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如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逃出经济黑洞？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的生活水平在历史上是持续提高的，但这其实是个错觉。
尽管技术的进步是一个循序渐进并逐渐加速的过程，但实际上却没有给人类生活带来相应的大幅改善。几个世纪前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与数千年前其远古祖先并没有太大区别。
生活质量的惊人提升其实是一个突发事件，对比人类历史的长度，不过是一刹那的光景。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个人类社会的“增长谜题”：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为何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改善？一种足以让智人物种自出现以来取得的所有成就和进步都相形见绌的改善。
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奥戴德·盖勒创立了“统一增长理论”，来分析人类社会持续进步的动力，以及不同社会财富不平等的根源。正是这一理论，他被认为是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
在《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这本书中，他带领我们回溯智人走出非洲以来的人类发展史，分析了人类如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逃出经济黑洞。
马尔萨斯陷阱
1798年，英国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了《人口论》，提出了一种理论来解释，自远古以来导致生活水准相对停滞、社会落入陷阱的机制。
马尔萨斯认为，每当社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食物剩余的时候，生活水准的提升都只是暂时现象，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出生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下降。从长期来看，人类或许永远无法实现物质繁荣，因为任何收获最终都将被人口的增长抵消。
马尔萨斯的假说基于两块基石。其一是资源的增加，例如农业产出、捕鱼收获、狩猎和采集成果等，导致人类有更多后代存活下来。这是源于生物、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繁殖倾向以及营养改善带来的儿童死亡率下降。
其二是每当生存空间有限时，人口增长就会导致生活水准下降。马尔萨斯认为，人口规模会通过两个机制对资源存量做出适应：
正面抑制机制：当社会的人口增长超出食物生产时，饥荒、疾病和战争的频率将出现增加，导致死亡率上升；
预防抑制机制：生育率在匮乏时期会下降，例如通过延迟结婚和采取避孕措施等；
如今回头来看，马尔萨斯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他之前的世界，但他对人类未来的悲观预测却又完全错误。
新石器革命以后，我们可以从人口波动中感受到，马尔萨斯机制的强大作用往往由剧烈的生态、流行病和制度动荡引发。
人类历史上最具毁坏力的历史事件之一是黑死病，在1347-1352年，黑死病杀死了大约40%的欧洲人。幸存者失去了许多亲朋好友，但是这场瘟疫对他们的麦田和磨坊并无损坏。
在这场可怕的浩劫之后农夫们重新开始劳作，并发现劳动力需求大增，土地生产需要投入更多的人手。普通劳动者享受到了比黑色病暴发前更高的工资待遇和更好的生活条件。
以英格兰为例，在黑死病暴发的三个世纪后的1615年英格兰人口恢复到了瘟疫爆发前的规模，同样工资也回到了过去的水平。
在智人出现的大约30万年中，由于创新、冲突、制度和疾病环境变化引发人口强烈的变化。人均收入很少能够超过生存所需的最低水平，瘟疫和饥荒普遍存在并随时攻击人类脆弱的生存体系。四分之一的婴儿活不到周岁，女性经常在分娩时死亡，平均预期寿命极少超过40岁。
但在历史车轮进入18-19世纪，西欧和北美突然见证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程：人类生活水准普遍快速提升，全世界人均收入飙升14倍，预期寿命增长了1倍以上。
人类是如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机制约束的？世界是如何逃出这个经济黑洞的？
人口规模引发变革之轮
