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白领九年“抠”出两套房:当代青年的消费迷思

阑夕·2021-11-03
有人负债,有人存钱,有人躺平,有人挥霍。

“为了省钱,每顿饭都自己做,朋友聚餐基本不参与。”

“一年买衣服不超过100元,除了贴身内衣,其他都是闺蜜们不要的衣服。”

大学毕业九年,一个名叫王神爱的女白领,每月工资的储蓄率都能高达90%以上。

豆瓣上遍布着各种省钱小组,如抠门女性联合会、抠门男性联合会、丧心病狂攒钱小组……但那里的豆友们,都愿意将王神爱尊称为“抠神”。

与其他人省钱时的内心挣扎不同,“抠门”带给了王神爱极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只要自己多花一分钱,她就会浑身难受。

用王神爱自己的话来描述:

每次自己走在商场里的步行街,当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奢侈品店,她觉得那就是布满凶光的“鳄鱼池”,随时都可能扑出来吃掉她。

王神爱绝非物理意义上的“躺平”,崇尚极致省钱的王神爱,其实是一个囤房爱好者。

她用省下来的钱已经在南京购房,第二套新房的首付达一百多万。

在王神爱的眼里,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能带给自己绝对安全感的东西:只有买房。

1

王神爱的“不安”

二战后,欧洲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大改善,但许多人依然保持了囤积面包的习惯。 

哪怕这些面包根本无法吃完,每次放冰箱里都会逐渐腐烂,但历经过战争炮火的这代人,依然乐此不疲地囤积各种生活资料,直至最终去世。 

有心理学家发现了这一现象,将其称之为“战后创伤应激障碍症”。

事实上,个体的精神创伤应激障碍,不仅会发生在战场,也可能会出现在一个人的童年。 

王神爱的童年家庭生活,其实不亚于一场争夺金钱的残酷战争。 

在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王神爱赚钱不易,每次给她零花钱时,都会把钱直接扔在地上,让她去捡。 

王神爱每花一分钱,都需要低一次头。

为了减少要钱时这种屈辱的体验,王神爱便逐渐养成了存钱的习惯,到小学六年级时,王神爱的存钱罐里已经有约1000元的存款。 

王神爱的家庭经济情况并贫困潦倒,事实上,父母两人都有工作,但平时喜欢存钱的母亲,每次都会把钱放在冰箱的冷冻柜中保存。 

日积月累,冰箱里的钱积少成多,等到家里需要买房时,母亲直接拿出积蓄一次性付清全款。 

据王神爱回忆,妈妈的金钱观念,其实也是来自于外婆。 

王神爱的妈妈在年轻时,曾经为做新衣服把钱存到一个小箱子里,可是这个箱子最后却被外婆撬开,把所有钱都被拿走了。 

自此,母女三代都养成了攒钱的习惯。 

小时候的王神爱,只能住在院里的一个小帐篷里,每逢刮风下雨,她都担心这个“家”有散架的危险,于是,攒钱买房便成了她从小到大的生日愿望。

刚上大学,王神爱就开始打零工赚钱, 她将每个月的两千块收入都积攒下来,大学刚毕业,她就用所有积蓄给自己买了一套小房子。 

无力改变水涨船高的房市环境,王神爱能做的,就是生活尽可能的省,买房尽可能的快。

再后来,她发现了豆瓣“抠组”,便开始把自己的抠门经历分享到组里。 

她将自己的生活原则总结为奥卡姆剃刀原理,即“如非必要,不增实体”。 

奥卡姆是14世纪的英格兰逻辑学家,他在《箴言书注》2卷15题说:“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 

这被后来的人们总结为“简单有效原理”,也被无数信奉极简主义的人奉为圭臬。 

事实上,王神爱忽视一切体验的抠门生活,并非极简,甚至有些极端。

从上学到上班,王神爱从来不买水,都会蹭学校或公司的纯净水喝;出门基本靠走路,远一点就坐公交车,遇到瓶瓶罐罐还可以捡回来卖钱;日常生活用品就在各大APP上薅羊毛,一点一点攒积分抽奖换取。 

假如,房价没有那么高呢?

假如,王神爱不用还房贷呢?

那么,王神爱的生活还会“极简”吗?

昨天,有一条热搜登顶微博第一,叫做“80后夫妻3个月工资全款买房”。 

35岁的田丹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这些年,她和丈夫种过地、赶大集摆过摊,最后都无疾而终,还因工作忙碌错失了陪伴孩子的机会。 

两年前,夫妻二人来到黑龙江鹤岗当外卖骑手,用3个月工资全款买下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把一双儿女接到身边。 

田丹丹说:“一家四口在一块了,现在挺幸福的,工作家庭都可以兼顾,孩子的成绩也提高了。” 

在大城市体面地穷着,还是在小城镇孤独的富着,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个问题。

就好像,我们也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来定义王神爱。 

她毫无物欲,她又充满物欲;她超脱世俗,她又深陷世俗;她很贫穷,但她又很富有。 

在这个思潮碰撞的消费社会里,我们看似来去自由,其实内心都被房价牵绊。 

王神爱看似拒绝消费,实则也是当下高房价的埋单者。 

田丹丹游荡漂泊许久,最终在“网红城市”鹤岗定居。 

每个人最终的人生选择,似乎都离不开房子。

2

后消费社会的年轻人

2018年,日本管理学宗师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引入中国,自此引爆热议。 

在书中,大前研一归纳了当下日本青年的亚文化族群: 

有社交恐惧宅在家中的“御宅族”;有满足于眼前稍纵即逝的美好,沉溺于对人生没大用处的美食与自拍之中的“小确幸”;也有既不学习,也不工作,整天无所事事的“尼特族”。 

事实上,这些日本社会族群在国内都能找到真实参照: 

御宅族就是快乐肥宅,小确幸就是佛系青年,而尼特族就是躺平文化。 

大前研一眼中的“胸无大志”“丧失物欲和成功欲”“一部手机就代表了生活”,不仅是当下日本低欲望社会的文化典型,其实当下东亚各国年轻人面临的普遍生活困境。

2020年,韩国综合出生率降到了0.84的冰点,并且死亡人口多于出生人口。 

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的15年里,韩国政府为鼓励国民生育,投入的约1.2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预算,基本全都打了水漂。 

韩国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生孩子? 

