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快递员：全员社保下的“生死”纠结？
当基层驿站在派费压缩与社保支出间左右为难，当劳动者担忧着扣除社保后的当下生计，眼前现实与长远保障的深刻矛盾暴露无疑。
社保强制令来了？
据《工人日报》日前报道，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明确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的，法院予以支持，该解释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
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社保相关规定。
《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
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涌现出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从业者人数快速增长，总规模已达到8400万人。为数字经济注入活力同时，也暴露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保覆盖不够全面、权益无法得到完全保障等问题。
毋庸置疑，社保是劳动者应享的基本权利，也是平台应尽的基本责任。比如外卖行业，今年2月中旬京东宣布“自3月1日起，京东将逐步为京东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后，外卖平台相继宣布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快递行业的社保问题一直进展缓慢，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9月即将到来，这是否意味着快递从业人员也能享有社保福利？此次社保新规落地，对于长期存在社保争议的快递行业而言，是否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快递行业的社保“空白区”
从快递行业用工现状来看，社保覆盖的“空白区”主要集中在两类人群身上。
一类是快递网点的基层快递员。
众所周知一位快递行业资深从业人员称，京东、顺丰外，快递行业普遍实行加盟制+外包制的用工模式，快递品牌方通过加盟合作吸纳网点经营者，并提供品牌授权、技术支持及运营指导，而加盟商为降低管理成本，基本将快递员外包给第三方机构。
这种运营模式给予企业更大的灵活操作空间，其结果是，快递员通常与企业签订的多为合作协议，而非正式劳动合同。
这类合作协议将双方定为平等的合作关系，而非具有从属性的雇佣关系。这种定位使得快递员在法律层面难以被认定为劳动者，因此也无法获得工资保障和社保等法定劳动权益。
更有甚者，很多公司不与快递员签订任何书面协议。
2025年7月28日，劳动报就报道了一则类似的案例。
上海嘉定区快递员陈某派件时不幸遭遇交通事故，当他向所属快递站点申请工伤认定时，对方回应称，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陈某，走投无路下向工会求助，审理过程中，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陈某的困境并非个案，在各大社交和投诉平台，也存在大量类似的吐槽。
除了基层快递员外，另一类社保“空白区”则聚焦在快递驿站的工作人员身上。
快递驿站，多为个体承包模式，运营形态相对灵活松散，要么是家庭自营夫妻店，要么是两人合伙经营，或者雇佣一两名工作人员维持日常运转。
上述快递行业人士称，在快递驿站的雇佣关系中，仅有部分规模稍大的快递驿站会为员工缴纳社保，多数中小型快递驿站均未落实社保缴纳责任。
对照此次《解释（二）》的规定，这类就业人群的社保缴纳责任，理应依法落实。
然而，快递驿站落实新规存在一定阻力。此类驿站多为小微经营主体，本就利润微博，缴纳社保将直接增加用工成本，为平衡经营压力，快递驿站老板可能不得不改变用工模式。
品牌未发声，驿站艰难求生
如今，快递驿站已形成庞大的网络。中通兔喜生活驿站在全国门店数量超过11万家，圆通终端门店妈妈驿站突破8万家，菜鸟驿站更是已经布局17万家，三家品牌合计撑起超36万家末端节点，成为连接商家与消费者的关键纽带。
以一家驿站雇佣1名员工计算，这意味着仅这类末端服务岗位就有超36万从业者正面临社保缴纳的现实难题。
网友“菜鸟柚柚”经营着一家快递驿站，谈及社保新规，她直言道，现如今有两种方案，如果给员工缴纳社保，就只能降低员工的入库费和上门费来分摊新增成本，如果员工不接受这种成本分摊方式，便只能靠个人自营来维持快递驿站的运转了。
这种两难处境在快递驿站中并非个例。
“菜鸟大总管”则表示，要么从员工工资里扣，要么一次性给出一定费用。
