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院之声：一个关于改变如何发生的故事

“困境并不一定会带来改变。它还需要：年轻有活力的推动者；领导者的支持；参与者的意愿；以及，最开始时作为改变动力的激励。”

一直到2019年，陕西省歌舞剧院都是游客云集之地。

陕西省歌舞剧院手上的王牌是《仿唐乐舞》。它的第一次亮相是在1982年，由当时中国知名的唐代历史研究学者和艺术家参与创作，还原盛唐时期的宫廷舞蹈和音乐。后来，作为陕西省歌舞剧院的驻场演出，《仿唐乐舞》在每一天的下午和晚上都会在陕歌大剧院进行两场表演。

慕名而来西安旅行的国外游客，在参观了兵马俑、古城墙和陕歌附近的碑林之后，会搭乘旅游大巴到陕歌大剧院，来观赏今天的中国艺术家对中国最引以为傲的朝代的歌舞的演绎。除了演出之外，还可以一品中国北方的美食，有16种饺子组成的饺子宴，或者包括凉皮、肉夹馍、泡馍在内的小吃宴。一条2018年的游客评论说，一进门就被院里的大巴车的数量震撼了，大巴上写着各国语言，英文、德语、意大利文。

不过，这一派繁忙景象被从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打断。此前我从未想到，在那些宏大的的主题比如供应链、外贸出口和跨国航线恢复等问题之外，西安市碑林区文艺北路一家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文艺院团，成为了跨国旅行中断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如今剧院已经冷清，但剧院入口顶端的条形显示屏上滚动的字幕，仍然提醒着人们它曾经的备受欢迎：自1982年首演以来，仿唐乐舞已经进行了24000场演出，接待过1000万人次的游客，它还多次接待过各国政要，并且在2013年入选了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疫情和驻场演出的停止，让院长李铁的规划落空。

双簧管演奏家李铁1984年加入陕西省歌舞剧院，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剧院工作了接近40年——将近大剧院历史的一半。2009年，副厅级单位陕西省歌舞剧院转企改制，一大批老艺术家决定退休。按照工龄30、年龄50的退休规则，当时是歌剧团副团长的李铁也可以选择退休，但他自认尚且年轻，还有做事的精力和雄心，就仍然留在院里。2015年，他成为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副院长。四年之后，2019年，李铁成为陕西省歌舞剧院的院长。他为自己确定下了两个重要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排剧，这是剧院作为艺术机构的追求；第二个目标是提高职工生活水平，这是转企改制之后作为企业的追求。

“我（开玩笑）说我上来的真不是时候，做了四年院长，碰到了三年疫情。”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李院长说：“大家平时工资低一点，全靠演出费，但是疫情期间没有演出了。工资虽然不高，但你也得发啊。我比较欣慰的是，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少职工一分钱，虽然不高，但是全部发放。”

在国有院团工作的艺术家们的薪水，可能比人们所想的要低，尤其是当你习惯了从各种娱乐新闻里看到艺人的天价片酬和演出费用之后。在陕西省歌舞剧院，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演员基本工资只有2000出头，大部分收入来源是演出费，“我们想天天演，想一天演三场，但是这也要看团里的业务数。”所以，在2019年之前演出频繁的时候，一线的年轻演员在演出多的情况下可以一个月赚到7000到8000块，算上淡季，平均每个月也可以到手5000左右。但是在没有演出的情况下，即使是已经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在疫情期间一个月也只能拿到一两千块钱的基本收入。

1.

对于这些年轻的演员，以及在转企改制之后需要为自己和自己的演员都创造营收的院团而言，可能出现了一个新的答案：到抖音直播。

2023年的4月19号，陕西省歌舞剧院的晓宇和陕歌所属陕西演艺集团的同事一起到北京，参加2023抖音直播行业生态大会。在这个会议上，抖音推出了一个叫“艺播计划—抖音直播院团专项”的活动，联合发起机构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有近百家的文艺院团接受邀请，到北京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后的新闻稿引用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的话说，艺术院团与直播的深度合作，可以让直播间成为线上演出的新阵地，让礼物收入成为线上收入主要渠道之一。

按照《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的数据，在2021年时，全国有2031家公有制艺术表演院团，其中9家为隶属中央的剧团，其余都是地方院团，有超过10万8000人为这些地方院团工作。抖音的目标是把这些专业院团和专业演员们的表演搬到直播间，这样可以让直播的内容更加丰富，而不只是留在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小姐姐唱歌跳舞。这家公司计划在2024年至少和200家院团达成合作，让它们在线上找到“第二舞台”。

