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不是你的上帝：欢迎来到职业倦怠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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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个人长期从事某种职业，在日复一日重复机械的作业中，渐渐会产生一种疲惫、困乏，甚至厌倦的心理，在工作中难以提起兴致，打不起精神，只是依仗着一种惯性来工作。据调查，人们产生职业倦怠的时间越来越短，有的人甚至工作半年到八个月就开始厌倦工作。本文作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让工作成为生活的意义所在。本文来自编译。

根据现代工作精神，只要员工参与工作，就能获得尊严和目标。

许多人之所以在工作上碰壁，原因何在？我们让工作成为生活的意义所在了。

富人在工作方面是不理性的。我们社会的许多人，不需要赚更多的钱，却拼命工作。

身为亿万富翁的科技行业巨头们吹嘘他们每周工作上百小时，尽管他们的劳动并不是提振公司股价和使他们进一步致富的原因。拥有高学位的美国人有着最高的平均收入能力，但通常比受过较少正规教育的人工作更多，花在休闲上的时间更少。富有父母的孩子做暑期工作的可能性是贫穷孩子父母的两倍。而许多年长的美国专业人士为退休储蓄了大量资金，延长了工作年限。

我也是不理性的。作为一名终身大学教授，我赚取了中产阶级的薪水，但对这项工作越来越感到疲惫和沮丧。最终，我辞职了。尽管教学工作是我职业倦怠的主要原因，但没了教学工作，我感到如此漫无目的，不到两年后，我成为一名兼职讲师，一门课只赚几千美元，只是我以前收入的一小部分。但我的日子需要一种结构，我需要锻炼来之不易的教学技能。最重要的是，我需要有人信任我，让我去做一份体面的工作。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我们不仅仅是为了钱而工作。许多人——志愿者、为人父母和饥饿的艺术家都是——他们的劳动根本没有得到报酬。即使是那些并不富有的工人，他们确实需要工资带来的每一分钱，他们也经常说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他们的工作是为了爱或服务，或为集体的努力作出贡献。

不断恶化的劳动条件，包括比20世纪中期的工作更高的情感强度和更少的安全感，只说明了为什么职业倦怠在我们社会中如此普遍的一半原因。职业倦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因为我们对工作的理想和工作的现实之间的差距比过去更大。

两个世纪前，英国曼彻斯特或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纺织厂工人的工作时间，比今天典型的英国或美国工人更长，而且他们在危险的条件下工作。他们疲惫不堪，但他们没有现在这种职业倦怠的心理状况，因为他们不相信工作是通往自我实现的道路。促使我们工作到精疲力竭的理想是这样的承诺：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将过上好的生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舒适生活，而且是有社会尊严、道德品质和精神目标的生活。

1939年，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维根的埃克斯利棉纺厂的一名年轻工人。

我想成为一名教授，因为我自己的大学教授们似乎过着美好的生活。他们受到尊重，他们似乎是有良好判断力的人，他们的工作有明确而崇高的目的，即获得知识并将其传授给他人。我对他们在课堂之外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他们面临哪些个人的挣扎。我的两位导师最终被剥夺了终身教职，不得不寻找新的工作。第三位导师在担任主要行政职务几年之后死于心脏病。

我没有把他们的不幸和自己的职业前景联系在一起。怎么可能呢？我被我对美国承诺的信任所蒙蔽：如果我有一份正确的工作，那么成功和幸福一定会随之而来。

然而，这种承诺大多是虚假的。这就是哲学家柏拉图所说的 “高尚的谎言”，一个为社会的基本安排辩护的迷思。柏拉图教导说，如果人们不相信这个谎言，那么社会将陷入混乱。而一个特殊的高尚的谎言让我们相信努力工作的价值。我们为老板的利润而劳动，但却说服自己我们是在获得最高的利益。我们希望工作能实现它的承诺，让我们付出额外的时间，承担额外的项目，并忍受没有加薪或没有得到我们需要的认可。

勤奋工作可以说是美国社会最看重的东西。在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进行的一项询问人们性格的民意调查中，80%的受访者将自己描述为 “勤奋”。没有其他特质能引来如此强烈的积极回应，甚至连 “有同情心”或 “接受他人”都比不上。只有3%的人说他们是懒惰的，而且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只有少数人强烈认为自己是懒惰的。