更有网友提出“避责建议”，从业者在入职前先注册成个体工商户，再以个体经营者的身份与快递驿站老板建立合作关系。这种看似“合规”的操作，本质上仍是通过模糊用工关系来规避社保缴纳责任，这或许会成为部分快递驿站应对成本压力的无奈权益之计，但对从业者的权益来说，显然又无法得到落实保障。
除此之外，棘手的还有劳动者的接受度。
社保新规出来后，很多网友对此出现抵触情绪，大量网友倾诉生计压力，“本就降薪，扣除社保后到手工资少了近千元，精打细算的日常开销更是捉襟见肘。”
快递驿站的工作人员尤为突出。综合网友爆料，这类岗位月收入在2000元至6500元之间不等，收入构成主要依赖入库费和上门费，且收入随业务量波动明显，稳定性不高，在此基础上，扣除社保后，短期内的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确实，在一轮又一轮降派费的环境下，部分快递驿站早已举步维艰，若此时要求全员缴纳社保，难免引发抵触情绪，这无疑会给政策的推进增添阻力。
在多位行业人士看来，最可行方式，仍是各大企业主动承担起驿站员工的社保缴纳责任。但截至目前，妈妈驿站、菜鸟驿站、兔喜生活驿站等品牌方，尚未就相关问题发布公开回应或配套支持措施。在缺乏总部统一方情况下，个体店主只能在降薪、裁员、模糊用工关系等方式中抉择。
快递员纠结，成本谁承担？
网点快递员同样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他们的处境甚至更为复杂。
如前文所述，加盟制下的快递员，其劳动关系往往被层层“包装”或刻意模糊。他们名义上可能属于某个快递企业，但实际上与品牌方鲜有直接劳动合同；他们受网点管理、穿工服、遵守规章制度，却常被要求与第三方劳务公司签“合作协议”。
《解释（二）》对于社保的规定，对于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快递员群体而言是重大利好，为他们依法享有的社保权益新增了一层法律保护网。
然而，法律上的清晰认定，并未自动解决现实中的权责难题。他们和快递驿站的工作人员有着同一个核心矛盾：成本由谁承担？
如果快递员和网点共同承担，无疑，最直接后果是其赖以生活的到手收入缩水。有快递员坦言，房租、水电费、上有老下有小，社保支出的费用更愿意留在当下用。
但如果成本由企业承担，几乎没人会拒绝这份保障。这一点，在以自营为主的京东快递身上体现的尤为鲜明。
多位京东快递员直言：“公司给交齐五险一金，敢放心要二胎了，老了也不怕没有退休金。”
这份安心的背后，是京东全额承担快递员五险一金成本的制度支撑，也正因如此，京东快递员完全不用为分摊社保费用而担心到手收入缩水。如今，这也成为京东物流在行业构筑的最深护城河。
其他企业的做法则呈现出明显分化态势。
顺丰作为行业直营模式的代表之一，为正式员工缴纳五险。不过，近年来，顺丰外包规模逐渐扩大，资料显示，其人力外包成本从2020年的547.45亿元上升至2024年的974.45亿元，运力外包成本也由2020年的271.94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391.97亿元。规模激增的外包员工虽同样承担配送任务，却无法享受五险保障。
通达兔则聚焦商业保险。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中通快递为全网快递小哥购买“小哥宝-团意险”，覆盖工作及日常生活的意外场景。
在2024年业绩电话会上，中通快递集团董事长赖梅松明确表示，不断优化快递员的权益保障，目前商保缴纳率100%，并欢迎行业出台快递小哥社保管理方案。不过截至目前，中通尚未就全网快递员是否缴纳社保、如何落实社保权益等核心问题给出明确回应。
圆通则为快递员群体打造了“行者保”，保障范围覆盖工伤、医疗等，同时支持加入“沪惠保”。
不难发现，多数快递企业目前仍以商业保险为主，社保全员缴纳落地仍存差距。
如今，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二）》出台，无疑为快递员、快递驿站工作人员等群体享有社保权益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后盾。这份保障，对奔波于街头巷尾的快递员而言，是未来生活的经济支柱与心理安全基石。
然而，新规落地却直面两难困局。当基层驿站在派费压缩与社保支出间左右为难，当劳动者担忧着扣除社保后的当下生计，眼前的现实与长远保障的深刻矛盾暴露无疑。
羊毛出在羊身上，成本压力在末端层层传导，最终可能侵蚀劳动所得或挤压小微经营者的生存空间。
多位行业人士就此建议，破解这一困局，仅靠一纸强制令远远不够。它呼唤一张由多方力量共同编织的保障之网，唯有如此，才能让法律条文，真正转化为惠及每一个奔忙身影的温暖保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极点商业”（ID：jdsy2020），作者：梅梅，编辑：Cindy，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