对于这2000多家地方院团而言，它们也正需要这样一个新的舞台。《地方文艺院团发展现状白皮书》里说，2021年，全国地方院团的年收入中，接近73%的收入来自财政拨款，13.96%来自于演出，总体上收入低于支出。院团自身不太好的财务状况自然会影响到人员的薪资。在保留了事业单位性质的地方院团中，人员工资在2000元到4000元之间。这进而降低了院团对于人才的吸引力，以今天直播大火的延边歌舞团所在的吉林省为例，国有文艺院团工作人员平均年龄为37岁左右。

晓宇在陕西省歌舞剧院的演出中心工作。他对新媒体并不陌生，在他的工作范围内，除了大剧院的一些项目招标、外事演出等，还包括对演出项目的新媒体运营，比如微信公众号、B站。让他认为这件事情可以一试的，是抖音承诺的扶持计划。在抖音官方给出的方案中，既包括了流量扶持，也包括了更加直接的钱上的帮助。对于像陕西省歌舞剧院这样的院团而言，只需要有5个演员单月开播10天、播满20小时，就能够获得一笔现金保底收入。如果能够做到10人开播并且完成直播任务，抖音也会在收入分成上给出优惠。一般而言，主播个人获得的礼物打赏收入，平台方会分成50%，主播个人获得50%，对于满足条件的院团，抖音只会分成30%。也就是说，即使院团不从主播个人的收入中分成，也有20%的收入。

直接的经济上的收入也成为晓宇在拿出方案后，说服陕西省歌舞剧院领导的一个有很好的理由。回到西安，他准备了一个落地执行的方案，提交给院班子的领导，由包括党委书记、院长李铁、党委副书记和两位副院长一起讨论，“看看能不能做这件事情”。在院领导们同意之后，再拿到陕西演艺集团汇报，由集团确认，一个国有艺术院团到抖音做直播这件事，确实可行。

紧接着的三个月刚好是陕西省歌舞剧院忙碌的演出季，结果，一直到7月中旬剧院才按照平台的要求把演员公会注册下来，然后在9月份进行了第一场直播。

即便在他看来这个速度并不算快，但在这件事情上他的确有值得自豪的地方。因为随后陕西演艺集团在整个集团范围内进行过一次院团直播项目的宣讲，再之后，11月4号，抖音院团扶持计划地方方站活动在西安举行，请了40多家院团参加，陕西演艺集团旗下所有子公司的领导也都到场。但到目前为止，在陕西演艺集团的八家院团和文艺机构里，也只有陕西省歌舞剧院开始、并且坚持把直播做了下来。其他人则“没什么动静”，“也有可能像我们这种国有单位推进工作都比较慢。”晓宇说。

陕西省歌舞剧院官方账号的第一场直播是一场持续了两个小时的综合性表演，既有歌曲、也有乐器、舞蹈。他们在大剧院的录音棚里搭建了一个专用的直播间，院领导还批下了3万多块钱用来买直播的硬件设备，比如相机、声卡和直播灯。第一场直播收获了1.2万的音浪（相当于1200块人民币），最高在线人数有400多人，“那天也给了我们一定的信心，感觉官号的直播还是可以做下去的。”

不过，让他真正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去做，是10月9号抖音果真如约把承诺的保底收入款打到了财务的账号，“你觉得这确实还是挺靠谱的。”

2.

让人好奇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所有院团都像陕西省歌舞剧院那样，尽管有些忐忑和拖延，但还是充满热情地拥抱了直播？

我向晓宇请教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可能是（他们）中青一代的工作人员对这一块的兴趣和热情也没那么高，然后就没有跟领导去详细地说这个事情。还有他们可能比较难动员演员，如果演员少、基数低的话。”

他自己也会跟同集团其他院团的朋友交流，“因为我们做下来，我感觉做得还可以，所以我就问，你们怎么不做啊。”对方的回答，要不就是领导没有太支持，要不就是觉得演员比较难动员，而集团虽然认为院团到抖音去做直播不错，“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强加院团，说你必须要去做这件事。”