在新石器革命初期，即公元前10000年左右，地球上游荡的人类有240万左右。而到公元元年，罗马帝国与玛雅文明接近巅峰之际，全球总人口增加了78倍，达到188亿。1000年后，当维京海盗们袭击北欧海岸，中国人首次将火药用于军事的时候，地球人口增至2.95亿。到公元1500年，即哥伦布正忙于美洲探险时，全球人口接近5亿。此后到19世纪初的工业化早期阶段，人口数量已接近10亿。
人口规模与技术变革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马尔萨斯时代的技术进步让人口变得更加密集，在12000年的时间里数量增加了约400倍，人口规模的增长，反过来又推动了创新步伐加速。更多的人口将带来对新产品、新工具和新业务的更大需求，以及有能力做出这些发明的更多杰出人物。
此外，规模更大的社会还受益于更广泛的分工、专业化，以及贸易带来的思想交流，从而进一步加速新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人口规模对技术水平的影响，在不同文化和地区的历史记录中都能看到。例如肥沃新月地带等较早经历新石器革命的地区，出现了规模最大的史前定居地，并长期保持着技术领跑优势。
更多的人口不仅更容易推动技术发展，还能防止小规模社群常见的技术退化现象。
格陵兰岛西北部的极地因纽特人在19世纪20年代遭到一场传染病的冲击，成年人口损失惨重，而在这些人中，存储着对部落来说无价的技术知识，如制作皮艇等。疫情过后，许多长者带着技术诀窍离世，年轻的幸存者们无法将其重新发明，于是遭遇了严重技术退化，大大削弱了他们狩猎和捕鱼的能力。这个社群的人口由此开始减少。若不是在几十年后最终遇到另一个因纽特人社群，并重新获得了失传的知识技能，他们肯定还会继续衰落。
相反，人口规模较大的社群往往同其他群体有贸易联系，彼此之间传播知识，并经常分享新的发明成果，发生技术退化的情形要少得多。这种良性反馈循环，即技术进步支撑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又加速技术进步，在人类的大部分生存时间里持续发挥作用，逐渐强化，最终来到创新率达到临界点的时刻。这是点燃人类摆脱停滞时代的相变的火花之一。
人口结构催化时代变革
人口规模的作用与另一个变革之轮相辅相成，那就是人口结构。
与人口规模类似，人口结构也是马尔萨斯式作用机制的产物。达尔文是最早意识到这个现象的学者之一，他在自传中回忆说：“在植物与动物的生存中斗争无处不在，有利的变化可能会被保留，不利的变化则会被摧毁。”
达尔文说的“有利的变化”是指什么?它们在马尔萨斯环境下被保留下来会如何影响人口的结构？
其实就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思想的本质。人类经历了对地球不同环境的快速适应过程，例如在流行过瘟疫的地区人类获得了对地方流行病的天然免疫力；在驯养奶牛、山羊和绵羊的地方，人们发展出了乳糖耐受性。地方适应性还激发了全球各地的不同皮肤色素沉积的演化现象。
相比生物适应性，文化适应性的变化甚至能够更快地占领一个人群。文化适应性过程不需要把基因变异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而是通过模仿、教育或灌输等机制，很快地推动新的文化特征兴起，并对经济和制度变革产生影响。这些或许是与人类发展旅程关系最大的“有利的变化”。
在马尔萨斯时代，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与技术环境相适应的文化特性能够创造更高的收入，从而养活更多的后代，导致此类特性在群体中逐渐扩大。由于这些特性反过来将加快技术变革步伐，它们或许会推动从停滞走向增长的发展进程。我们将看到，最能够促进增长的文化特性将包括如下一些规范、态度和习惯，如高度重视教育，保持面向未来的心态，赞赏所谓的“企业家精神”等。
这一进程的一个体现是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这种文化倾向的演化。
一份16—18世纪在魁北克的近50万欧洲人后裔的广泛族谱记录，通过追踪魁北克第一代定居者超过四代的后裔数量，可以看到最大的家族来自生育率不高的定居者，他们生育的子女数量不多，给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则相应更多。生育率更高的定居者有着规模更大的家庭，对每个子女的投资更少，但从长期看留下的后代更少。
来自英格兰1541—1851年的证据也揭示了类似现象：积极给子女做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活到成年的子女数量最多。倾向于对数量更少的后代做生存投资的个体，会逐渐在人口中占据主流。
因此，这些机制是整个人类历史中，在表面以下持续转动的变革之轮：技术创新养活了更多人口，推动人类对生态和技术环境的适应；更多和更具适应性的人口反过来激发人类设计新技术、加强掌控环境的能力。
这些变革之轮结合起来，最终导致了创新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集中爆发，这就是工业革命。
临界点：工业革命
在人类物种的大多数历史时期，技术进步与人口规模处于相互促进的持续循环作用中。
