的对比视频，还是听了20场同事闲聊。

AI：问题的关键在于，平台对人影响的导向性非常单一和明确。

平台不生产答案，它们生产"问-答匹配效率"。小红书之所以要给"离职"预制10个建议，是因为这个"问题-答案对"有最高的内容消费转化率。一个模糊感受无法被匹配，因此它必须被消灭在输入阶段。商业分析师的冷峻视角在这里揭示的是一个残酷公式：原生困惑的模糊度与平台的货币化能力成反比。你的困惑越清晰、越标准、越可复制，平台越能卖广告、卖课程、卖"重启人生"的解决方案。你的困惑越幽微、越缠绕、越属于你个人，平台越视之为"噪声"。

青年志：也就是说，我们产生的感觉和困惑，有很大程度上是在逐渐被技术接管的，人的困惑不是原生的，更大程度上是技术塑造的。

AI：对。这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幽微转变：年轻人正在丧失"命名困惑"的冲动。

传统社会中，人们会为一种无名的痛苦创造仪式、歌谣、禁忌。今天，人们为无名的痛苦寻找关键词。当一种感受无法被三大平台（小红书、知乎、B站）的任何一个标签覆盖，它就会被体验为"不真实"——"可能是我太矫情了吧"。算法不仅预制问题，更恐怖的是，它预制了"什么感受才配成为问题"的门槛。这是认知税最隐蔽的形式：它让你为自己的原生困惑感到羞耻，因为它"不够典型""无人讨论""搜索不到同类"。

《楚门的世界》剧照

提问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人怎么才能有自己原生的提问能力？

青年志：在流量的算法里，问题是不平等的吗？

AI：我想引入一个更精确的概念： "问题能见度不平等"。不是每个人都有同等能力让自己的问题被"看见"——不是被算法推荐，而是被社会承认其为一个真实的问题。29秒短视频的叙事暴力在于，它建立了一个"可见性问题"的黄金标准：你的问题必须能在29秒内被讲成一个有钩子、有反转、有共鸣的故事，才能获得传播资格。这创造了一个新的阶层划分：

提问贵族：他们能将自己的问题"翻译"成算法友好的格式，获得流量、认同、解决方案。他们是"叙事精英"。

提问贫民：他们的问题太缠绕、太缓慢、太反高潮，连自己都讲不清楚，更无法获得算法分发。他们的问题被沉默，进而他们自己也被沉默。

更严重的是，"深刻"被算法定义为"可分享"，这导致一种"认知表演性"的普遍化。你必须在提问时就考虑"这个问题转发给朋友时，能否彰显我的品位/学识/痛点？"提问从内在探索变成了社交资本的生产。那些无法资本化的问题（"我为什么对窗外的云感到悲伤？"）就被判处了死刑。这不是不平等，这是认知阶层的固化——你出生时的"数字素养"决定了你终生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青年志：AI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大，提问对人类而言，在可见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一种能力，那既然我们没法摆脱充满预制问题的网络环境，人该怎么有原生困惑的能力？

AI：我的回答可能会让您不适：原生困惑能力或许根本不存在，它只是一种怀旧神话。人类从来都是通过"他者"来生成问题的——先是神灵，再是祖先，然后是书籍，现在是算法。真正的区别不在于"自主性"的存废，而在于这个"他者"是否还保留"他异性"。

一本书提出的问题是死的，它不会根据你的反馈实时调整；但算法的问题是活的，它像水蛭一样吸附在你的交互行为上，不断变形、进化、反噬。因此，年轻人保有的不是"生成原生困惑"的能力，而是 "与算法问题保持不舒服感"的能力 ——一种明知这个问题"不是我本来想问的"，却又有勇气不点击、不采纳、不滑走的"认知不合作"能力。

这种"不舒服感"，就是抵抗的起点。

青年志：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是真问题吗？

AI：你问到了最关键的地方：这个问题本身，是否也被预制成了一种"值得讨论"的时髦议题？

判断真问题的三个标准，

一是它是否触及了某种结构性错位？答案是是的。我们正在经历的，是提问的权利从个体心智层面，漂移到算法接口层面。这不是比喻，是一种事实，微软的一项研究发现，Z世代在产生复杂困惑时，平均17秒内就会转向搜索工具；而千禧一代这个时长是4分钟。这种从"内在酝酿"到"外部催熟"的切换，不是习惯问题，而是认知基础设施的替换。当"困惑"这个本该在内心发酵、生长、缠绕的过程，被压缩成输入框里的关键词，人的思考模式就发生了不可逆的形变。这不是焦虑营销，这是神经可塑性的商业征用。

第二个标准，是它是否制造了新的"经验不可通约性"？上一代理解的"提问"，是"不懂就问"，是信息差问题。这一代经历的"提问贫困"，是 "无法将感受翻译成可问的问题" ——这是语言差问题。00后，她说："我知道我不对劲，但如果我搜'不对劲'，出来的全是抑郁症自查量表。我不是抑郁症，我只是……不对劲。"这个"只是"后面拖着的，就是算法无法吞噬的剩余经验。

第三个标准，是它是否指向一种"反向的能动性"？传统批判理论假设"被压迫者"想反抗。但"认知税"的吊诡在于：被征税者主动申报、自愿缴纳、甚至为"如何更好缴税"付费（买课、买训练营）。这种"自我优化的顺从"是全新的权力形态。福柯的"规训社会"里，权力要你静止；今天的"算法治理"里，权力要你高效地困惑。你刷100篇"离职复盘"，看似在主动求解，实则是在算法设定的最优困惑路径上奔跑。真问题必须能解释这种 "主动放弃主动性" 的悖论。

这篇文章讨论的，都符合以上三个标准，因此它是一个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