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在发展中国家更难买到避孕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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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由于新冠疫情的蔓延，避孕套以及其他节育物品在发展中国家的库存捉襟见肘。尽管各国际组织正在尽最大努力满足产品供应并为产业链的恢复奔走呼吁，但这一努力收效甚微，许多生命不得不暴露在与妊娠相关的健康风险之中。本文译自Atlantic，文章作者ANNA LOUIE SUSSMAN，原文标题The Sexual-Health Supply Chain Is Broken。

图片来源：GETTY / THE ATLANTIC

Dimos Sakellaridis花了大约6年的时间将Kiss安全套打造成为尼日利亚的顶级品牌之一，并在2019年取得了售出约9100万个的好成绩。当前，在尼日利亚全国各地的商店、市场和报摊上都可以买到避孕用品。密集轰炸的广告、不断增长的年轻人以及尼日利亚国内上下对生殖健康的更深入了解，这些因素的结合意味着Kiss的销量稳步上升。

但是，如果他不能很快将1200万个避孕套（和400万包避孕药片）运出Lagos港，这些库存将会耗尽。不幸的是，对于Sakellaridis来说，海关当局正在处理积压的集装箱，普通尼日利亚人依靠Sakellaridis滞留的货物来防止意外怀孕和防止性传播疾病的传播，这对海关当局没有任何影响。他所能做的就是等待——而且他并不是唯一等待的人。

Sakellaridis是DKT国际的尼日利亚国家主任，DKT国际是世界上最大的计划生育用品提供商之一。自3月中旬采取措施控制冠状病毒以来，Lagos港的工作受到限制，入境货物的清关过程从两到三周延长到三个多月。在此期间，DKT的中央仓库的避孕套用完了。

DKT的困境突显出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在这个供应链中，基本商品和药品往往来自少数几个国家，这些国家的竞争优势使它们能够主导生产周期的各个步骤。这不仅仅是对生殖健康的挑战：在世界各地，由于政府为应对冠状病毒而关闭工厂、停飞航班和封锁边境，制造业、航运和物流已经放缓或完全停止。但是，对于大多数商品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不便而已，当涉及到至关重要的性和生殖健康商品时，这种不便可能会危及生命。

对某种牌子的避孕药具忠诚度较高的女性可能会发现药店里没有存货了。夫妇们被困在家里，找不到他们通常购买的廉价避孕套，可能会跳过保护措施。DKT中央仓库可能无法为前往没有国家公共卫生系统服务的农村社区的流动诊所货车提供服务。该领域供应链中断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简称UNFPA）是联合国下属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机构，该机构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有46个国家出现计生用品缺货的风险。在37个低收入国家提供计划生育服务的组织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警告说，多达950万妇女和女孩面临失去避孕和安全堕胎服务的风险，这可能导致130万至300万意外怀孕和120万至270万不安全堕胎，这进而可能导致估计5 000至11 000例与妊娠有关的死亡。

Marie Stopes的宣传主管Sarah Shaw告诉我，依赖免费服务的穷人的境况将比同一国家较富裕的同龄人更糟，而在卫生系统健全的国家，如果药店没有避孕套，妇女将有更广泛的选择。尽管自行生产本国药品的高收入国家也是从中国进口大量活性药物成分（API）——这些API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面临供应紧张——但制造商很可能会优先考虑这些利润更高的市场，而不是低收入市场。

DKT向90个国家（大多是中低收入国家）销售避孕和安全堕胎产品。DKT总裁兼首席执行官Chris Purdy表示，在正常情况下，各国主管通常会保留大约三个月的库存。尽管随着冠状病毒在亚洲部分地区的爆发有所缓解，亚洲各地的制造业已经恢复生产，但印度、马来西亚和中国等国的工厂较早关闭，再加上航运延误和港口拥堵，已经降低了制造业的利润率。

例如，世界上大部分避孕套都是在天然橡胶产业的产地马来西亚和泰国制造的。全球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商之一Karex Berhad的市场总监Paul Liang告诉我，包装安全套的硬纸板纸张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欧洲。印度和中国是仿制药和廉价药的主要制造商，尽管许多印度制药公司依赖中国公司提供原料药。在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也可能被运到另一个国家的实验室进行质量检测。一旦它们准备好了出口，它们将通过空运或海运进行运输——这取决于货物的大小、需求的紧迫性和其他因素。如今，许多这样的供应线路要么被关闭，要么受到严格限制，或者运输费用大幅上涨。

