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站在新发展阶段，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思路，通过解决组织体系、经营体系、产品体系、服务体系、技术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带动普惠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和系统蜕变。

在组织体系层面：构建大中小机构差异化竞争发展格局，特别是要地方性中小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应当往下做、往深做、往精做，强化本地基础和比较优势。

在经营体系层面：直面金融机构小微信贷面临的顺周期风险防控问题，解决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两难困境”—不加大服务面临竞争压力和加大服务面临风险压力。

在产品体系层面：针对中小微企业和人民群众金融需求的多元化趋势，从单一信贷转向综合服务，针对普惠金融主要场景，提供差异化的一揽子金融服务。

在服务体系层面：重视理财对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开展差异化的普惠理财服务竞争，普惠理财服务秉持针对性、动态性和简洁性原则。

在技术体系层面：重视大量中小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面临的成本、收入和人才挑战，走“引入吸收、业技融合”之路，与第三方合作发展坚持“学人以渔”。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此后政策与市场同向发力，十年来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金融服务覆盖面逐步扩大，全国县域银行机构实现100%全覆盖，乡镇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约98%；金融服务可得性持续提升，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普惠型涉农贷款近5年年均增速分别超过25%、16%；金融服务满意度逐步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成本不断降低、便捷性不断增强，小微企业、“三农”等重点领域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但与此同时，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客户需求、风险形势、服务方式、技术支持、市场竞争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2023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为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做了总体部署。站在新发展阶段，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思路，首先需要在组织体系、经营体系、产品体系、服务体系、技术体系上找出普惠金融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过问题解决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和系统蜕变。

一、组织体系：大中小机构如何差异化竞争发展？

2023年10月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健全多层次普惠金融机构组织体系，明确了各类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定位和方向：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要进一步做深做实支持小微经营主体和乡村振兴的考核激励、资源倾斜等内部机制；地方法人银行坚持服务当地定位、聚焦支农支小，完善专业化的普惠金融经营机制；政策性、开发性银行普惠金融领域转贷款业务模式，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探索合作银行风险共担机制。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在大型银行积极推进普惠金融服务下沉的大趋势下，中小银行如何打造自己的比较优势，实施差异化竞争。

在政策推动下，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业务占比持续提高。2019～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三年对六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小微贷款做出具体增速不低于30%、40%和30%的要求。2022年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力帮扶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若干措施》要求，“2022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力争新增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1.6万亿元”，测算来看相当于同比增速不低于24%。2018年末，我国有大型银行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25万亿元，在银行业中占比不到24%；在政策的推动下，2019年以来六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在普惠小微贷款市场开始加速下沉，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国有大型银行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加到11.3万亿元，市场占比接近41%。大型银行的服务下沉，一方面增加了普惠金融供给、降低了融资成本，但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挤压了中小银行的市场空间。在普惠金融领域，中小银行如何与资源更加强大的大型银行竞争，从而切实健全多层次普惠金融机构组织体系，也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图1：大型银行在普惠小微贷款市场中的占比，

地方性中小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应当往下做、往深做、往精做，强化本地基础和比较优势。大型银行下沉普惠金融服务，是政策要求、成本优势和技术赋能综合推动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国有大型银行的服务下沉还将会持续推进，范围和规模都将进一步扩大，且在下沉服务的同时还对客户存在“掐尖”行为。对此，地方性中小银行的普惠金融发展需要针对性地降低自己的负债成本、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和改善客户运营能力，但根本之策在于利用自身本地化优势，不断强化金融科技应用，走线下线上融合发展之路，在本地往下做、往深做、往精做，以此打造自己在普惠金融服务上的比较优势和竞争能力。在此过程中，要注重将多元、分散的线下银行网点打造为数字化生态入口，一方面要通过线下服务网点的智能化升级和线上化，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强化线下网点的“流量优势”，另一方面要通过普惠金融与基层治理、基层产业、基层生活融合，塑造线下网点的“渠道优势”。

