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卖一切：中国“黄牛”简史

星海情报局·2025年07月10日 15:36

金钱会自己寻找出路

当年的电影《侏罗纪公园》里有句著名台词：

“生命会自己寻找出路（Life will find its way out）”。

只是，会自己寻找出路的，不仅有生命，还有权力和金钱。

权力的出路，称为“掮客”，而金钱的出路，则唤作“黄牛”。

和今天组织严密、拥有强大技术实力的“黄牛”不同，早期的“黄牛”身上却处处洋溢着中国人特有的街头哲学。

电影票、香烟、外汇券……初代中国“黄牛”们每天早上起来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今天卖点什么好呢？”

01 初代“黄牛”，街头的智慧

广义上讲，“黄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历史上那些“旱则资车，水则资舟”、进行囤积居奇业务的商人们，用今天的视角看，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早期黄牛。

其中的佼佼者，就是秦国宰相吕不韦老师，“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就是他一生商业哲学的归纳总结。

但对我们来说，今天的“黄牛党”，其历史却并不算悠长，满打满算也就40年——改革开放后，兴起于上海。

上海作家路明曾经在《黄牛野史》中，就写过一个叫“瓦西里”的“黄牛”（上海话叫“打桩模子”）——很能说明那个时代中国“黄牛”们的生存状况。

“瓦西里”的本名不知道，只知道之所以叫他“瓦西里”，是由于他年轻时候长得和《列宁在十月》电影中的警卫员瓦西里一模一样。

瓦西里的“黄牛”生涯是从卖电影票开始的。

80年代初，改革开放春风刚刚吹起，西方文化开始进入中国。最开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电影比较吃香，因为这些电影里经常出现搂抱、亲吻镜头。再往后，更刺激的来了，法国的《佐罗》，西德的《英俊少年》、日本的《追捕》等电影也开始在大陆走红。

最新美国大片《第一滴血》

当年不比现在，在1980年代，偌大一个上海，其实也就那么几个能看电影的地方。

瓦西里每天早上都要去愚园路的红都电影院买票（也就是解放前的“百乐门大舞厅”和“红都戏院”）。

“一角五分的票，最好的场次，拣最好的位子，买二十张。”

而等到夜幕降临，瓦西里的生意就开始了——小青年们出来谈朋友、压马路，想看电影的时候却发现票已经卖完了。此时此刻，在旁边兜圈子观察的瓦西里就会凑上来说一句。

“朋友，票子要吧？”

运气好的时候，碰到紧俏的热门电影票，一张票出手能赚好几番；而遇到冷门的场次，票砸在手里，就只能降价处理。

“平均下来，一个月挣一百来块，问题不大，厂里工资才五六十”，在瓦西里看来，当“黄牛”是一条不归路，“自由，钞票多，关键是没有领导管。”

你看，年轻人在什么时代其实都差不多，他们眼里就追求两件事：有钱、有自由。

在正式走上“黄牛”这条路后，瓦西里很快就抛弃了小打小闹的电影票业务，转而瞄准了更赚钱的一条业务线——香烟，特别是外国香烟。

在那个时代，由于金融体系尚未完全开放，一个外国游客来中国，是不能直接把外币兑换成人民币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后，必须先把外币兑换成“外汇券”（FEC），然后凭外汇券在中国消费。

曾经火爆的外汇兑换券，如今只有收藏价值了

理论上，外汇券和人民币功能类似，实际上，两者之间却有着巨大差别——诸如外国香烟、巧克力、电器之类的高档产品，你在普通的商场里是根本找不到的，只有在友谊商店、华侨饭店之类的涉外场所才能看到。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涉外场所不仅不接受人民币，只接受外汇券，甚至都不对大众开放。

于是，为了从涉外商店采购这些“尖货”，瓦西里跟着电视机里的外语节目学习了英语和日语，每天专门就等在友谊商店的停车场外。当老外们从大巴车上鱼贯而出，瓦西里就走上去开始了他的表演——“屋里办喜事，wedding ceremony,想买点香烟，帮帮忙。”

几张兑换券递上去，爽快的老外一口答应，转身就友谊商店的柜台上给瓦西里带了几条外国烟出来。

和那些急吼吼、乌泱泱围着老外的商贩不同，瓦西里喜欢的是不经意间优雅地促成的交易。遇到外宾，他不会上来就做生意，而是先靠着外语和别人攀谈几句，等到破冰成功再开展业务——帮打不到车的外国游客拦车，帮迷路的外国游客指路，在建立信任的基础上，再来谈谈生意的事儿。

伸手不打笑脸人，谁又会对一个衣冠楚楚、举止得体的绅士有什么恶意呢？

对“黄牛”这门生意，瓦西里的总结是：第一要有耐心，几天不开张都正常，要继续等下去。第二要“轧苗头”（察言观色），判断对方的经济状况、心理需求和报价。第三要脸皮厚，被拒绝是常态，不能往心里去。第四则是要有分寸和边界，切记死缠烂打，失了腔调。第五则是要视野广阔、脑子灵活，该换业务就换，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是老一辈“黄牛”，啊不，交易艺术家的基本素养。

