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抑郁的少年，是如何被大人「围困」的？

后浪研究所·2025年11月01日 09:30

大人病了，却让最弱势的孩子承受了一切。

还在上初一的敏敏彻底崩溃了。

她的妈妈扯着她的头发往墙上甩，甩完之后又打巴掌，她的脸磕在墙上，头又痛，脸又疼，头皮也疼，哪儿都疼。她原本还在跟父亲通电话。可是这个时候，她的父亲突然说，你们俩的事情你们俩先处理，我先挂了。因为父母关系不睦，母亲把对父亲的不满发泄在敏敏身上。12岁的敏敏厌学，也厌倦了一切，她开始了长达三年的休学。

这是作家梁鸿新书《要有光》中的一个女孩敏敏的讲述。敏敏不是个例，是梁鸿笔下出现情绪问题的少年中的一个。时隔五年，完成“梁庄三部曲”的梁鸿，这次将目光转移到那些被困住的少年。

梁鸿不仅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母亲。她经历着作为母亲的迷茫和痛苦，她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错过了孩子，以至于大人的痛苦和孩子的痛苦擦肩而过，彼此无法感知。她同时也发现，身处这个时代，很多父母跟孩子的相处都非常困难，而青少年的心理困境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议题。

在《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中有调查统计，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77%和69%的学生患者在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中易出现抑郁。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社会亟需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

就这样，她带着自身的痛苦和困惑，开始她的调查之路。从一线城市到县城乡村，她深入走访了诸多被困住的少年、家长、老师、医生、心理咨询师等等，试图呈现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图景。

在写作时，她常常执笔枯坐，一天都写不出一个字，非常痛苦。“你处理的不是一个欢欣鼓舞的主题，你处理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青少年在现代的集体心理处境，他跟自我的关系，跟家庭的关系，跟社会的关系，包括在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生活的关系。”

作家梁鸿受访者供图

但是最终她凭借一个作家和一个母亲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笔触完成了这本书。书中有很大篇幅是被访问对象的口述，没有作者过多的分析和评判。梁鸿说，她不想“解答”什么，也不想“控诉”什么，她只是想把一个又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节点”找出来，或许这才是让问题发生质变的关键时刻。

“后浪研究所”和梁鸿聊了聊。以下是根据梁鸿的口述和《要有光》整理出的内容。

她克制的讲述，你是无法承受的

这本书的起点是基于我自己在养育孩子中的艰难、迷茫和痛苦。

当你的孩子有某种痛苦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接近他，我的知识、过往的储备、过往的经验全是无效的。甚至我越来越觉得我的存在、我爱的方式、我的教育方式本身就可能成为他的障碍。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矛盾和迷茫中，我开始慢慢学习一些心理学，学习如何跟我的孩子相处，后来我发现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跟孩子相处困难，而是这样一个时代，很多家长跟孩子的相处都非常困难，我连续看了好几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我才意识到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原来已经变得如此重要，我才想到要触碰这个主题，想要写一本这样的书。

为了写这本书，我曾经去了专科医院的候诊大厅，看到的场景让我更心痛。因为很多来看病的是未成年的孩子，几乎有一多半都是穿着校服来的，可能刚从学校出来，看完病之后还要回学校的。你看到那些家长也非常迷茫，甚至是一种焦灼、麻木、无奈，而孩子跟在身后，表情是各异的，有的孩子你感觉可能好长时间没出门了，还有拎着行李箱从很远的地方过来。

这些都是我写作的最初的原点，我想知道到底怎么了？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孩子不缺吃不缺穿，家长们都有一个让孩子更好的想法，但是为什么孩子反而生病了？我们到底在哪个地方错过了孩子，以至于我们的痛苦和他们的痛苦擦肩而过，彼此无法感知。我也把我自己做母亲的一种经验、痛苦和疑问融到我庞杂的调查过程中，开始我的调查之路。

当时我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说，有谁愿意跟我说一说你的故事。雅雅是第一个回应我的人，就这样我背着包就去了她那边，之后雅雅带我去接触了很多人，认识了阿叔，认识了阿叔补习班（起初是补习文化课，后来增加了心理咨询，因此聚集着部分有情绪问题的孩子）的那些孩子。