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都是真正的懒惰的人。想想你的同事们，他们中有多少人是懒惰者？又有多少人说他们不是？总的来说，我们并不是整天都在勤奋地工作，为我们的报告费尽心思，在与客户的会议上汗流浃背。相反，我们说我们很勤奋，因为我们知道应该这样看待自己。

根据现代工作精神，只要工人参与工作，他们就能获得尊严、性格和目标。盖洛普（Gallup）对工人的参与度进行调查，用英雄，甚至圣人的术语来描述参与的工人：

积极参与的员工是最好的同事。他们合作建立一个组织、机构或机关，他们是工作中一切美好事物的背后因素。这些员工积极参与、热衷并致力于他们的工作。他们知道自己工作的范围，寻找新的和更好的方法来实现成果。他们在心理上对自己的工作有100%的承诺。而且他们是一个组织中唯一能创造新客户的人。

“心理上百分之百地致力于他们的工作”。谁是这样的人？

据盖洛普的调查，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员工是这样。对接受调查结论的管理者来说，这三分之二没有参与的员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位商业作家声称，由于缺勤和损失的生产力，不积极的员工让雇主多花了34%的工资。另一位作者将他们描述为 “无声的杀手”。盖洛普警告说，没有生产力的、自满的员工甚至可能潜伏在上层管理层中而不被注意。怠工的人甚至会破坏别人的时间和成就。盖洛普断言：“无论参与工作的人做什么，怠工的人都会试图去破坏”。简而言之，他们是坏蛋，一心想要破坏我们英雄的使命。

这种言论不仅是可笑荒谬的，也是不人道的。事实上，根据盖洛普自己的衡量标准，美国工人比其他所有富裕国家的工人都更投入。他们的参与程度可能确实接近人类的极限。(在挪威，参与度是美国的一半，但挪威是地球上最富有和最幸福的地区之一）。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一个对工作没有兴趣的员工不一定就是职业倦怠。他可能只是找到了一种方法，可能是通过保持相对较低的工作期望，来使工作理想与现实的工作保持一致。如果他对工作的心理投入只有80%，但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那么人们就会问：哪出问题了？

而那些真正从工作中感到满足的人呢？我的一些朋友是医生、编辑，甚至教授，他们努力工作，热爱工作，并且享受其中。有些职业，如外科医生，似乎比其他职业更能促进蓬勃发展。虽然所有的医生都容易职业倦怠，但外科医生不仅获得了所有工人中最高的薪水，而且还获得了高工作满意度和高层次的意义。当他们退一步思考工作时，外科医生应该对他们的工作感到满意。

参与工作也是关于沉浸其中。做手术时，外科医生所做的工作适合 “心流”的体验。正如已故心理学家Mihaly Csikszentmihalyi所描述的那样，处于心流状态的人将世界和自己的身体需求拒之门外，放弃了食物和睡眠，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本身就很好。这是电子游戏设计师试图培养的一种参与状态，因为它使玩家难以退出游戏。

不过，Csikszentmihalyi认为工作中最容易出现心流。在他的《心流：当下的幸福一书中》（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Csikszentmihalyi指出一个名叫乔·克莱默（Joe Kramer）的电焊工是 “自成目的”人格的例子——也就是说，一个在工作中很容易进入心流状态的人，工作本身就成为一种目的。虽然乔只有四年级的学历，但他可以在他工作的铁路车辆工厂里修复任何东西。为了修理坏掉的设备，乔亲自确认这些设备。因为乔把他的工作任务变成了一种自在的体验，他的生活 “比那些认为自己无法改变现实而认命的人更愉快”。

乔的同事们都认为他是不可替代的。他的老板表示，只要再有几个像乔这样的人，工厂就会成为行业之首。尽管乔有罕见的天赋，但他拒绝晋升。

承诺提高生产力而不增加成本：这就是为什么在后工业时代，参与度和心流成为如此吸引管理层的概念。根据目前的商业理论，员工是一种责任，雇用一个人是有风险的。那么，为什么不看看你能不能从现有员工身上获取更多的付出？为什么不通过调查、研讨会和机场书店的畅销书来说服他们，如果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们会很快乐？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像乔·克莱默一样，成为受赞美的人，成为工作圣徒中的一员。