后来，随着自己的小生意越来越红火，瓦西里的志向也越来越大。在完成了一波原始积累后，他终于做上了最赚钱的业务——“炒外汇”。

在火热的80/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人有出国留学、探亲和贸易的需要，这也就导致民间对于外汇的需求水涨船高。但当时，我们对于外汇的管制却相当保守——直到1998年，我们才放开了个人购买外汇的限制。

在具体的管理措施上，由于当时还有很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所以当时实行的是“外汇留成制”以及“外汇价格双轨制”——如果你有一家外贸企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按照较低的官方汇率结算后，若还有剩余，你可以保留部分外币进行市场交易，这种交易的价格不是官方指定，而是市场博弈形成——这就是所谓的“外汇调剂市场价格”。

官方汇率价格和外汇调剂市场价格，造就了“双轨制”，进而带来了一系列非常微妙的情况：

因为当时保守的政策，人民币在官方汇率下的价格极高，1985年的1美元仅能兑换3元左右人民币，1993年的1美元仅能兑换5元左右人民币。

但在自由交易的“外汇调剂市场价格”下，1993年，1美元却可以兑换8元左右的人民币。加之当时个人走正规渠道换汇极为困难，这就导致普通中国人想要搞点外汇就只能在黑市上加价购买，最离谱的时候，在黑市上，近11元人民币才能换1美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差价，赚钱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黑市上，1美元=11元人民币；

官方汇率下，1美元=3元人民币，

如果我能以5元的价格从别人手上搞到1美元，

那么转手一卖，我就可以赚6元人民币。

普通人虽然很难搞到外汇，但这根本难不倒瓦西里。瓦西里并不直接向别人销售外汇，而是做外汇的搬运工，把从外国人手上搞到的外汇卖给最下游的外汇黑市商人（上家）。

市场上的“黄牛”，按照100美元兑换1070人民币的汇率收购美元。瓦西里就按照1060的价格从外国游客手里兑换——对瓦西里来说，每卖给上家100美元，他就能赚10元人民币，这生意可以做；对外国游客来说，在正规银行，他最多就换个五六元人民币，瓦西里等于是给他送钱，他也有的赚。

吃了亏的，则是那些打算购买外汇的中国人——因为无法从正规渠道购买外汇，他们只能从黄牛手中高价购入。

这里，我想插一句话——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觉得瓦西里黄牛生涯里最不应该做的事——提前囤积电影票，无非就是让小情侣找个理由继续腻歪的时候增加一点成本。但囤积外汇并且高价出售，这就已经在犯罪的边缘徘徊，且让那些想走正常换汇渠道而不得的人凭空花了一大笔本不应该花的钱。

小打小闹的电影票，无伤大雅。

但参与到外汇黑市，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话说回来，“黄牛”们的骚操作对于他们套利赚钱当然很重要，但那个让“黄牛”有发挥空间的大环境，显然更重要。

电影票、香烟、外汇……当年瓦西里可以靠着这些发家致富，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些财路基本都已经断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社会在发展，因为国家在进步。

当年的“双轨制”，计划内外泾渭分明，高档香烟和高档白酒，普通人很难搞到这些东西，所以瓦西里们才有机会从中获利。但当随便一个烟酒柜台里都能买到“中华烟”“茅台酒”的时候，当普通人也能轻松兑换几万美元外汇的时候，“黄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只要旺盛的需求方没有被供给方满足，只要其中有巨大的套利空间，“黄牛”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而只要需求可以被有效满足，只要套利空间被打得粉碎，“黄牛”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

瓦西里的外汇“黄牛”生涯，就终止在了1994年的元旦。

这一天，中国启动了“九四汇改”，宣布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官方汇率和全球市场接轨，人民币开始加速贬值。同时，外贸企业被要求强制结汇，“外汇调剂市场价格”被废除。1998年，中国终于放开了个人购买外汇的限制。

初代“黄牛”们，该谢幕了。

当时，瓦西里手上有几万美元，是按照之前“1美元兑10.6元人民币”的价格收来的，相比起原来1美元兑5.7元人民币有巨大的套利空间。而和全球市场接轨后，调剂市场价格废除，1美元能换出8.7元人民币——套利空间极度压缩，瓦西里的上家们放弃了利润微薄的美元生意，他高价换来的那几万美元，基本都砸手上了。

再加上后面逐渐放开了个人购买外汇，“黄牛”们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上海滩的外汇“黄牛”们也就销声匿迹了。

随着90年代和00年代的经济发展，随着市场越来越开放，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开始出现极大的丰富。电影票、香烟、家电……这些曾经有钱难买的东西，后面渐渐敞开了供应，再没人会傻到在这些领域当黄牛了。

发展的问题，终究还是要交给发展来解决。

02 二代“黄牛”，技术的攻防

当然，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每当有人从“黄牛”那里买到了东西，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无法从正规渠道购买商品，这就是一种不均衡。