答案很简单:没钱,没时间,也没心情。

近半个世纪以来,韩国社会的大量财富流入房地产,因此不动产替代薪酬成为了决定经济阶层的最重要因素。 

即便年轻人获得了稳定的职业,面对昂贵的房价和房租,无能为力的工薪阶层只能蜗居在大城市的半地下和阁楼里,被称为“房地产贫困阶层”。 

△  电影《寄生虫》剧照 

在现实的重压之下,“逃避”成为了当下韩国年轻人的重要选择。 

他们逃避奋斗,逃避婚育,也逃避现实,被称之为“五抛弃世代”,即放弃恋爱、交友、结婚、购房和生育。

1995年,韩国30~34岁男性中的未婚者比例占7%,到2015年则直接猛增至33%。 

近年来,韩国大火的影视剧,如《1982年生的金智英》《燃烧》《寄生虫》《鱿鱼游戏》等等,无一不是传达对现实社会阶层固化之后,对当下年轻人生存带来重压和毁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韩国影视作品,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频频获奖或打破纪录,其根源在于最广泛且坚实的共同消费社会语境。 

△  电视剧《鱿鱼游戏》剧照 

自20世纪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促进消费主义文化形成至今,从西方到东方,我们都经历了工业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型,从消费社会到深度消费社会的发展。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曾将日本消费社会划为四个阶段: 

第一消费社会(1912~1944年):日本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早期,人们崇尚“西式生活”。 

第二消费社会(1945~197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复苏和高速增长期,民众逐渐实现了美式生活。 

第三消费社会(1974~1995年):稳定增长期和泡沫经济期,在80年代进入“高度消费社会”,购买欲旺盛,海外旅行兴盛,开始追求高档名牌。 

第四消费社会(1995至今):泡沫经济破灭后“失去的二十年”和缓慢复苏期,人们崇尚返璞归真的“简约消费”。

△ 日本电影《小偷家族》剧照

从无到有,由盛转衰。 

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互相影响,彼此借鉴,最终也形成了相似的生命周期。 

在经历过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五十年后,日本和韩国相继进入了后泡沫经济时代。 

对于韩国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再也没有像父辈那样创造“汉江奇迹”的机会,在残酷的学业内卷之后,只剩下遍地“零工族”和“五抛弃世代”。

日本年轻人则对父辈们因泡沫经济破灭后,从此背上的沉重债务感到畏惧,他们无法认同用一辈子的工作去还债的生活模式,各种“断舍离”和“平成废宅”的思潮便悄然兴起。

3

当消费冷却之后

2015年,一个名叫马佳佳的女孩,做过一篇名叫《绝望的大学生》的演讲稿。 

在演讲稿中,她用过来人的口吻告诫大学生: 

“单方面省钱,会变得越来越穷,因为没有交换,流通性也越来越弱。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省钱的人,我一个月挣8000的时候就至少拿5000出去social,然后慢慢我变得一个月挣八万了。我卡上有八十万的时候,就定了一张100万的车,但我是不是就变穷X了,不会啊,我身边有人有事有资源,拿到车以后,我已经有200万了。每花一笔钱,都是为了撬动更大的筹码,去进入更大的流通。” 

(听懂掌声。) 

有那么几年,“马氏鸡汤学”风靡全世界,这里的马家人,当然不光只是马佳佳,还有马凌(笔名咪蒙)。 

她们不以事实为根据,而是以情感为导向,鼓励人们打破现有秩序,攫取更多财富。 

这样的毒鸡汤之所以受人追捧,莫过于切中大众内心深处的渴望:底层渴望颠覆,穷人渴望暴富。

但很快,风向变了。 

从2016年的“葛优躺”到2017年的“佛系青年”,从2020年的“内卷”到2021年的“躺平”。 

尤其是进入到后疫情时代,人们褪去了往日的盲目狂热,就连双十一都变得愈发克制理性。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

十年前,在微博炫富的网红郭美美,如今因为卖违禁药品再度入狱。 

十年前,广州恒大队创造了44场联赛不败纪录,提前四轮获得中超联赛冠军,如今的恒大集团已是债务缠身,四面楚歌。 

狂热消费主义的风潮,总会随着一次次野心的胀破而逐渐散去。 

在当下,无论是因买房而成为“抠神”的王神爱,还是一家四口选择定居鹤岗的田丹丹,每个人都在重构自身与消费之间的全新关系。

有人负债,有人存钱,有人躺平,有人挥霍。 

但在生活的压力之下,那些鼓吹极端消费的主张,最终都会不攻自破。 

50年前,韩国时任总统朴正熙在访问德国寻求投资时,曾特意去看望在德国工作的韩国矿工。 

当时,他紧紧握住同胞的手,哽咽着说:“我们一定要过上好日子”,正是摆脱贫困的民族渴望,激烈着一代韩国人不懈奋斗。 

如今,韩国国民人均收入超过3万美元,已经正式迈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 

但今天的韩国人却似乎失去了继续奋斗的动力,也不认为自己真的“过上了好日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阑夕”(ID:techread),作者:小满,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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