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行政“两支箭”为何赶不走东京住民？

未来城市·2023年02月03日 18:01

东京连续27年净迁入， “都市圈”强者恒强

给你15万，你会选择离开大城市吗？东京的住民，这一次投了否决票。

近日，日本总务省发布了基于住民基本台帐的2022年人口迁移报告（包括外国人在内）。报告显示，东京都市圈的迁出和迁入之差再次扩大，呈现出人口仍在向东京集中的趋势。

从核心单体城市来看，东京都2022年“净迁入”（迁入人数超过迁出人数的数量）人口为38023人，比2021年增加32590人，3年来首次增加。

从东京都市圈（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整体来看，净迁入为99519人，比2021年增加17820人。

尽管2021年受到新冠疫情下居家办公等因素影响，东京都市圈的净迁入比上年减少约17000人，但若观察日本人的数据，东京都市圈已经连续27年实现净迁入。

可见，随着2022年新冠疫情的缓解，作为日本三大都市圈之首，甚至是全球人口数量最多的东京都市圈，进一步延续并扩大了“虹吸效应”。该效应的加剧，也意味着日本此轮“去都市圈计划”又一次宣告失败。

“逃离东京”不划算？

2019年，以前首相安倍晋三为核心的日本政府，为对抗东京都市圈一级化，阻止地方人口持续流失的问题，推行了“地方创生移居支援项目”（也被称为“地方安倍经济学”），向地方投入了超过1千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2亿元）的援助资金，呼吁地方城镇招募专家、吸引年轻人群。

“地方创生移居支援项目”主要针对的是在过去10年中，在东京23区居住五年以上的家庭，或者在东京都市圈居住，但前往23区工作的家庭。如果这些家庭愿意离开东京，政府将给予100万日元的补贴。

假设你正是一位东京家庭的一家之主，看到以下两个要求，是否愿意为了1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2万元）的补贴离开东京呢？

第一，你需要前往移居地居住五年以上。

第二，你需要在当地中小企业就业（也可选择自主创业或远程办公）。

不仅如此，若你有未成年子女，还会给予额外补贴，给予每位子女约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5万元）。

从实际情况来看，东京居民对上述条件并不感冒。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地方创生移居支援项目”，2019年和2020年分别只有71户和290户家庭接受了移居补助。由于新冠疫情后远程办公在2021年变得更为普遍，该年度年获补助家庭增加至1184户，该数字与官方数据显示的补助人数2381基本吻合。

尽管如此，但根据《2021年住民基本台账人口迁徙报告》，2021年东京都的净迁入人口仍为5433人。注意，这还不包括属于在东京都市圈内的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

2022年东京都市圈的净迁入人口的大幅增加，则更意味着2019年的“地方创生移居支援项目”，已难遏制东京都市圈继续“鲸吞式”发展。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大了迁出东京圈的补助力度。

日本共同社报道，自2023财年开始，迁出首都圈的家庭可获得最高3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5.5万元）的基础财政补助。未成年子女（包括满18岁但高中未毕业）的补助金则提升至100万日元。

换言之，育有两名未成年人，且符合迁出补助条件的家庭，补助金额将从过去的360万日元（约人民币18.6万元），涨至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万元）。

但业内普遍认为，加大补助金额仍难阻止东京都市圈一家独大的发展趋势。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关于2021年工资结构的基本调查》（简称“《调查》”）显示：东京23区的平均年收入中，港区的平均年收入最高，为1185万日元；千代田区排名第二，为985万日元；涩谷排行第三、为912万日元；中央区排名第四，为713万；目黑区排名第五，为639万元。

可见，500万日元的迁出补助，还不及港区平均年收入的一半。14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3万元）的补助涨幅，不到港区平均年收入的12%。

