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的买药人:当原研药逐渐退出中国
过去三年,默沙东、礼来、葛兰素史克等跨国药企陆续撤出数十种原研药在中国的注册。退市原因各异:有的是因医保谈判失败、有的是因仿制药竞争、有的是主动瘦身、成本压力难以为继。截至2024年,中国已有161种进口药未再注册,其中不乏“唯铭赞”这样的孤儿药,也有“百忧解”“择思达”这类广泛使用的精神类、儿童类用药。去年12月第十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中,原研药企全部放弃竞标或仅象征性报价,最终无一中标,这意味着医院未来可能无法开出原研进口药。
对药企而言,这些是基于商业逻辑的“正常退出”;而对患者来说,却是无法选择的断供。医院的药架上,越来越多的原研药被仿制药取代,价格更低,但“疗效是否等同”却仍让不少人心中打鼓。尤其对于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群体、罕见病患者,或者已经习惯某种原研药的老用户而言,“换药”意味着焦虑,更意味着风险。
尽管我国90%以上制药企业为仿制药企业,17万药品批文中95%以上为仿制药,且国家通过一致性评价等措施持续提升仿制药质量,但“三分钱的药敢不敢吃”的争议与仿制药不时“爆雷”的现实,仍让一些人对仿制药疗效缺乏信心。于是,一些人开始想方设法获取原研药。有人开始自费出国,只为再拿到熟悉的药;有人转向互联网医院和药店灰色地带,在合规边缘找寻补救通道;有人甚至选择留学,只为成为家人“买药的人”。这不是一场关于疗效的专业争论,而是普通人在医保、市场与身体之间的夹缝求生。
我和三位“因为原研药,而改变生活的人”聊了聊,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留学、打工、找药:一个儿子的跨国选择
孙平是在到东京一个月后,才失去为母亲赴日购药信心的。
拿到那张“投石问路”的过敏源化验单时,还不等医生说完那句“你很健康”,29岁的孙平便急切地解锁手机,向医生展示了自己母亲常用的原研药中文包装。他直接问,能不能开这款药?医生一开始有些困惑,很快明白了孙平的意图。
(孙平母亲用的原研药之一,波立维)
让孙平下定来日本留学的决心的,是两根“稻草”。一是母亲在2024年只能从医院开出仿制药后,原来稳定的心脏病血脂指标不降反升,还出现了代表肾损伤的尿蛋白升高。孙平认为是停用原研药的缘故。二是孙平失业,原本母子二人靠着他的收入生活的平衡被打破了。对他们来说生活压力和内心压力都是巨大的。
在孙平眼里,每天吃饭是为了活下去,每天吃药也有同样的作用。孙平决定去日本留学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日本可以一边留学一边打工,既能学历镀金,又可以赚钱。二是赚到的钱在日本可以买到原研药,且使用留学生保险后价格低廉。打工顺利的话,孙平乐观地认为,收入上也可以帮助母亲。
初到东京,住在好朋友家的孙平被要求付房租,每月五万日元,约合2500元人民币。这笔看似合理的费用,却击中了他内心的不安。在找到兼职前,他将每天饭费压缩到70元人民币,在东京,这意味着只能吃一到两顿吉野家牛肉饭。
(孙平聊起自己无法吃饱的状况)
一个月后,孙平开始觉得,一天一顿饭都算奢侈。“我又没赚钱,吃那么多做什么。”孙平开始把每天仅剩的一两顿饭换成超市里打折的便当。撑了半个月后,他终于鼓起勇气问朋友能不能在家煮面。这个本不算过分的请求,在他心中却像是某种弱点的暴露。朋友答应了,他终于松了口气,把吃住控制在每月4500元以内,勉强维持住最低限度的体面。
