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氪专访 | 尼尔·弗格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如何做出人生抉择
文 | yanyan
(感谢贺乾明对此文的帮助）
今年4 月，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基辛格：理想主义者》（Kissinger： 1923-1968 The Idealist）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然而，这还只是基辛格传记两卷本中的上册，下册还未完成。
弗格森自撰写此上册迄今已逾十载，他在基辛格的授权下，查阅了他的100多箱私人文件以及上百个档案馆的材料。为了创作和出版的独立性，双方更是在传记撰写初期便起草了“不审查、不编辑作品”的法律协议。
尼尔·弗格森，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2004 年，尼尔·弗格森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
36氪本次专访围绕作者撰写基辛格传的背后，关于如何保证自己创作的独立性；为何年轻时的基辛格对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如此着迷；基辛格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多少是自由选择，又有多少只是命运的巧合；以及95岁的基辛格对于中美贸易战的看法等。
希望以下对话，对每个在人生分岔路口徘徊做抉择的你，有所启示。
尼尔·弗格森：亨利·基辛格的确才识过人。无论谁与基辛格对话必然会有一种不对等性，因为他基本上肯定比你更聪明。
因此，任何想要写一本客观的传记的人，都必须小心 —— 如果你花太多时间在和基辛格的谈话上，你可能会发现，你只能以他看世界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
出于这个原因，我尽量和他保持距离。我不会频繁地与他见面，也不会与他在电话上对话。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互动并不是以对话进行的，而是以信件的形式。
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他进行了采访，并整理了几十个小时的谈话。但在那之后，我主要关注的是（历史）文件。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比起采访，我更倾向于采用书面证据。因为，人们并不能准确地记起那些已经发生很久的事情，而文档往往能给出一个更准确的描述。
总而言之，审视自己作为传记作家的客观性，有两个原则：第一，保持距离。第二，相信文件。
36氪：我注意到你和基辛格之间有一项2004年起草的法律协议，条款如下：
[...因此，双方理解并同意，作者全权编辑本作品定稿，授权人无权审查、编辑、修改本作品终稿，也无权阻止本作品的终稿出版。] 出版后，他的反应到底是怎样的呢？
尼尔·弗格森：在出版前的一段时间内，他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因为他不确定是否让我在书中呈现太多他的个人生活。甚至有一阵子他都完全不跟我说话。
但出版后，我认为这些顾虑都被削弱了，因为得到的评论很积极。而且奇怪的是，他的朋友们的评论也很不错。
对于一个在生活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人来说，要说服他去展示他人性的那一面给公众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很难告诉他，他也可以犯普通人犯的错误。他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
你知道，他十几岁时逃离纳粹德国，不得不在纽约开始重新生活。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受到了左翼和右翼的多重攻击，经历了反犹太人的各种运动，亨利·基辛格长得如此之瘦真是太合乎情理了。嗯...我的感觉是，无论何时你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读自己的传记会是什么感觉？想象你自己处在那种情境下。我们当中谁会对曝光自己的生活感到舒服?
当你的生活被人深度研究后，读你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6氪：你引用的亨利·基辛格与奥里亚娜·法拉奇的一个对话很有趣，“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难道不是巧合吗？上帝啊，我当时完全只是一个不知名的教授。难道我跟自己说，‘现在我要操纵一切，成为举世闻名的人？’”
鉴于你基本上“审查”了他的一生，你怎么看这个“偶然性”？
尼尔·弗格森：这个引言非常重要。基辛格作为一名历史学者，理解“偶然”的重要性。没有人坐下来，写下一个计划：我要成为国务卿，然后用权谋术来执行这个计划。相反的是，世界上到处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有过这样那样的计划，最终却在麦当劳工作。
基辛格明白，在他的崛起中，机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我在书中指出，他自己完全没有想过尼克松会给他提供国家安全顾问的工作，这种跃升太出乎意料了。
20世纪60年代，他潜在的政治生涯可能性几乎消失了 —— 在担任肯尼迪总统的顾问期间吸取惨痛教训；他与媒体的关系又很糟糕。基辛格与尼克松的竞争对手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关系又很好。如果在那个时候，你问基辛格他对未来有何打算，他非常可能这么回答你：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哈佛的学生中，我有很多的追随者；还有，我在犹太人移民方面做的还不错。
我认为对任何一个写历史的人来说，意识到机会和偶然性的作用非常重要，历史就是这样，没有所谓的“不可避免的叙事”。
36氪：在阅读康德的过程中，基辛格不认同康德所说的“世界在一个注定走向‘永久和平’的轨道上”。主要因为，他坚信人拥有自由意志。你怎么看“决策”的本质？是不是我们每个人被一种历史惯性驱动我们向前？
尼尔·弗格森：康德对于基辛格意义重大。