德国地方性小银行的发展历史验证了“深耕本地、做专做深”发展思路的可行性。德国储蓄银行在经历220多年（第一家成立于1800年左右）、合作银行在经历170多年依然活力十足，两者的资产规模占比仍高达48%，地方性小银行一直发展得很好。这背后跟这两类银行持续深耕本地、做深做专的发展战略密不可分：一是始终坚持“区域经营原则”，专注于在机构成立的地区经营发展，从而实现了解自己的客户、避免简单追求规模增长、经营利润留在本地和支持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始终坚守“经济社会双重目标”，很好地兼顾了财务可持续和促进社会发展；三是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作为为当地储户、中小企业和投资者服务的地方性银行——“由人民发起的、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德国储蓄银行、合作银行近20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不管技术如何创新应用、经济社会如何发展演进、银行业竞争格局如何变化，但地方性银行“往下做、往深做、往精做”始终是立身之本、发展之要。

二、经营体系：小微信贷服务如何破解顺周期性？

随着金融发展和竞争进入新阶段，普惠金融服务已经不只是监管考核目标，也成为了很多金融机构的战略发展方向，成为了资产和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这是近五年来，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普惠型涉农贷款近5年年均增速分别超过25%、16%，分别达到28.7万亿元、12.4万亿元背后的重要原因。

图2：普惠小微贷款持续快速增长，

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小微信贷服务面临极大的顺周期风险管控压力。在经济下行阶段，小微企业的收益率、回款率相对于大型企业下降得更快，现金流快速恶化，银行不得不收缩小微企业信贷，将信贷发放从以小微企业为代表的“低净值”借款者转移到以大中型企业为代表的“高净值”借款者（在理论上被称为贷款“质量逃亡”，Flight to quality）。除了正常的“质量逃亡”效应之外，当前小微企业贷款顺周期风险防控的特殊性在于，疫情防控期间银行对小微企业信贷做了多次“延迟还本付息”，延迟到期后小微信贷的不良压力加大，已高于存贷款息差。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数据，商业银行净息差自2019年以来持续下降，2023年三季度已降至1.73%的历史最低水平，接近不良贷款率1.61%，且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都在下降，表明不少利润用于了不良贷款核销。

金融机构高质量推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需要解决好“两难困境”。在企业收入明显恶化、风险压力持续增加的现实背景下，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服务的“两难困境”更加突出：不加大服务面临政策考核压力和市场竞争压力，加大服务面临不良攀升和损失扩大风险。

为此，需要多方综合发力：首先，需要银行机构树立与小微企业同存共荣的发展服务理念，坚定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定位；二是需要银行机构加强银行信贷与融资担保机构、保险机构保险的合作，丰富小微企业风险分担主体；四是需要银行机构利用数字科技和大数据，提升风险定价的精细化和提升“延迟还本付息”的针对性；四是加大政策性融资担保、政府风险化解基金等对银行机构的风险分担力度，避免小微贷款的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

三、产品体系：普惠金融综合服务如何得到满足？

在新发展阶段，中小微企业和人民群众的金融需求更加多元，单一信贷服务已无法满足重点群体需要，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产品服务体系从单一信贷服务为主转向综合服务多元金融需求并重。综合性普惠金融服务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所有金融机构的同质化服务，关键是要针对普惠金融的主要场景，提供差异化的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针对科技创新、产业转型的一揽子金融服务。这需要通过信贷服务、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保险服务等融资方式，更好解决新型农业主体、科创型小微企业的多元化融资需求。例如，在农村金融服务方面，一方面，农业集约化、设施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物质技术装备大量应用，使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信贷资金需求十分旺盛，且对信贷资金的需求额度、集中度、季节性、期限等均呈多元化特征；另一方面，规模种植户参加农业保险的比例明显高于传统农户，这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已不局限于融资，对冲风险、防灾减灾、平滑收入波动等多元化金融需求日趋旺盛。