见到雅雅的时候，她已经开始重新读书了。她在慢慢走过一个艰难的过程。生病之前，她的成绩一直很好，走到哪里都有家长发出感叹，她一路上学升学都是自我要求，不允许自己考试差，不允许自己在人群中不被关注，初中毕业后她考上当地最好的高中，高一有次月考她考了班级第一，但是那次之后她就再也没参加过考试了，她非常紧张，害怕下次考试到来，一想到考试就手抖得厉害，害怕万一下次考试不是第一怎么办，她躲在家中，不愿意见任何人。那时候，她十六岁，被医院诊断出中度抑郁和中度焦虑。

雅雅是个很有思辨性的孩子，她思考自己的生命，思考自己要如何长大，思考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她给我看她写的日记，她在日记里写下：“你有从头再来的勇气，有不被定义的自由。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但任何人都无法成为你。别吹灭那光。长大快乐。”当时我看完雅雅的日记之后是很震惊的，我觉得这不像一个孩子写的，但这又确实是一个孩子写的。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剧照

在我写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会觉得非常沉重，另一方面又非常有力量的原因就在于孩子们的叙述。包括书中提到的阿叔补习班的敏敏，她只有十六岁。

我每天待在阿叔的补习班，从早待到晚。敏敏在学习，我在看电脑，有一天她突然想聊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聊，聊了不是一两天，是很多很多天。敏敏讲述她怎么被家暴，讲她的父亲是怎么在电话里听着她被妈妈家暴而没有任何反应，怎么样从超级中学逃跑，怎么样因为自残住进ICU……她说她就想让她的父母就家暴她的事给她道个歉，但是他们就是不道歉。她觉得这是她过不去的一个坎儿。她在家休学了三年。但是即便这样，她依然在说，她的父母也是不成熟的人，我原谅他们。

阿叔补习班的一名老师谈到家暴小孩时说，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只有小孩是最方便的、最弱势的和最安全的，他们不会反抗。一旦开始打孩子，家长就很难停下来，越打越上瘾。在打孩子的过程中，他们的权威得到了保证，情绪得到了宣泄。

敏敏讲的过程是非常克制的。她不愿意哭，但她有个习惯性动作就是讲着讲着，尤其讲到难受的时候，她会点头，她的头发可以稍微遮住一下自己，来掩盖自己的情感。

当这样一个非常灵秀的女孩用克制的声音和克制的表情讲述时，你是无法承受的，你会流泪，你也会很心疼她。因为那个孩子讲得那么细，说明在她心中留下了一个非常深的痕迹。她很难忘掉。

她也在不断试图去调整自己，跟父母融合，跟这个世界融合。她想要重新学习，她想重新考高中，想重新走进人群。她说，“我既然承受起失败，我也能承受起成功。”她把“成功”也作为一种“承受”来对待，她觉得“只要我考上高中，哪怕考得很差，我也是在一步步重新走出来。”

少年的避难空间

通过雅雅的介绍，我认识了阿叔。阿叔的补习班在当地曾经非常出名，以收留差生并承诺学生考上高中和大学为口号，十几年来招收培养了几百名大学生，绝大部分都实现了目标。他同时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为来他补习班的学生做心理咨询。国家“双减”之后，阿叔的补习班规模变小，再找过来的大多是有情绪问题的学生。

《欢乐家长群》剧照

认识阿叔之前，他听雅雅说，我可能会去采访他，他就先买了我的《中国在梁庄》看，我当时还很吃惊，我说你怎么还知道买我的书看？他说一般情况下，他都会问问孩子，最近在看什么书，他就要去看那本书，他想看看孩子在想什么。他的性格比较鲜明，说话也比较夺眼球，很人多觉得他是这么不正规，有点像赤脚医生的感觉，但是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对待孩子和家长。

我在书中提到阿叔经常说，“与其在家长那里浪费时间，不如把目光投向孩子。”他对孩子有多耐心，对家长就有多暴躁；他对孩子有多信任，就对家长有多不信任。他不相信家长能改变自己。但是，他每周也开义务家长会，了解家长的想法。而那些小孩，因为阿叔的热情和无私，以及对他们有效的心理疏导，都和阿叔成了好朋友。