我认为，基辛格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有一个强烈的情感倾向 —— 决策很重要。我们不会在历史的某一天不可逆转地走向和平，它需要政治家做决策，去避免灾难性的战争。当基辛格写他的博士论文，关于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时，他已经形成了一种信念，即政治家应当勇于去做决策。
人类历史上的和平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它需要人去做决策。基辛格与康德（关于和平）相比，更悲观些。
36氪：你认为在“偶然性”与人的“自由意志”间，是否有矛盾之处？
尼尔·弗格森：你读康德之前和之后的作品会发现，这其中肯定存在着矛盾。我在书中也提到了，基辛格在写那篇毕业论文的时候，误读了康德。
如果把基辛格工作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话，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他称之为“猜测”的议题，我认为这是理解他的核心。“猜测”的议题是指，在任何时候，当一个决定必须被采纳时，你无法预知未来。你必须对未来有一个猜测。你面临选择，是选择做出一些短期牺牲，来避免灾难；还是选择无所作为，并希望灾难不会发生？
你不可能在做那个决定的时刻就预知你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换句话说，你不可能知道，你什么都不做也是OK的。
这就是“猜测”的主要核心点。
政治家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你采取行动，并且通过行动避免了灾难，你并不会得到人们的感谢。因为没有人会说，“干的漂亮，感谢你避免了这场灾难的发生。”人们不会谈论那些被避免的灾难，人们只会谈论已经发生的灾难。
在民主国家，政治家的诱惑通常是，能否在不做任何艰难的决策情况下，祈祷灾难不会发生。当基辛格一次又一次地进入政府时，他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我目前认为，基辛格是一个“行动者”的信徒，他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不会因为选择做了困难的事情而得到回报。相对而言，现在很少有领导人采取这种方式。欧洲领导人的一个特点是，他们永远不会做艰难的决策。基辛格的人生经历表明，他可能成功地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你也大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他的决策使得情况比预期糟糕得多，但你永远无法证明这一点。
我认为，他的声誉受到了很大影响，源于他当时采取的行动是对抗苏联在世界各地的影响。事后看来，这种影响看起来像是权谋行为。现在的我们当然知道它的确失败了，但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因为当时看起来苏联是真的要赢了。
这就是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你当时怎么可以做如此错误的决策 —— 亨利·基辛格当时支持巴基斯坦的政权，也支持智利的平纳政权。
而基辛格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就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决策，这也是我们前面谈论的“猜测”议题的核心。
36氪：听你这么说，感觉你对他有很强的“共鸣”，你反复强调“基辛格那时候可不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我可以这么理解么？
尼尔·弗格森：历史学家必须有能力把自己置于他所写的那些人物的立场中。“移情”，使写作成为可能。如果你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在不知道未来的情况下，战胜了那个时刻。那么，我根本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去写历史了。
但在这个意义上，移情和同情之间有区别，这两者经常令人困惑。人们倾向评价说，你把自己放在基辛格的立场上，你去理解他，认同他，喜欢他，自然就会将他以正面的形象示人。
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只停留在材料上的感受，而要有想象力的飞跃，去理解他所写的人的困境。当我写世界大战中的恶人时，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理解，当时的斯大林在想什么？当时的希特勒在想什么？我想要了解他们在做出决定时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
所以我认为历史学家需要有这种共鸣能力，不仅与英雄共鸣，也要与恶人共鸣。同时，你也会认识到历史上很少有人是一个纯粹的恶人（希特勒和斯大林可能是）。
但当你谈论美国现代史上的任何一位国务卿，事实上，他们并不是邪恶的。他们只是努力想去调和理想与现实。我认为基辛格是如此，奥尔·布莱特夫人是如此，希拉里•克林顿也是如此。
很多学院派，除了当教授之外，从来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他们对于权力领域可能遇到的困难没有真正的洞察力。
我认为，这也是他们通常写政治写得很糟糕的原因 ——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做过比评终身教职更困难的事情。你要明白，做一个关于外交政策的决定真的很困难。
36氪：最后是关于你个人的问题，你在书中提到，你花了大量的时间试图去更好的理解权力的本质，以及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联系。现在的你，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尼尔·弗格森：我的确花了大量时间去找寻答案，去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 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各个国家不断前进？我所写的书也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但我现在还不能给你一句话的回答。我才54岁，也许到我95岁的时候（也就是基辛格的年龄），我会找到答案。
但记得，永远，永远，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