所以，一个一向高坐于艺术殿堂的国有院团，要想真正克服艺术家的矜持，开始到直播间进行表演，至少需要三个条件：

一个充满热情地推动者，如果以晓宇为例，这个人大概率是一个年轻人，对新事物有想象，并且在院团内人头熟悉，他愿意拿出一套可以执行的方案，去推动这件事情变成现实；

一个愿意表现出支持的院团领导者或领导团队，尤其是考虑到这项行动对国有院团来说带有一定冒险性质；

以及至少5名，最好超过10名愿意每个月拿出10天、20个小时时间进行直播的职业演员。

“这个地方不像发达城市，还是比较保守的一个城市。”陕西省歌舞剧院的院长李铁说：“要接受这种新鲜事物，我认为队伍一定要年轻化。我也能接受，我可以支持他们搞，但是你说我多了解，好像也没有。”

我恭维他看上去非常年轻。李院长开始笑：“再过两个月我就要退休。60了。”他继续强调年轻的重要性：“现在老同志很多观念已经落伍了，不是绝对，但大部分思想和思维已经赶不上年轻人。”

他决定支持陕西省歌舞剧院上抖音直播，一个原因是，“年轻人好不容易有这个热情，你不能把它磨灭了。”开始做直播之后，“原来工作不是不上心，但是没有这么上心。自从做了这个东西以后，我感觉他们马上状态都不一样了。他们感觉这个东西有意思，能发挥出来。”

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探路”的方式，“看这条路是不是更好”。“尤其是转企改制之后，不像过去事业单位，我搞我的创作就可以，首先你要经营自己。”他感慨：“我是从事业体系下来的，（所以我能理解）过去那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很难改变。”

他也未尝没有压力。过去领导找他开会，对于互联网的态度是宁可不弄，也不要出事，“在舞台上演个啥，不报道无非就是几百个人看到听到，但是网络的影响力就大了。你是一个国有单位，你代表宣传道路方向，可不敢胡说。”因此，他也提醒大剧院跃跃欲试的年轻人，刚开始做，流量小也不要着急，慢慢来，“绝对不能出事。”

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批评的声音他就表现出了自己的不屑。“有时候有些部门的所谓专家，他把老百姓有点小看。他认为你们搞得太洋了，不接地气，老百姓看不懂。你看不懂不能代表老百姓看不懂。啥叫都看不懂？看不懂你就永远回到白毛女的年代去吗？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还怎么提高？不可能嘛。”

取得了院团领导的支持之后，接下来，晓宇就去给演员“做功课”，“说咱们现在有这么一个事情，希望演员能够参与。也是靠他们个人报名，有的人报名早一点，有人的报名晚一点，有的我们需要做功课。”

一些年轻的演员比如舞蹈演员樵朋轩，对在互联网上直播已经很熟悉，也曾经参与过朋友的直播，因此就更顺理成章。

再比如秦腔演员曹佳，在陕西省歌舞剧院决定做直播之前，就已经有自己的抖音账号，而且还有超过两万的粉丝，只不过不怎么做直播。晓宇找到曹佳，跟他说，“这个事情不仅可以提高你的知名度和收入，还可以每天练功。”

但是，即便整个陕西省歌舞剧院有超过300名演员，晓宇的动员工作也没有那么顺利，“9月份我当时情况真的特别紧张，只有四个人在播，就差一个老师才能够完成任务。”他盯上了歌剧团的年轻演员马旭立，“那会儿马旭立对直播的热情没那么高，我去找他们的团长，说还有10天，她必须每天来直播。当时已经没有办法了，只能这么办了。”

结果，马旭立的直播效果对于一个新手而言还特别好，三个月她个人直播间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一万六千块。“从10月份看，我不需要催了，自己就播了。当演员真的能够收到收益之后，他们会很有热情地去做这件事情。”

至于秦腔演员曹佳，戏曲听众的打赏没有那么多，但是却很忠诚，只要他发出一个直播的预告，就至少有几十个人预约他明天的直播。有一次他坐地铁，20分钟遇到了三个他的戏迷，“曹老师我看你直播了，曹老师我前两天电视上看到你了。”

对于晓宇而言，他和院长有了同样的发现。开始时，也是年轻一代的演员更容易接受直播。“我之前想的是，会不会我们名气大一点的演员，直播效果会好一点，后面发现人家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是成名的艺术家，然后可能不管是工作或者家庭方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办法保证直播时间，就委婉拒绝了这个事。所以我们后面就转移了工作中心，现在基本上做工作还是给中青年演员比较多。”

不过，补贴的政策仍然有用。“现在又来了个新政策，只要是国家一级演员，抖音会给你每个月保底现金补贴，现在已经有八个老师报名了。”

3.