兼职比孙平设想的要难找,他不能一味等待。于是决定,先试着帮母亲买药。孙平开始以留学生的身份,尝试帮母亲得到便宜的就医和原研药。
为了验证医保价格是否真的低廉,他先做了一次过敏源检验。在国内,这类检测大多要六百到九百元;而在日本使用保险后自付约75元人民币。检测结束后,他说明了自己的需求,医生表示需要考虑一下,请他留下联系方式。
这是一家不算大的诊所,孙平之所以选择这个规模的诊所,是为了有空子可钻。来这家诊所前,孙平用不够好的日语在网上查了资料,他判断这家类似于社区医院规模的内科专业诊所,有资格开出母亲所需要的原研药处方。
数日后,诊所来电通知他可以联系更大的医院,通过远程方式为母亲开处方,以“海外购药”的形式获取原研药。孙平误以为这意味着自己可以以留学生身份,以医保价的三折买到药品。按他估算,折后价大概是国内原研药价格的三分之二甚至更低。
但他很快发现,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所谓“海外购药”,是指日本医生通过视频面诊,为其母开具处方,在日本以非医保价购买药品后,再快递回中国。整个流程虽然绕开了国内开药难的问题,但在价格上毫无优势。
作为家境普通的年轻人,显然在跨国购买原研药这件事上,孙平做得并不聪明。他希望至少能在打工这件事上“扳回一局”,挣回出国求学的成本。
孙平每天下课后就在家里投简历,偶尔有面试机会,却因为日语不够流利没有了下文。中间有两次,负责接待的孙平是中国人,帮助他申请了面试的交通补助,算是给他减少了一些损失。4月,孙平在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找到了一份兼职,从理货员做起,每天工作4到6小时,每小时60元人民币。这让他重新有了三餐。
(折合人民币约30元,孙平可以吃三天)
孙平目前很后悔。靠留学身份一边镀金一边买药,不过是妄想。他打算攒够“本钱”后尽快回国。
实际上,确实有部分国家允许留学生通过医保体系购买低价原研药。例如,意大利留学生持合法居留许可后可申请国家医疗保险(SSN),在公立医院享受药品费用减免。英国则通过移民健康附加费(IHS)提供NHS系统覆盖,其家属也可通过陪读签证同步享受免费医疗。
但与此同时,海外购药也存在法律风险。2018年,日本曾发生9名中国留学生代购原研药被捕的事件;2024年,美国也破获中国留学生代购芬太尼等管制药的案件。中国海关对个人携带药品入境也有严格限制,处方药需出具处方,且数量不得超过个人合理用量,部分精神类药物被列为违禁品。
尽管如此,医保改革后,通过出国体检、购药、代购等形式获取原研药的群体正在增加,尤以中青年患者与慢性病人群为主。37岁的徐成功,就是其中之一。
旅行箱里的药
37岁的徐成功在2025年5月下旬去泰国,是在去年就已决定好的事。这次出行,他并不是单纯地游玩。2024年第一次去泰国,徐成功因为英语不好还报了旅行团,且为了不跟团一起游玩,私下塞还给导游 100块人民币小费。
徐成功的目的很明确:买药。
准确来说,他的目标是甘精胰岛素原研药或者格华止。他第一次去的是康民医院,并带了国内的诊断和处方。到了曼谷后,徐成功发现手机足够帮助他把听不懂的话语转成汉语。而且康民医院有会讲汉语的护士。
医生告诉他,国内的诊断和处方可以翻译成英文提交,但必须通过授权翻译机构;另一种方式是重新在医院体检获取数据,再据此调整处方。徐成功权衡后选择了后者——既省下翻译费用,又能拿到更新、更准确的健康数据。