这些休学在家或受情绪困扰的孩子把阿叔这里当成了新的收容地，他们在这里向阿叔倾诉心声，寻找避难的空间。孩子们可以随意进出，也没有人会随意评判他们。阿叔像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身心遭受重创的小鸡。他以独特的方式去保护这些孩子，帮他们建立信心，让他们重新开始学习，慢慢融入社会。

我也参加了很多次阿叔在周二周六的例行家长会。每个来参会的家长不论在外面是什么身份，在这里都是以“xx爸”“xx妈”相互称呼。每个家长都讲讲孩子的情况，自己的内心想法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开家长会的过程中你能看到一个对话的空间，还有一种看不见的氛围，这个氛围是我特别想写的。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这个氛围里，所以我们的孩子生病率才这么高。而阿叔营造的这样一个空间是具有启发性的。在这个空间里，家长和孩子可以对话，家长和心理咨询师可以对话，他们都可以说出自己的痛苦。

揭开盖子的过程非常艰难。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绝对不愿意跟亲戚朋友讲“我的孩子生病了”。“你的孩子怎么没上学？”是一种羞耻。家长是非常不好意思告诉别人的，但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把它憋在心里，我们焦虑、迷茫、痛苦，自己也憋出病了。

这也是大多数父亲不愿意承认的。他们不承认孩子病了，因为他把这个当成人生的失败。父亲的回避加重了母亲的无依无靠感。我在书中也写了，一个缺位的父亲，理所应当地享受着干净的房屋、丰富的饭菜，不被打扰的时间。母亲已经痛苦得快要活不下去了，父亲却一无所感。

失败的中产家长

我在书中还写了三个海淀家庭，两个鸡娃妈妈，一个快乐教育的妈妈，这三个家庭恰好都认识，而他们的孩子又多多少少都遇到了情绪问题。我就加入其中，我想知道家长的教育是什么样的，让鸡娃教育失败了，快乐教育也失败了，那个最好的孩子到最后也没有考上清北，也算失败了，算是三个失败者的故事。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剧照

其中一个海淀妈妈文莉对儿子李风从小奉行快乐教育，但是由于李风在学习上不太擅长，导致他被系统性地孤立起来，到最后彻底休学。从外部的社会系统到内部的个人评判，他都被抛弃掉了，他内在的生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摧毁得干干净净，找不到任何外在动力和支撑。

在跟李风聊天时，无论别人问什么他都是“就那样吧”，他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我在旁听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孩很孤独，他完全失去了跟这个世界交流的愿望。我希望把这个对话中漫长的相互无法抵达的过程写出来。

而文莉在谈到李风时说，我就是看不起他，他学习不好是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我的价值观，我就是不喜欢弱者，哪怕是我的儿子。

这种情况并不算少见。我们不要把这件事定位在文莉身上，她只是说出了很多人心里没说出来的内心话。

阿叔补习班的一个老师曾经分析说道，家长对孩子的容忍度极低，一旦孩子成为差生，家长对孩子的爱就变得非常有限。极端的像丢弃垃圾一样，他们在叙述自己孩子的时候，语言中所潜藏的批判、鄙视以及偏见，让人震惊。和这些家长打交道，最能体会人性之残酷。

吴用是另一类典型的海淀家庭长大的孩子，他在一岁八个月就上了双语幼儿园，从三岁起，他的周末几乎全被占用，在高中时诊断出重度抑郁。吴用的思想很深刻，他讲述他和妈妈的关系，讲一进家门就看到妈妈那张“担心我写不完作业的脸”，讲当他的妈妈用哭来要求他一定要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背弃了他。他能说出“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的创伤，与存在和时间相关，不是简单的海淀区青少年的创伤”时，我是很意外的。

这些都是一个孩子用痛苦的经验凝聚而成的话语。一个孩子宁可没有这种痛苦的经验，他本来该去体验成长的美好的。所以这种深刻不值得我们去赞美，也并非是一个让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但它也的确呈现出一个孩子对世界的认知，他们非常非常聪明，但是他们生病了，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另一个海淀家长沈春在回溯孩子的成长时说，我们从幼儿园开始，每一个假期都在周游世界各国，看博物馆，灌输真善美，培养优秀的人格，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孩子长到这个时间点，你突然要求他回到房间里。你没给他创意的空间，你让他拼命刷题，他之前所学的到这个时间点全都被否定……我们看见路人都想扶一把，但是，我们对孩子却这么严苛。