自从陕西省歌舞剧院开始直播之后，李铁就被拉到了移动互联网上。他学会了打赏，也开始在抖音上买一些“看着好看的小玩意儿”，比如钥匙扣、打火机——他不抽烟，但却会买打火机。

我问李铁院长，他是不是会在抖音上看其他人的直播。他回答：“我们自己有了抖音号，我也开始去关注、看别人怎么做的。我看了半天，好像还是东北延边他们做的好一些。”

当然，好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延边歌舞团从2022年年初就开始做抖音，几乎可以说是最早在抖音做直播的院团。开始得早，当然免不了要付出更多的学习成本，但也拥有了时间积累出的优势。

陕西省歌舞剧院是在剧院原本的一个录音棚中搭出了一个直播间，硬件设备投入3万多块。延边歌舞团已经有了10个直播间，其中一间是团播时用的大型直播间，三间是供舞蹈演员直播的直播间，另外六间是给声乐演员直播用的直播间。直播间里用的硬件设备包括外星人电脑和三星显示器，总共的硬件投入达到80万。

陕西省歌舞剧院包括晓宇在内有三位兼职的同事在负责抖音直播的运营，延边歌舞团已经成立了由6人组成的新媒体中心。新媒体中心的办公室再加上6个演员直播间，在延边歌舞团的办公楼里占了整整一层楼。延边歌舞团新媒体中心的主人朴光春导演过地方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在30出头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家一级导演，并且随后又评上了国家一级作曲家。歌舞团在2022年6月份的第一场直播，就是朴光春来做导演。

朴光春说，延边歌舞团通过抖音直播出了名之后，他经常会接到一些院团同事打来的电话。对方自我介绍，我是某某院团新媒体中心的。朴光春就问，你们也有新媒体中心啊，有几个人啊？对方会略带不好意思回答：现在就是我一个人在兼着做。然后就请教朴光春，要怎样才能在抖音上做好直播。

朴光春就很大方地给列出一个清单，单子上包括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的支持，要有演员的配合，然后是一长串的硬件和注意事项。“看你们条件”，硬件设备从贵到便宜都有。

他可能不会提到自己的投入。在开始做抖音的一年多时间里，朴光春经常会睡在办公室。他负责各种关于直播的事宜。一位声乐演员准备在直播间里唱《死了都要爱》，但是希望朴光春能够把伴奏的调子往下降一降。朴光春二话不说就打开办公室的电脑开始调整。国家一级演员黄梅花的直播时间是在中午吃饭时间，她的伴奏软件突然没有声音了，正在外面陪人吃饭的朴光春马上打电话找人过去看。他的华为手表显示他每天要走25000步，那是他在办公室和不同直播间之间来回走动积累出的步数。

就像陕西省歌舞剧院的院长李铁描述的那样：“原来工作不是不上心，但是没有这么上心。自从做了这个东西以后，我感觉他们马上状态都不一样了。”

4.

把朴光春找来做新媒体中心的，是延边歌舞团的副团长罗松花。

一场改变，需要一场危机，也需要一个愿意去推动变化发生的人。2020年12月，延边自治州龙井市文广旅局局长罗松花调任延边歌舞团副团长。她很快就发现了危机：没有任何单位会觉得自己的钱够用，但是延边歌舞团是真的不够用。从2016年之后，延边歌舞团的外出商演就在变少，2020年开始的三年疫情更是雪上加霜。从罗松花调任到延边歌舞团开始，一年的商演就没有超过3场。而且，对于地处延吉的延边歌舞团而言，出去参加商演的成本也比其他地方要高。

但是整个院团运转的成本却并不会因为商演的变少而降低。延边歌舞团属于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公益二类简单理解就是，财政会拨款来支付体制内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供水和供暖费用，除此之外，延边歌舞团团聘人员的工资，再加上歌舞团运行的费用，都需要歌舞团自己通过商业运营来解决。这部分的缺口团里估计的是200万元。

这200万，如果不能通过商演赚到，那就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否则，团聘人员的工资都发不上。“商演对我们来说很难，以后我们靠什么来维持歌舞团啊？当时我们就考虑了很多，我们整个单位就面临一个改革，以后我们究竟要怎么过。”