2022年，任何工作的人都很难知道自己是否像乔一样对雇主有价值。如果对管理层不利，优秀的员工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被解雇。鼓励积极工作的制度也造成了焦虑，只有通过更密集的工作才能平息这种焦虑。解药也是毒药，为了平息我们的焦虑，我们工作地太多，没有足够的回报，没有自主权，没有公平，没有人际关系，与我们的价值观相冲突。我们变得精疲力竭、愤世嫉俗，而且效率低下。

工作焦虑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中的，这是马克斯·韦伯1905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一个关键前提，它仍然完美地抓住了支撑我们今天工作伦理的思维模式。韦伯展示了欧洲新教徒如何创造了一种关于金钱、工作和尊严的思维模式，而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摆脱，这种思维模式是我们的 “铁笼子”。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源于约翰·加尔文的神学，这位十六世纪的基督教改革家因其宿命论而闻名，宿命论意味着上帝选择，或 “选择”一些人获得救赎，其余的人则注定要走向永恒的死亡。只有上帝知道谁被选中，谁没有被选中，但人类想知道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加尔文主义神学中，善行不能为你赢得救赎，但它们可以成为选民的标志。也就是说，上帝的选民会做善事，作为他们受祝福地位的一个结果。因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被选中，请检查自己的行为。你的行为是圣洁的？还是有罪的？

为了确保自己被选中，你需要知道你在进行生产，通过劳动充实自己和你的社区。

韦伯将资本主义视为 “一个畸形的宇宙”。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经济和道德体系，是人类最奇妙的建构之一。我们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很少能看到它的全貌，我们认为它的规范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你所做的一切，从上 “正确的”学前班到从事生产性职业，再到临终前接受医疗护理，都是因为在某个地方，有人认为他们可以从中赚钱。资本主义宇宙强加给你一个选择：接受它的道德观，或者接受贫穷和蔑视。

韦伯是一名学者，没有参与工业贸易，但他还是和商人一样陷入了铁笼子。撰写《新教伦理》之前，他花了五年时间处理 “神经衰弱”问题。他经历了几个紧张的教学和研究周期，随后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崩溃，通过治疗以及休假来恢复他的身体。然后他又回到工作岗位上，他的状况不可避免地会恶化。

他的妻子玛丽安（Marianne）后来写道，在这段时间里，他是 “一个被锁住的泰坦，邪恶的、嫉妒的神在困扰着他”。他脾气暴躁，情绪低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任何工作，甚至阅读学生的论文，都成了难以忍受的负担。他最终向大学请了两年假，之后辞职，成为一名副教授，松散地与学术界联系在一起，时年39岁。

我不是韦伯，但我从他的故事中得到了个人的鼓励。他的职业崩溃并不是最后的结果，辞职后，他做出了最有影响力的工作。

21世纪富裕国家的居民并不怎么担心我们是否是上帝的选民。但我们仍然困在加尔文主义的笼子里。我们急于向潜在的雇主和自己证明我们是工作的圣徒。这是一种抽象的条件，我们不能认可自己，但我们希望别人能够认可我们。

焦虑涌上心头时，我们会从文化的宗教遗产中寻找安慰：艰苦、有规律的工作。例如，英国公共关系工作者特里斯坦·李（Tristen Lee）讲述了一个太熟悉的故事，长时间工作、缺乏睡眠、没有真正的休息时间和过高的租金如何使她处于磨难之中。她写道：“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我是如此痴迷于达到某种成功水平和取得我的财务目标，以至于我已经忘记了如何真正享受生活。李说，她觉得自己似乎“需要证明什么——但证明给谁呢？”

李的经历是16世纪加尔文主义神学在21世纪的回声。她已经内化了这个社会的判断，社会只看重她的工作，所以她觉得有必要保证自己的价值，但永远不会有足够的保证；在当今的工作意识形态下，你的成就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为下一个成就所付出的不断努力。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李问道。“苦恼何时停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获得令人满足的生活，并真的为我所取得的成就和走过的路感到自豪？”

永远不会，因为我们被关在“铁笼子”里了。

译者：蒂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