她说，自己的2024像经历了一场劫后余生。等她逃出来才发现，那些核心词语“竞赛班”“实验班”“赢在起跑线”“清北入学比例”，构成一个有魔力的空间，让她以及无数的家长深陷其中。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剧照

我们小时候上学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有很多孩子可能中途就失学了，已经去劳动了。所以还在上学的我们大多数都还是想着考上一个中专、大专，改变自己的生活，这已经是极大的一种成就了。

可是今天不是这样了。今天的孩子，你得考上比你父母更好的大学才可以。

但是，孩子不是你。吃饱喝足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无意识的存在了，这已经不能激起他生命的激情和内在的满足了，他可能会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我们也必须要重新界定一下什么叫“优秀”，什么叫“成功”。

我通过写这本书也会去琢磨我到底在哪个时候错过了自己的孩子。我是有成长的，我改变了一些我对孩子的方法，会更有耐心，更多地倾听孩子的想法，至于将来孩子如何发展，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了。我们作为父母可能永远无法想象和控制另外一个生命的发展途径。

被忽略的县城少年

我去了一线城市、非一线城市，也去了县城、乡村。虽然都是孩子的情绪出了问题，但是背后的原因，它的社会性、病理性以及情感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中产家庭家长对孩子的高度控制和严苛的教育方式是比较一致的，而乡村少年的问题可能更多与留守、父母缺位有关系。

娟娟是一个12岁的孩子，生活在县城，但是她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已经进了2次精神病院。这是我非常心痛的一个孩子，其中我写到一个场景，就是娟娟总想玩手机打游戏，充钱买皮肤，一群大人围着娟娟在劝她，他们认为娟娟有网瘾，她的妈妈总说，“你要钱肯定会要了再要”“她肯定不会好好上学”，谈到娟娟的时候，她使用过多的肯定句式。另外一个来劝说的亲戚也说，你看你妈多不容易，你家现在情况多难。最后娟娟像个被围困的豹子一样，突然就暴怒了。

当然，娟娟有她还不够成熟的一面，我在书中也写了，她让妈妈去赚钱，这样就有钱充值买皮肤。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这是个身处困境的孩子，这个家长也是处在困境中的家长。

这段对话我写得特别细，反反复复写了好几天。我反复地去听录音，我觉得这个场景太残酷了，我要是不听那个录音，我就无法还原这个残酷性，几个成人几乎是在围猎一个孩子。娟娟的网瘾可能不是最初的原因，而是一个结果。她的哥哥生病以后，她的父母带哥哥去看病，曾把娟娟托付给亲戚一段时间。心理咨询师推测，过分关注哥哥让娟娟有一种危机感和焦虑感。或许我们没有从孩子的角度真正地倾听她，我们只是简单地用“网瘾”这个词，把娟娟给定义住了。

《年少日记》剧照

包括县城那个喝药自杀的女生。她一直在问老师，上学到底有什么意义？花着父母的钱，学费也不便宜，成绩并不好，肯定也考不上什么好大学。她的父母在另外一个城市打工，有了弟弟以后两三年才回来一次。她的弟弟可以跟着父母一起生活，而她从来没有跟她的父母一起生活过，父母家没有她的房间，她去了只能睡客厅沙发。

我觉得她有一个巨大的内在困扰，她的父母某种意义上还是支持她的，但是他们完全不在女孩身边，女孩又背负着父母对她的金钱的投入，她背负不了了。但是，没有人去倾听她的困扰。这已经使得她几乎生无可恋。

我在写《中国在梁庄》的时候，里面写过很多孩子。其实我对心理问题是很陌生的。甚至我在写梁庄一个五岁的孩子，他奶奶说明年我带你去新疆看爸妈，他说你带我去我就跳坑里，我不活了。我在写这个细节的时候，只是觉得很残酷，我没有想到是一个心理问题。实际上他心理已经有创伤了。他不愿意奶奶再提这个话题，因为他不想听到任何关于父母的信息，不愿意接父母电话，因为他们总不在家。当时我写的时候没有重点往这个方向想，也是慢慢才意识到，这其实不是一个人的问题，留守儿童是一个时代的创伤。

我写这本书没有想解答什么，或者控诉什么，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个事的路径，它的复杂性和多维度写清楚。希望每一个看完这本书的人能够谨慎地反思自己，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