是贺娇龙给了罗松花灵感。新疆伊犁文旅局副局长贺娇龙从2020年11月开始，通过在抖音发短视频和直播为当地的旅游项目代言。“我刷抖音看到她，她是文旅局副局长，我也当过文广旅局局长，我就突然有了启发，我们能不能跟他们一样，通过抖音来宣传我们的文化和我们当地的旅游资源。我就跟团部汇报我的这个想法，然后团部说，行，那你就先试试看看吧，这样就先进入抖音了。”

后来罗松花说：“目前的这个状况，你不突破的话，没有机会了。没有这个胆量，没有创新理念，改变不了现状。要从哪个口突破？当时我也考虑了很多，我们作为一个国有院团，最大的资源是文艺资源，是演出、舞蹈、唱歌的资源，那用这个资源做事的路子还有什么呀？线下做不了，那只能线上呗，没有其他的了。抖音以后应该是发展的方向。而且，人家政府也能做抖音，我们是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为什么做不了？这可能是一种很大的触动。”

“第一关就过了。”罗松花说。

2022年4月29日，延边歌舞团“金达莱音乐季”开演，当时疫情防控仍未放松，入场的观众还需要测量体温、检查健康码。罗松花决定直播这场管弦音乐会。会后的新闻稿说，“此次歌舞团创新演绎模式，通过抖音平台直播演出盛况，直播间与剧场现场联动，既符合防疫限流要求，又能满足广大群众对文艺活动的需求。”

“当时我们没有设备，就拿手机直播了，效果不是很理想。”事后罗松花总结说。

5.

为了加强抖音直播效果，团里决定把这方面有经验的朴光春安排到抖音组。朴光春在电视台工作时做过大型晚会的直播，更妙的是，他自己已经研究了抖音一年多，甚至还帮着亲戚做过直播带货

朴光春到了抖音组也就是后来的新媒体中心后，导演了延边歌舞团第一场正式直播。这场直播6月份在延吉户外的阿里郎广场进行，持续了两个小时，全场3.7万人观看，最高在线人数2000人，60万点赞。不同于22年4月份时候的试水，罗松花说：“效果特别好。”

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朴光春从电视台借来了专业的直播设备，除了新媒体中心的同事之外，还把自己在电视台工作的学生叫来帮忙。罗松花也有担心，她对朴光春说：“你借一次可以，以后一直借吗？”朴光春回答：“没事，先借吧。”朴光春也知道，要想从歌舞团批下预算是不可能了，所以，他把身边有设备的学生和朋友都借了一遍，包括他自己的、他姐夫的相机，认识的电视台朋友的设备，“我有两三台电脑，然后还有学生的笔记本、声卡全拿来。”

罗松花后来说：“他说他去借，这是好事，但对我压力特别大。人家几万块钱的机器借给你，你一分钱都不给，那不是我们就欠人家了吗？把电视台的设备都借过来，借一次可以，以后一直借吗？”

“这怎么解决呀？直播开了也不能停啊，那还得想尽办法。”罗松花说。

罗松花在调到延边歌舞团之前，在龙井市文广旅局做了5年的局长。龙井有一家当地知名的文旅企业叫龙井琵岩山温泉古村落 ，“那个企业的老板我很熟悉”。再加上到了延边歌舞团之后，罗松花一直就有文化和旅游融合的想法。因此罗松花就找到了这位企业家，还带着延边歌舞团的直播团队到琵岩山温泉古村落做了两次直播。一起吃饭的时候，罗松花就提出来，要不要一起合作，“刚开始他还以为我在开玩笑。后来我就说，企业有营销和宣传的需要，我们替你宣传，你们给我们买设备，也给我们一些经费，那对我们双方都是好事。”

延边歌舞团直播业务的第一笔商务收入在谈了几次之后敲定下来。每年琵岩山温泉古村落会给歌舞团50万的营销费，同时还出了80万给延边歌舞团买设备——罗松花请朴光春列了一个设备的清单。双方还约定好，如果公司后面想开发直播带货的业务，延边歌舞团的直播间也可以帮着来做。

有了设备之后，朴光春再在原来抖音组的基础上，重新按照直播和短视频的需要调整了下人手，包括从电视台调人，找他以前的学生，再加上歌舞团的几个兼职，组建了一个六人的新媒体中心团队。