《调查》同时显示，东京的平均工资为每月364,200日元（约合人民币1.9万元），而日本全国平均月收入为307,400日元（约合人民币1.6万元）。

按照东京与其他城市56800日元(约合人民币3000元)的月薪差距，在东京只需2年左右就能抹平140万日元的补助金额差，而根据“地方创生移居支援项目”规定，迁出家庭必须自愿在移居地居住5年以上才能申请补贴。可见，对大多数人而言，为了补贴而迁出东京并不划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东京的生活成本极其高昂，但与日本其他城市的差距并不算大。

有网友表示：“东京的生活成本大约比全国其他地区高出10%”。未来城市也通过一位曾在日本留学的王星（化名）验证了该数据的真实性。

王星对未来城市说到：“我当时留学的地方是在新潟县，那里更像是大农村，以农业为主，盛产大米，对标的国内差不多是东北地区，虽然因人而异，但我留学时的生活费合人民币大概8000元左右，会比东京便宜1000-2000元左右，差距不是特别大。”

事实上，受出生人口影响，符合500万日元迁出补助的二胎家庭，数量恐怕并不多。

早在2005年，日本便出现了自1899年来的首次负增长。

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的新出生人口为81.16万人，创造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2022年11月28日，日本政府表示，日本今年的新生儿数量可能为自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首次低于80万人。

2021年6月，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报告也显示，日本生育二胎以上的人不断减少，极大影响着近些年的人口出生率。

另外，二胎家庭的生活成本，亦十分高昂。日本京都市总工会2019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有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为了维持“普通生活”每月至少需要48万日元（按2019年汇率约人民币3万元）。远超过了东京的平均月薪。

上述因素，使得“地方创生移居支援项目”的前景并不乐观。

筑波、大阪启示：从“吸”到“被吸”

回顾历史，在使用财政手段之前，日本也曾尝试用行政手段对东京都市圈进行“减量发展”，但同样收效甚微。

作为世界上最早提出“都市圈”概念的国家，日本对东京都市圈的打造可谓不遗余力。

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以东京都市圈为中心，开始大规模基础建设，包括交通、水电、天然气等，并大力发展房地产业。

20世纪60年代，乘着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东风”，交通业迎来了快速发展，首都高速公路，新干线都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成果，从而打通了城市间、城际间和城市内部的交通网络，东京都市圈的内部协同能力至此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在此背景下，东京都市圈迅速聚拢了产业，并实现了人口大规模聚集，进一步强化了在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中心地位。

大量的人口聚集，也让东京都市圈不出意外的患上了“大城市病”，交通拥堵、基础设施不足、居住环境恶化等问题应运而生。

不过，日本政府并没有从城市规划和人口结构性调整等方面入手，而是对东京都市圈进行了“减量发展”，即以疏解东京人口和非首都核心功能为目标，在距离东京50公里的茨城县筑波市打造远郊新城---筑波科技城，并将东京都市圈的教育、科学研究职能迁入此地。

自1968年开始在筑波开展新城建设至1993年基本建设成熟，其花费预算超过2万亿日元，到2003年类似支出2.57万亿日元。

但从效果来看，迁入筑波新城的43家科研机构均为政策导向，并无市场化动力。这43加科研机构在1980年完成搬迁后，由于分属不同部委，彼此没有关联性，无法产生集群效应，创新发展、科技成果转化与硅谷相差甚远。直到2005年轻轨开通后，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大量民间机构自愿迁入，才使得筑波科技城焕发了活力，形成了领先的高科技领域产业集群。

但若从1968年计算，整个过程耗时长达40年。

更重要的是，筑波新城的建立，并没有达到疏解东京都市圈人口的目标。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曾表示：“有一个教训非常深刻，原先（筑波）提出的分流东京人口和功能的目标实际上并未达成，东京同期在这50年时间中，人口涨幅超过200万人。”

筑波如今科技产业已有大成，而东京都市圈2022年仍然保持人口净流入的事实，也再次印证了仇保兴的观点。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在2005年轻轨开通后，筑波亦加剧了东京都市圈的人口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