徐成功来曼谷购买原研药前,他在国内查了资料并初步计算了在曼谷进行体检和费用的支出。相对于国内,在泰国取得原研药的种类和价格很有竞争力。加上自己创业,时间自由,可以挑选机票最为低廉的时候出发。徐成功患的是慢性病,需要的药物固定。他坦言,如果是急重症,自己也没有办法折腾到泰国去。
徐成功选择的是康民医院“糖尿病专项体检套餐”,约8000泰铢(约合人民币1700元),含血糖监测、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等,全程中文翻译陪同。体检后,内分泌科医生开具三个月用量的原研药处方。在医院药房直接购买药品,费用约为国内自费价格的30%。
第一次去开药,徐成功比较担心药物过多、难以带回国内,只开了三个月的药量。后来在问护士时得知可以选择医院合作的物流公司(DHL)将药品寄回国内,运费约500泰铢,时效3至5天。
第二次去泰国时,他便直接多开了两轮处方,相当于九个月的药量。面对医生态度宽松的问诊流程,他的理由很简单:“经常出差。”曼谷的医生态度很好,没有深究这件事情。
徐成功算了一笔账,按照三个月的药量计算,体检与购药总花费约1500元人民币,加上往返机票,按照旅游加上开药的综合价值,是很划算的。关键是徐成功旅游散心还玩到了。相比国内购买原研药,反而更划算。
两次往返泰国后,徐成功认识了在当地工作的华人朋友。这让他再去泰国开药旅行时不需要住酒店,每次节约了两千人民币左右。后来徐成功索性住到清迈,每个月千元出头。药物方面,他常用“邮寄+自带”双渠道操作:先快递至深圳朋友家,再返程时从深圳带回。
(徐成功开药后在清迈)
徐成功将去泰国视为度假和购药的组合。他还计划下一次出国前购买可以覆盖国际医疗的保险。
泰国原研药价格普遍低于中国。中国游客可通过指定医院申请90天医疗免签,适用于治疗、体检等目的,无需提前办理签证。如果提交医院邀请函、医生证明等材料,还可以在泰国停留一年。而且医院和药店普遍支持支付宝、微信及国际信用卡,部分体检套餐可通过海外医疗保险报销。
原研药价格差异,驱动了部分人的跨境购买行为。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出入境人数达1.63亿人次,同比增长15.3%,其中医疗相关出行占比逐步提升。
当医院优先采购仿制药、部分原研药退出市场时,慢性病年轻患者、用药依赖人群逐渐走向“自我兜底”的选择。在这样的趋势下,跨境体检、自由购药,不再是小众行为,而是某种制度逻辑下的“理性应对”。
互联网医院的“灰色”地带
1998年出生的小冯,起初并不了解仿制药和原研药之间的差别。今年27岁的他,已患高血脂症三年多,是在单位组织的体检中被查出的。虽然外表并不肥胖,但甘油三酯等指标长期偏高,空腹时甚至达到6.2。
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后,他最终接受内科医生建议,开始服用阿伐他汀的仿制药。起初,他并未对药物效果产生怀疑,直到一次无意中将此事告诉父母,才意识到他们其实也患有多年高血脂,只是一直未予重视。
在“三高”之中,高血脂常被认为是“无症状”的沉默疾病,这也使得父母未将其当回事。而当得知仿制药每月费用不到五元时,父母也决定一起服用,并称“这药太便宜,捡到便宜了”。
然而服药两个月后,小冯母亲的血脂没有降下来,肝功能还出现了异常。小冯当时在出差,在电话里让父母去咨询医生。可父母却不肯去。小冯一开始误以为父母讳疾忌医。小冯想,自己已经这么忙,父母还要自己陪着去医院吗?