场地上，团里决定把一层楼专门拿出来用来做直播间和新媒体中心的办公室。不过，直播间也还是需要装修的。罗松花再次用上了她过去的人脉。6个直播间的装修，从外面找亲戚朋友”化缘”，免费做，“要不然，我们单位哪有钱呢？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做起来的，确实是很艰难。”

6个直播间，除了硬件设备之外，每一个风格都有不同，女主播的直播间还放着一排衣架，直播时主播要换上朝 鲜族的服装。直播间的门口牌子上，会标注上这是谁和谁共用的直播间，以及负责这个直播间的运营工作人员是谁。每个直播间也都装上了空调，团部的办公室都没有空调，但主播的直播间一定要有”，罗松花说。

2023年过完年，抖音组正式命名为新媒体中心：新的设备、新的团队，还有新的直播间。

“建一个自己的新媒体中心的必要性，你不说领导心里都很明白。”朴光春说。以前歌舞团自己的大型歌舞晚会，要请电视台派转播车来播，现在不用了，因为自己就有了设备；以前请外面的团队来拍短视频，心里总是犹豫要不要付钱，要付多少钱，付多了自己没有，不付或者付少了担心合作不长久；而且，没有自己的专职人员，那对方突然有演出任务，也只能先放下歌舞团的拍摄，“一次两次可以，时间久了的话我跟他合作就不会很愉快。”

例行的会议制度也建立了起来。每周一的上午，罗松花会召集所有主播和新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开会，总结上周的经验和不足。下午，朴光春的新媒体中心6人团队也会开会，分析后台数据。

可能新媒体中心做得太好了，以至于一位刚来采访的记者看到延边歌舞团团号直播间的架势——上百平米的直播间，两台超大屏幕电视作为公屏，精心布置的背景，轮到舞蹈演员做直播时还要转场到第二个直播间，认为这个歌舞团一定很有钱，“你们团的条件比我刚看过的院团要好太多了。”

6.

罗松花开始时的想法是做团播。后来从舞蹈部兼职到新媒体中心做外联的赵勇告诉她抖音的扶持计划，其中有对演员个播的要求。于是，动员演员个人去做直播的问题开始出现。

好在罗松花自己在歌舞团就直接分管声乐部，因此声乐部的演员动员起来就相对容易。然后，赵勇去动员自己熟悉的舞蹈部的演员，再加上当时抖音有一个云上舞者的补贴项目，专业舞蹈演员直播且能够满足频率和时长条件，抖音会给现金保底补贴，这也让歌舞团的年轻舞蹈演员们更容易被动员起来。第一批加入公会、报名直播的演员有24名。不过，即便如此，也有罗松花作为副团长单独找过去动员但是仍然拒绝的演员。

第一批直播的演员就包括声乐部的部长、国家一级演员黄梅花。现在她在抖音上有超过3万的粉丝，也是延边歌舞团无论在线下还是线上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

2023年4月份开始做个人直播时，黄梅花刻意把自己的直播时间选在了中午，“其实我定时间只能是晚上或者中午。因为团播是团里的，个人直播要求是尽量不影响单位其他工作的情况下。我毕竟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虽然我们演员是自己分配时间，但是我怕别人说我工作时间怎样怎样，所以我就想，要么是中午播，要么是晚上播，最后就定在了中午。这样就是在8小时之外了，就没有什么闲言碎语。就是经常吃不上饭。”

一群人陪着朴光春在办公室聊起早年直播时的情景，聊着聊着黄梅花说，“再唠我都要哭了”，“就是一起吃苦”。

艰难的原因，一个是他们在做直播时没有可以借鉴模仿的主播，“因为我们单位的性质，我们没有可以模仿的。”延边歌舞团毕竟是一个77年的老牌文艺机构，经常有人打电话来投诉，不要砸了歌舞团的牌子。第二个原因是，在技术上也毫无准备，“刚开始功能怎么用都不知道，唱着歌突然手机发热，声音都变了”，“出问题的时候，哭的都有。”国家一级导演朴光春那时候每天穿着运动服，脚上穿双拖鞋，头也不洗，一出状况，有人叫他，他就赶紧跑过去，不用下楼每天就走两万多步。

而且，包括黄梅花、金龙在内第一批去直播的演员很快就发现，线下演出跟线上直播很不一样，“线下演出的时候光唱歌就完事了，主要研究自己的业务就可以。直播以后，唱歌反而是最简单的事，你要研究的因素实在太多了。”

