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创新驱动，看“出去”

创新，是什么？

「创新并不仅仅是某项单纯的技术或工艺发明，而是一种不停运转的机制。」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曾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系统性地指出，只有引入生产实际中的发现与发明，并对原有生产体系产生震荡效应，才是创新。

当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国家维度的宏观战略，对于企业而言，应该如何透视政策与改革方向，来作为回归创新驱动的指引？

经济学家、经观未来研究院院长张奥平

一、解读战略的确定性方法

任何行政动作发生前，往往都存在对应信号，以此前在社会层面引起广泛关注的教培行业为例，在大刀阔斧的改革正式发挥前，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就已指出，“要深化教育培训改革，在教育公平上迈出更大步伐。“

教培行业的去不公化之外，许多产业与行业的结构性调整，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地产行业要去金融化，金融行业要去风险化，医疗行业要去市场化，平台经济要去垄断化……各行各业的调整都存在底层逻辑——商业生态的驱动源头在调整。

在十九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如果说，欧美商业生态，是经历技术升级、竞争加速、资本涌入形成市场后再进行政策法规配套的产业驱动型商业，那么中国的真正商业生态，则是率先做好顶层设计，进行市场培育后再涌入资本与竞争完成技术升级的战略驱动型商业。

两者的差异在于，到底是市场先行，还是战略先行。其中政策与监管的决策，更存在本质上的变化：前者代表手握技术与资本红利的精英阶级利益，而后者则符合更多数的人民利益。

大众习惯的市场生态，恰恰来源于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战略。高速增长的时代中，市场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主导力量，但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战略方向已经发生转变——想着高质量发展前进。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商业主体更需要理解宏观维度的战略指引。而解读战略方向的谜面就在水面上。经济学家、经观未来研究院院长张奥平指出，理解政策调整，理解战略方向，就要理解宏观经济及其的本质——读懂三份国家“商业计划书”。

季度的政治局会议、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包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五年发展规划与2035远景目标。短、中、长三期规划，恰恰是企业需要关注的入口，也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能够找到的确定性来源。“比如，要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多次会议、规划、报告中，被反复提及并引申的关键词。”

而布局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则是跨周期政策。张奥平指出，这一名词几乎是国内首创。在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跨周期”首次被提出。而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

此后，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长期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等跨周期政策的政策工具开始陆续被频繁使用。

而对于企业而言，面对如此庞然的宏观经济机器调整，需要兼具应然主义的理性思考，和实然主义的把握机遇。

二、创新驱动与内需拉动下的长期确定性机遇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 一书中，有很有趣的观点。他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将经历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四个发展阶段。

张奥平对此非常认可。其展示了美国、日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等不同经济体的GDP增速发展。有意思的点在于，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亚洲国家，作为经济体的成长，都存在一个共性——在经历过高速发展期，到达某一高点后，经济增长都会进入减速期，最终稳定在1-5%（统计样本大多稳定在3%）的增速中。

这意味着，经济增速换挡是每个国家经济体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选择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情况。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就在于创新驱动。回溯历史，二战结束以来，开启工业化进程甚至短暂跨过中高收入门槛的国家很多，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有且仅有韩国、新加坡等少数国家。而这些国家无不在全球创新和产业链分工中占据关键位置。

而就国内实际情况而言，尚处于生产力、资源、生产要素等初级技术驱动阶段，更高阶段的科技创新驱动，几乎是必然的选择方向。

从经济体结构出发，助推科技创新的往往存在多方助力。张奥平举例了供给侧的经济增长，可以理解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即Y（国民财富）=A（全生产要素）*F（制度）(K（资本）,L（劳动）)。

以美国为例，其科技的一体两翼，分布在作为资产端/产业端的硅谷与资金端的纳斯达克。而国内的科技一体两翼，也已构建。一方面是作为产业段的专精特新与创新驱动，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资本供给的科创板与北交所等。

而在其看来，核心技术与经济发展范式，应该是科技指数型的增长。具体而言，是能源与信息的组合，而通用技术则是表现的主要形式。

“比如说，农业可以理解为植物光合作用对于太阳能和工具的组合，匹配人的劳动力；而工业则是化石能转化为的电力和设备，匹配人的技能。”而在信息时代，数字化信息与只能技术的组合，需要的是作为人这一劳动个体的创新组合能力。

这是张奥平视野中的长期确定性机遇。在其看来，新周期内的信息技术机遇，是包含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要素以及人工智能三大领域的组合，其中又可以拆分为更细分维度的领域。比如数字基础设施就包含通信网络（5G/6G等技术）、硬件设备技术（如芯片/固件等）与数字基建（区块链等）在内。而当下火热的人工智能，也可以细分为AI驱动、算力驱动、算法驱动等维度。

与此同时，能源技术同样值得期待。无论是新能源还是新材料，甚至生命科学，都将是肉眼可见的未来机遇——一种通用技术维度的广袤可能性。

这一点，相关顶层设计已有定义。就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科技部、国家能源局、国家标准委印发《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中定义的，新产业是指应用新技术发展壮大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创新活跃、技术密集、发展前景广阔等特征，关系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局。

对于企业而言，无论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机遇，还是宏观战略的创新需要，长期视野中的更确定性机遇已经到来。张奥平认为，“在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指出：‘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也要坚持国际合作。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支持和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大科技人才及团队培养支持力度。’

“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将是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定标。

三、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战略驱动下的商业机遇

需要认识到，需要完成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认识到复杂的中国市场。仅地域发展，国内不同地区与城市间的参差的确存在，但在内需驱动的战略指引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动作，而统一大市场则是必然。这意味着，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恰好是内需维度的另一发展机遇。

而从自2019年开始，国内经济增长的动能在消费、出口、投资三驾马车中不断切换。

张奥平指出，与国外经济体存在差异的是，国内经济构筑有自己独有的新商业模式。尤其是在经济周期交替的当下，以企业等商业个体为代表的“私人部门”，会顺周期下行，减少自身杠杆；而在宏观政策发力，“公共部门”则代替“私人部门”在基建等领域加大投入，最终实现逆周期上行。核心原因在于，作为私人部门的决策者，依旧保持着“人性”，存在短期化的保守心态和逐利行为。

回到宏观视角，国内经济的主旋律，已经经历过快速增长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变化，政策中心也从需求侧管理，逐渐转移到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而在现代化为前提的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对于供给、需求端都提出了新要求。

“这代表着，在中国式战略驱动下，还有充足的商业机遇，在等待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