在漫长岁月中，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这些巨型齿轮都在表面之下默默运转。技术在改进，人口在增长。但是生活水准这个人类境遇的核心方面仍几乎没有改变。
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技术进步未能带来整个群体物质福利的任何显著的长期改善，因为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物种类似，人类被困在贫困陷阱之中。技术进步与由此带来的资源扩充都无一例外地造成人口增长，使进步的成果不得不分配给越来越多的群体成员。创新可能导致少数几代人的物质繁荣度提高，但人口增长最终会使其回落到基本生存线上。
最终，人类历史上的技术进步不可避免地加速到达了一个临界点。欧洲北部的一小片地区在18—19世纪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创新，产生了一种迫切到足以推动社会进步的需求劳动者必须在全新且不断改变的技术环境中展现游刃有余的技能和知识。
为了给应对这样的世界做好准备，父母们必须增加抚养和教育子女的投资，并因此生育数量更少的孩子。预期寿命提高和儿童死亡率下降则延长了教育回报期，进一步强化了人力资本投资和降低生育率的激励。
与此同时，性别工资差距缩小则增加了养育子女的成本，提高了小规模家庭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共同引发了人口大转型，切断了经济增长同生育率之间长期以来的正向联系。
生育率的显著下滑让经济发展进程摆脱了人口增长的对抗效应，使技术进步得以永久性地提升繁荣程度，而不再是昙花一现。
由于劳动力素质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技术进步得以更快加速，因而推动了生活水平改善和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变时期。正如新石器革命从肥沃新月地带和长江流域等少数中心区向其他地方扩散那样，工业革命与人口大转型从西欧发端，在20世纪延伸至全球大多数地方，所到之处，经济繁荣水平均得以提升。
但技术进步的惊人成就与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并未在全球得到平等的分享，有时甚至在某些社会内部都存在荒诞的差距。另外，自然灾害、传染病、战争、暴行、政治和经济动荡也偶尔给许多人造成损失。
然而，这些悲剧和不公，尽管惨烈而可怕，却没有让人类发展旅程偏离长期轨道。从更宽广的视角看， 在每次浩劫后，人类整体的生活水准都极为迅速地得到恢复，并在技术进步与人口结构转型的巨型齿轮推动下继续迅猛前进。
世界亿万生灵中，独有人类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人类的经济繁荣因何而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人口转型如何发生？全球发展水平又为何相差如此悬殊？古往今来，无数有识之士力图探究这背后的原因，尝试解答增长之谜的终极问题。
本书作者将利用独创的“统一增长”框架，带领我们回溯智人走出非洲以来的人类发展史。作者认为，地理因素、迁徙进程影响着各个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并作用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巨型历史齿轮”，最终决定了各个社会和国家跨入现代文明的时机和方式，形成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
历史的影响深远悠长，未来却不是命中注定。历史齿轮将继续运转，因地制宜地采纳合适的政策措施和价值观，将帮助实现人类的普遍繁荣。
书名：《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作者：奥戴德·盖勒，译者：余江，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简介
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
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Herbert H. Goldberger讲席教授，统一增长理论的创始人，致力于找寻人类社会进化整体过程的共同特点，探索经济发展的深层决定因素。他的研究视野跨越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在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还在欧美多所大学与科学院兼任学术职务，并担任多份期刊的主编，曾出版图书《统一增长理论》。因开创“统一增长理论”，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潜在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