要研究的第一个因素是直播的节奏。黄梅花说，自己平时演出都适合唱“大歌”，也就是有些难度的美声，既受欢迎，又是自己擅长。于是，开始直播的时候，一场下来全唱大歌，结果，几场之后她就开始怀疑，“我身体能扛得住吗？”

朴光春和对接上的抖音直播运营，看了几场黄梅花的直播，给她提节奏方面的建议，再加上她自己在直播过程中不断找感觉，“现在是大歌小歌美声通俗轮着来，刚开始唱两个小歌开嗓，中间的时候唱一些大歌，然后偶尔唱一些流行的或者是节奏比较欢快的。”一场直播下来，大歌也就是难度比较高的美声歌曲会唱四五首，流行的会有四五首，然后再加一些稍微容易一点的美声歌曲，比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友谊地久天长》。节奏调整完，原来担心自己身体根本扛不住，现在一周能直播六天。

我问她和金龙，你们学美声的也会流行歌吗，还是为了直播去学。金龙回答：“中华曲库没毛病。”几个人虽然都是美声专业，但是上大学时候勤工俭学也到外面去唱过歌。

第二个不同是如何去跟直播间的观众互动。歌舞团第一批直播的演员都会看其他主播的直播，但是“刚开始学会的就是点亮灯牌、点点关注，也不会找话题，就是猛唱。”

金龙好学，他说自己开始做直播以后，每天都要翻四五个小时抖音，既看短视频，也看直播。刚开始时看大主播，后来发现，“离我太远了”。而且他发现头部主播基本上不会再用什么话术，就是展现自己。他又开始看在线人数从四五百到一千的中腰部主播的直播互动话术，也会在直播间里复刻这些话术，“但用完了以后我觉得不适合我”。

后来他总结：“我们要看的话应该看他/她直播的状态。每次我上团号直播之前，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就会翻我关注的主播看他们的状态，然后复刻他们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然后也能把你的观点什么的展现出来。话术我以前也模仿过，但是没有用，人家一看就是特别自己的路线，但是状态是很重要的。”

黄梅花的体会是：“（互动话术）其实说深奥很深奥，说简单也很简单。大家都在公屏上发不同的内容的时候，你得从里面抓一个比较好的点，这个点大家可能感兴趣，互动起来比较好。”

掌控直播间节奏、跟粉丝们互动、打字、选歌、调音效，“反正什么都得自己做，开始的时候都很难。”不过话锋一转，黄梅花又说：“我发现新进来的人，已经是看我们都能看明白了。她们都挺行啊，一上来就好像已经播了好几个月似的。”

新进来的人，就包括声乐部副部长李相吉和有歌王之称的金善姬。他们是延边歌舞团第二批开始直播的演员。

最开始的时候，罗松花也动员过包括李相吉和金善姬在内的演员。但是当时李相吉马上要做手术，金善姬也想再考虑一下。

2023年10月15号的抖音奇妙夜，罗松花带了10个演员去北京参加表演。歌舞团的声乐演员跟杨坤合唱了一首《白驹过隙》，在台下跟莫文蔚、周深合影为歌舞团打Call。罗松花感觉到，“在一个全国性的舞台表演，对我们的声乐演员还是会有触动。”演出完之后，她召集演员一起在酒店大堂做总结，同时不忘再次动员没有开始做直播的人，“你们好好再琢磨琢磨”。讲完之后，罗松花起身要上楼，李相吉马上表态：“罗团我回去之后就马上做。”

回去之后没多久，李相吉再次打电话给罗松花：“罗团，金善姬跟我说，她也想试一下。”

金善姬没有让大家白白等待。她在抖音的第三场直播，最高同时在线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人。第一场直播结束，新媒体中心的赵勇带着金善姬一起出去吃夜宵，一走进饭店，金善姬就被经理认了出来：“金老师我刚刚看了你直播。”

朴光春也很得意：“金善姬第一场直播完，抖音总部就给我打电话了。”然后他又神神秘秘地说：“（个人主播）除了黄梅花、金善姬，我们延边歌舞团还有第三张王牌没拿出来。”

7.