比起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利用街头智慧赚钱的初代“黄牛”瓦西里们，二代“黄牛”的玩法则凶狠得多，“黄牛”们不再只是一些头脑灵活的年轻人，而是一群有组织的犯罪者。他们已经不会再玩小儿科的电影票生意了，转而把目光瞄准了对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而言颇为敏感的两种商品——春运的火车票，以及医院的挂号资格。

十几二十年前，二代“黄牛”们就盯上了火车票业务，只是在那个技术还没有普及的时代，二代“黄牛”们无法通过技术实现业务突破，只能靠组织能力发力新赛道、布局新领域。

每到春运，在各大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前，就有“黄牛”的人带着铺盖卷和小板凳在窗口前躺着排队，别说车票了，甚至靠前的位置都能卖钱，“黄牛”们要么自己上，要么三班倒，总之主打一个24小时在场。开票的时候，“黄牛”们还会团队作业，一群人霸占窗口，排第一的人会买大量的票，后面几个人负责卡位不让普通乘客靠近。

手机售票普及后，这种场面再也见不到了。

比起这些操作，二代“黄牛”们最黑的一笔则是和铁路系统里的“内鬼”合作——在正常开票之前就把热门方向上的车票截流下来，等到正式开票，普通旅客根本就买不到自己想要的车票。

即便是开放了电话订票，“黄牛”们也有自己的套路——他们会雇人用几十台电话不断拨打订票热线实现人肉ddos攻击，普通人根本无力和这些有组织的“黄牛”进行对抗。

而等到网络时代，“黄牛”们的技术就更升级了。

专用的抢票软件只是最基本的套路，24小时不间断刷新、放票瞬间锁单什么的都是标准功能，能做到这一步，在二代“黄牛”群体里也就是刚刚摸到及格线罢了。

要知道，顶级智慧从来都是相通的——乔布斯老师说“真正认真写软件的人应该自己做硬件。”，科技行业怎么看这句话不知道，但“黄牛”圈子确确实实是把乔布斯的话儿记心头了。

真正有志于干一笔狠活儿的“黄牛”，不屑于单纯开发个什么抢票程序，他们会直接租用企业级的千兆光纤，以毫秒级的速度购入火车票。

另外，“黄牛”们不仅在技术上有所突破，在拿捏人心上也颇有一些心得。他们会瞄准农村闲着没事干的大爷大妈们，从他们手里低价获取身份信息，然后用这些非法获得的身份信息来绕过实名制的门槛。

从“黄牛”那里买了票的人，只需要买一张短途车票就可以靠真实身份证进站。上车之后再利用黄牛给的车票继续前进。特别是在春运期间，检票员忙不过来，一般也不会要求你拿出身份证和票面信息进行比对。

医院里的那些“号贩子”们，也是类似的操作，要么黑进医院的挂号系统，要么靠着内部关系提前搞到专家号——总之主打的就是一个“先非法占有正常人的机会，然后再高价出售这个机会”，等于让他们赢两次。

那么，这些“黄牛”是怎么被干掉的呢？

很简单，还是要靠发展，还是要解决供需失衡。

“黄牛”们最大的天敌，不是更强力的监管，而是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

之所以现在倒卖火车票的“黄牛”已经远远不如当年那么猖獗，一是因为铁路运力提高，买票没有十年前二十年前那么艰难了；二是因为技术进步，手机购票、人脸识别、购票信息联网等技术极大限制了“黄牛”们的发挥空间。

“黄牛”们虽然有刷票软件，但现在铁路系统和意义基本也都拥有了技术反制能力——以阿里云来说，作为国内顶尖的云服务提供商，他们会给医院的挂号系统附加“人机识别”功能，即时“黄牛”们可以突破验证码等方式，最终也一定会被系统揪出来。

03 三代“黄牛”，流量的生意

发展到了今天，“黄牛”们的生存空间其实已经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了。

瓦西里当年的同行们，如今大多数都已经上岸。少数还没有走出这一行的，要么转行去做演唱会门票，要么就去搞超市礼品卡收购。在当下这个“供过于求”的时代，古典主义的“黄牛”们，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生存空间，最多也就是赚几个“香烟铜钿”。

今天这个时代的“黄牛”，他们的套路已经和初代、二代的前辈们完全不同了。

前段时间，小米发布了新车型YU7，18个小时内的锁单量就突破了24万台。而与YU7爆单同时出现的，则是供需失衡的局面——当前小米汽车当前的产能不过30万辆/年，到2026年才能实现“45万辆/年”的目标。这也就意味着，哪怕小米现在停止SU7车型的生产，哪怕小米现在关闭YU7的订单，光是YU7现有的24万台锁单量，小米拼尽全力也需要八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尽数完成交付。

YU7标准版锁单后至少需要等待超过50周，Pro版锁单后至少需要等待45周，即便是最高端的Max版，锁单后至少也要等待30周。

一边是捉襟见肘的产能供给，一边是越来越多的订单和越来越急迫的需求，不出意外，“黄牛”们又要行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