即使没有导致了新的检疫措施出台和等待时间大幅延长的新冠疫情，这些产品落地后通常也要接受检查。例如，在乌干达，避孕套必须由监管机构取样和检测。在肯尼亚，每包三只装的避孕套都有一个小标签，上面写着在出售给消费者之前它们已经达到了监管标准，这就意味着每批货物都要打开包装，进行手工标签。在肯尼亚社交管控和晚间宵禁导致人力减少，这意味着通常需要两周时间才能贴上标签的工作，会延长到一个多月。DKT的肯尼亚和乌干达地区主管Lauren Archer告诉我，如果这个过程再拖延下去，她的团队将会缺少存货。

在需要的时候，DKT等公司甚至难以找到相同产品的替代品：进口国家按制造商和原产国，而不只是根据有效成分或产品类别注册药物，如注射避孕药或堕胎药片，以及医疗设备，如用于堕胎的避孕套或成套工具。在适当的国家机构注册一种新药或医疗器械的过程可能需要6个月到几年的时间。“假设你本来从中国进货，但是这条供应链暂时中断了，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吧，那我现在就去印度买东西’的问题，”Purdy告诉我说，“你不能在没有重新注册的情况下就简单地换一家新的制造商。”

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没有制造这些至关重要的卫生产品的能力，这使得这些产品极易受到供应链出现任何故障或中断的影响。即使是有一定国内生产能力的国家也不能完全自给自足：伊朗有药品生产，但不生产自己的宫内节育器（IUDs）——一种能一次性避孕好几年的长效可逆避孕药具。5月底，我与Purdy交谈时发现，一艘开往伊朗的装有5万枚宫内节育器的集装箱被困在迪拜港口近3个月。

购买和分销这些商品的主要全球组织都试图预测和防止库存耗尽。今年1月，在一位中国同事给他发送了空荡荡的街道和被抢得干干净净的超市货架的照片后，Purdy鼓励DKT的国家主管下大订单。3月中旬，UNFPA采购服务处处长Eric Dupont对重要的生殖健康产品实施了快速招标程序，并赋予各国办事处更大的权力来订购所需产品。然而，其中许多合同尚未交付：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于1月份下的订单仍在海运途中。

这些组织一直在想尽一切办法把产品送到需要它们的国家。UNFPA利用其外交影响力赢得了印度产品的出口豁免。联合国还与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进行了更多合作，后者代表多个联合国机构管理着一个全球物流集群。UNFPA还与其他十几个联合国机构联合招标购买个人防护设备。

Archer表示，在各国各地的层面上，DKT在乌干达的物流合作伙伴只能获得少量政府颁发的过境货车许可证，他们正在用摩托车来补充他们的运输网络，尽管摩托车只能运送少量货物。据Shaw说，在马达加斯加，在公共交通关闭后，Marie Stopes一直在按照政府要求保持的社会距离，使用其车队来接孕妇，并把她们送到诊所。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项目司主任Manuelle Hurwitz告诉我，帮助满足需求的方法之一是呼吁改变政策或监管，比如将计划生育和性健康服务列为“基本”服务，并允许远程医疗。例如，IPPF在印度的会员协会正在使用远程医疗的混合模式进行咨询和后续护理，并定期安排诊所访问，以保持客户之间的安全距离。Shaw表示：“我们一直在根据现实做出类似的调整，但现实是我们接触不到那么多的女性。”

这些额外的努力使各组织预算紧张。通过向买家提供信贷，确保下游药房、诊所和超市的供应源源不断，而上游则是下需要数月才能到达的大额订单——Purdy说，他不得不每月拿出超过1000万美元的资金，这迫使他动用了DKT的捐赠基金（瑞典政府提供的190万美元用于支付部分额外费用）。与我交谈过的其他人表示，他们在购买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用品以及员工个人防护装备方面也花了更多的钱。

“我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么多人问我，我们是否能用宣传预算买洗手液”，Shaw表示。

虽然印度、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已经恢复，但那里的工厂面临着长期积压的订单。Liang表示，新的安全措施，如每日三次的卫生处理，意味着生产将会放缓，他仍在处理供应中断的问题。由于对行动和大型集会的限制，许多人仍然得不到他们需要的护理，或者不得不调整他们的避孕方法，以避免看医生。Shaw表示，在短期内，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可能会从注射、植入和宫内节育器等高效长效、可逆的避孕药具转向避孕套或口服避孕药。这些方法通常为人为错误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因为它们必须每天使用或每次正确使用才能达到最高的效果。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对堕胎护理的需求可能会增加。“至于我们是否能满足这种需求，” Hurwitz表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译者：喜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