直播三个月之后，黄梅花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还能坚持下去。那时候是歌舞团外出演出的旺季，她的直播也变得断断续续，有时候一断就是10天左右，同时，账号的粉丝增长也开始变得缓慢。“那时候真的不太想播了，开始直播之前，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想一想，也还得播啊。”

我问她，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是靠谱的，因此你会坚持做下去？

她给我描述了两个场景。2023年10月份，黄梅花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一次吃完饭回酒店的路上，她们几个吉林省的代表碰到了外省代表，打招呼时，云南省的一位妇联主席就问她：“你是不是玩抖音啊？我经常看你的直播。咱们加个微信。”

之后，在代表团讨论发言时，黄梅花分享了延边歌舞团怎么做抖音，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能迁移到妇女儿童工作上。“其他代表都来自企业界或者是专门做妇女儿童工作的，发言都是一套一套的。我是文艺界的代表，可能有的人会想就是花瓶什么的。但是我发现，我们那一场下来，我的发言最吸引人，后面的人都站了起来，特别感兴趣。”而且，“大家对我的态度明显都不一样了。她们会过来跟我说，我说你怎么这面熟，原来我在抖音里看过你。”看到现场反应这么热烈，吉林省的妇联主席就说：“我们怎么关注你们团呀，让我们也学一学你们都怎么做的？”

黄梅花很高兴：“在这样的场合上得到这样的认可，真的是很兴奋。”

更早的时候，2023年3月份，作为副团长的罗松花第一次因为工作的事情哭了，“各方面的压力太大了”。

一方面，因为要开始做演员个人账号，她要去做演员的动员，尽管她是副团长，这个过程也并非总是顺利；另一方面，社会上看延边歌舞团抖音直播，既好奇又议论，而且，绝大多数人不太看好，纷纷找领导和团队反映问题。

她去跟领导开会，领导说，现在有些地方院团走市场化路子、开洗衣房，商业化很成功，延边歌舞团也可以考虑考虑接下来怎么走。罗松花当场就说，我们歌舞团的资源就是演艺资源，领导你觉得我们是用这些资源来市场化挣钱好呢，还是我们培训我们的演员洗衣服好？领导知道她心里不痛快，马上安慰她：“别那么想，别那么想。”

下面是演员不理解，上面是领导和同事不理解，跟她关系好的人也会私底下悄悄问，直播你是必须要做吗，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夹在中间，我是特别为难”，“而且，我从来都是在工作和生活上很要强的人，第一次遇到过这么多的指责和批评。”罗松花说。她知道背后人们都在议论，她是一个非专业出身的、从政府部门调过来的副团长，“不懂专业的人乱搞什么”，“这个罗团怕是要把延边歌舞团的牌子给砸了”。

后来歌舞团党办的同事跟她说：“真没想到你能坚持到今天。”

现在对于直播大家同样还是议论纷纷，只不过主题已经变了，“单位院里头很多人茶余饭后就是唠抖音。刚开始以为坚持不了几个月，结果没想到反而越来越强了。就是聊直播，聊谁做得好，聊黄梅花赚了多少钱”，朴光春说。

罗松花倒也大气：“大家可能也不是反对，就是不理解。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好多了。以前可能有90%的人不理解，现在可能是10%、20%。”

说服众人的是效果。一方面是演出的影响力。2022年虽然仍然在疫情期间，但是延边歌舞团能去的演出全部都去了，一整年下来覆盖的观众数量是3万左右，而从6月份开始做直播以来，看过延边歌舞团演出的人数是170万左右。“3万的演出成本是多少？170万的演出成本是多少？”2023年9月2号延边歌舞团做了一场大型的线下演出，找了当地最大的剧场，可以容纳1200人，与此同时，演出在延边歌舞团的抖音账号直播，一个半小时的演出，观看人数是80.3万，“我们做了这么好的演出，是只给1200人好，还是给80万人看好？这个价值感完全是不一样的。”

另一方面是收入。2023年疫情放开，延边歌舞团全年线下商演的收入估计在30万左右，但是尽管中间有两三个月没有坚持直播，歌舞团通过直播拿到的收入也超过了80万——不包括演员个人的收获，也不包括企业的赞助设备。

“这个时候我们跟以前的做事态度和想法就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就是想证明给你看，想改变你的想法，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是让过程和结果来告诉你。”朴光春说。他开始描述自己想象中的更大的图景，账号可以做到多少粉丝、是不是可以直播带货、有没有可能做tiktok。

无论这些设想是否可行，过程是否顺遂，结果是否如愿，他们都踏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这可能不是一个最为理想的乌托邦，却至少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李翔李翔”（ID:gh_b19aab226944），作者：李翔，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