等小冯出差回来,听完父母的解释,才恍然大悟:医生给出的建议是更换另一种仿制药。但之前的仿制药虽然便宜,可不降血脂、影响肝功,让小冯的父母不敢再轻易尝试。
小冯开始在互联网平台上寻求帮助。在线问诊的医生最终开出了“立普妥”这款原研药,一盒300元,价格是仿制药的60倍。母亲本打算吃一个月试试,出乎意料的是,不仅血脂显著下降,肝功能也恢复了正常。
“是药三分毒。如果能承担,那我愿意让家人和我少承受一些副作用。”小冯把给自己和父母的药物都换成了立普妥。既然医院开不出来,但在网上医院可以开出处方购买。唯一的不足就是不能用医保。可身体健康上更安全,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小冯给家人和自己购买的原研药订单)
除了互联网医院,在药店里值夜班的老姜也习惯了差不多傍晚七点,会有六十多岁的老年人来买原研药。这些老人有一个特点,每一次只买一个月的量。对老姜而言,这些人几乎称得上“熟客”。一来他们买的药品非常固定,很少会更换品牌和剂量,这和部分老年人每年只进行一次社区的免费体检有关。如果没有相关指标的变化,老年人不愿换药。何况换药还要去医院看医生。
二来这些人几乎都没有处方,在医院开的处方都是仿制药。面对这些情况,老姜有自己的办法。他可以在药店系统的APP上,与互联网医院对接,由执业医师开具电子处方后,老姜用APP进行配药。老姜常用的APP叫做“银叶”,有时也会用“嘉隆健康”。尽管老姜只是销售人员,但可以根据来购药者的用药经历,结合他对药物的理解,使用药店里挂牌药师的资格配药。
老姜一开始也会担心,但店长告诉他,不用太担心。能来药店买原研药的人,要么就是长期服用这种药,心里有谱;要么就是仿制药效果不好,所以更换同类的原研药。老姜听完,在心里给这些老人定位成“靠谱的病人”。
与互联网医院不同,药店一方面可连接互联网医院的医生资源,使用“开药”和“智云问诊”等通过互联网医生提供在线复诊、电子处方开具及药品配送服务。这时药店属于根据医院传过来的电子处方配送药物。另外一方面,药店可根据医师开具的有效处方为购药者配药。若购药者反馈副作用,药师需记录相关信息并建议其通过互联网医院或线下医院复诊,由医师评估是否调整治疗方案。药师仅能提供用药指导,不得擅自调整或搭配药物。但实际上,总会有一些灰色的可操作的地带。
后者模式的核心在于合规性。根据《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处方药需实名购买并经处方审核,平台需配备药学技术人员监督流程。一些城市允许通过合规平台完成线上处方流转,药店店员可指导患者完成身份认证、病史提交及处方审核等步骤。
可随着买原研药的人增加,老姜所在的药店里,原研药的价格和以前差不多。不过以前有活动,比如一次性购买五百块钱的原研药,可以优惠20到30块钱。现在连这都没有了。老姜认为这就是变相的涨价了。可老姜卖掉的原研药的订单比以前多了,提成变化倒不明显。以前一口气买好几个月的人越来越少了,几乎都是买一个月的。订单多了,每个订单的单价少。
那些患有慢性病的人们中依旧有人在不惜费时费力地“寻找”原研药。可一旦遇到突发的急病,医院里又开不出原研药的情况下,还有什么能更让人安心的选择吗?这似乎成了更为尖锐的难题。
尾声:医保之外
仿制药让公共医疗体系得以控费扩容,为更多患者带来“可及”;但当医院药架上熟悉的原研药一个个消失,部分人开始走出制度边界,自费、出国、借助灰色路径,只为重新获得“安心”的感觉。
这些“以身入局”的人,并非对集采或仿制药持否定态度,而是在无法确认替代药效、安全性和连续性时,选择自己承担全部成本与不确定性。他们不是对抗者,只是“用脚投票”的例外人群。
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与疾病过早绑定的人,正成为这类行为的主力。他们懂得如何查资料、算经济账、跨平台比价,也习惯绕开常规路径,用行动修补一套“失灵的药物体验”。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成为那个“为家人购药的人”。跨境自购的路径终究只是个别解,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如何在控费与疗效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如何在制度内保留“例外”的余地?如何让信任不再成为患者的成本?
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答案,不能只靠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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