针对新型城镇化、新市民的一揽子金融服务。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从当前的65%左右提升至70%左右，且我国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县城为重要载体，城镇化建设重点从“城市群、都市圈”进一步下沉至“县城”。这一方面使得户籍和就业分离的新市民进一步扩大（目前约3亿人），在创业就业、住房安居、医疗教育、保险保障等方面需要多元化的个人金融服务；另一方面还会释放县域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多元化对公金融服务。

针对居民收入增加后的多元化理财服务需求。这需要金融服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存、贷、汇业务，还需要综合推出理财、保险等服务。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居民对创业就业、住房安居、技能培训、子女教育、健康保险、养老保障、理财保险等方面的需求持续增加。例如，在农村地区，成年人投资理财产品和购买保险比率已达到33%和32.4%，下一步还会吸引更多金融机构下沉，催生更加丰富且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

针对深度老龄化的一揽子养老金融需求服务。在这方面，老年人口的健康保险、大病保险、财富管理服务等是重点。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接近3亿人，占全国人口的占全国人口的21.1%，进入了“中度老龄化”阶段；根据国家卫健委预测，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随着老龄化的持续深化，老年人口的健康服务和财富管理成为一个全新的金融课题。

图3：我国人口老龄化呈加快趋势，

针对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多元化金融服务。这需要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良种培育繁殖、应对自然灾害等，提供多元化的信贷、保险、担保等一揽子金融服务。目前，全国约5亿亩永久性基本农田尚未建成高标准农田，据测算每亩建设成本约4000元，近两万亿元的长期低成本资金需求如何满足；良种培育繁殖科技含量高、风险大、投入周期长等特点，但相当部分育种企业发展早期达不到银行授信标准，如何通过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满足这类企业的融资保险需求。

金融机构针对场景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过程中，除了针对性之外，还需要重点关注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支付服务与融资服务的协同、存款服务与理财服务的协同、银行信贷服务与担保保险服务的协同、消费金融服务与产业金融服务的协同性。

四、服务体系：普惠理财服务如何高质量推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而理财产品存续规模已超过25万亿元，服务了超1亿的客户，每年创造的收益也在一万亿元左右（数据来自《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3年上）》），因此投资理财已成为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方式，理财服务也成为了新时代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正因如此，2023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构建类别齐全、策略丰富、层次清晰的理财产品和服务体系。

图4：理财产品投资者已超过1亿人，

从大的思路来看，普惠理财服务需要坚持针对性、动态性和简洁性。一方面，理财产品已经全面进入净值化时代，投资者对理财产品的收益性、安全性以及流动性都有更高要求，金融机构需要根据客户的风险、收益和流动性偏好，提供针对性的理财产品服务。另一方面，根据不同经济形势、居民就业、收入增长等变化对客户需求和偏好的影响，利用金融科技提高投研能力，动态调整固定收益类产品、混合类产品、权益类产品的供给结构和品类，为客户理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更加多元的选择。此外，针对普惠理财客户的金融素养和能力，在产品结构设计和理财产品宣传上做到简洁明了易懂。为了让金融机构和理财投资者更好地落实“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要求，简洁明了的信息披露和产品宣传意味着，产品信息和宣传既不能过于宽泛宏大，导致言之无物，也不能过于专业高深，导致投资者无法理解产品的风险、收益、流动性属性。对此，最好的办法应该是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制定理财产品信息披露的核心要素和范式要求。

从商业模式来看，大中小银行的普惠理财服务需要差异化竞争。根据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的数据，截至6月末，全国共有265家银行机构和30家理财公司有存续的理财产品，共存续产品3.71万只，较年初增长6.88%；存续规模25.34万亿元；从代销渠道拓展情况来看，2023年上半年理财公司理财产品由母行代销金额占比进一步下降，理财公司合作代销机构数量逐步上升，6月有417家机构代销了理财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较年初增加89家。与全国性银行相比，地方性中小银行大都没有获批成立理财子公司，以代销为主，普惠性理财服务更加需要体现差异化。

首先，在理念上，普惠理财服务需要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围绕客户收入情况、风险偏好等主动提供针对性服务；其次，在代销为主的模式下，地方性中小银行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在于，根据本地区客户的理财需求，通过与不同代销渠道合作，扩大理财代销的产品组合，通过更多的产品组合覆盖更大的理财客户需求；此外，中小银行机构需要利用自己的本地化优势和对客户的多元深入理解，更好地把握客户风险偏好与不同阶段需求，做好理财客户画像，提高营销的精准度和服务的针对性。

五、技术体系：中小银行如何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随着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数字金融服务，已成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近年国内银行业在IT建设与服务领域的资金投入规模逐年递增，根据艾瑞咨询的预测，自2019年起银行业IT投入规模以24%的复合增长率稳定高速增长，在2022年突破3000亿元，预计未来国内银行业IT投入规模仍将以约24.6%的复合增长率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于2025年达到接近6000亿的规模投入。但在金融机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存在“三大不一致”：相较于服务业、制造业，农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相对较慢；相较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相对较慢；相较于大型金融机构，中小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相对较慢。这“三大不一致”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难以在各个行业、各类企业、各个金融机构层面同步推进。

图5：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投入持续加大，

对大量中小银行而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仍面临多重障碍。在人才积累和技术研发方面，数字化技术和系统快速革新，很多中小银行缺乏相应的创新研发能力，数字技术人才积累少、引入难。在成本投入和资源保障方面，人工智能、分布式架构、云平台等技术应用和业务解决方案是一个长期资源投入的过程，中小银行缺乏持续、稳定的人员、资金、业务资源投入。在技术创新应用与普惠业务发展方面，两者存在时间上的非同步性，技术创新引用前期投入大，普惠金融业务发展面临众多因素影响，收入不确定性较大，收入的不同步不稳定导致数字化转型的“实用性”削弱。

中小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需要坚持“引入吸收、业技融合”。有三种可选择的模式：一是自行研发创新应用数字技术，二是通过大型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输出，三是与平台科技企业合作推进数字金融服务和数字化转型。对于中小银行来说，第三种的可行性更强，平台科技既连接了大量的To C、To B客户和金融服务场景，也有很强的数字科技能力和比较成熟的数字金融解决方案，此外与大型金融机构不存在同业竞争。

更为重要的是，平台科技企业的业务链接、技术输出，可以更好解决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人才积累少、成本投入大、收益不确定三大挑战。当前，大型平台企业围绕自身核心业务，积极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了连接用户、企业、平台等多方主体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到2023年6月，网络直播、网络购物、网络支付、网络视频、网络通信等的用户规模都超过了7.5亿人，网络购物、网络视频、网络通信等互联网应用（APP）的使用率接近或超过了75%。平台科技企业对中小银行输出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同时，可以为中小银行数字金融发展提供丰富的服务场景和业务需求，从而更好地解决数字化转型的三大制约，实现“业技融合”发展。国家《“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大型企业打造一体化数字平台，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平台、行业龙头企业等立足自身优势，开放数字化资源和能力，帮助传统企业和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工信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提出“大型企业打造面向中小企业需求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输出成熟行业数字化转型经验，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开展数字化转型”，中小银行机构与平台科技企业“引入吸收、业技融合”合作的发展思路与这些政策部署具有内在一致性。

但中小银行机构与平台科技企业合作发展需要注重“授人以渔”，避免银行空心化。一方面，互联网科技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能力以及对C端客群以及场景生态的深刻认知，向金融机构提供全渠道获客、精细化运营、大数据实时风控、全流程降本增效、用户体验提升等技术和业务解决方案，且在技术输出时向金融机构开放技术代码；另一方面，中小银行可以通过技术开源、联合建模等形式，共享科技公司的经营管理、风控决策经验，不断沉淀技术能力，提升产品创新、营销获客、客户促活、风险定价、贷后催收等业务能力，提升自身在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下的供应链能力。此外，中小银行与互联网技术公司的合作不能全盘接收、全套引入互联网科技公司的技术，而是要“可控集成”，把握自主权；不仅要技术合作，还要学习和吸收数字化技术的理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辉研究”（ID：taihuiyanjiu202308），作者：朱太辉、刘南希，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