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给中国青年更多机会”：国际学术顶会 IJCAI 中国办公室落地上海

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于7月8日在上海正式开幕。本次大会除了继续探讨人工智能产业的前沿进展，同时也释放了一个重磅消息：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IJCAI已经落户中国上海成立IJCAI中国办公室，多国顶尖人工智能科学家在WAIC开幕式上表达了祝贺，包括冷扑大师发明人、卡内基梅隆大学Tuomas Sandholm教授。

大会现场

IJCAI——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大会），是人工智能领域历史最悠久的学术会议，也是最重要和最顶级的学术会议之一。第一届 IJCAI 于 1969 年举办，被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推荐为计算机学科领域 A 类国际会议。如果要类比，一般会把IJCAI类比为人工智能行业的奥林匹克。

IJCAI中国办公室，是IJCAI五十年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海外办公室，并且，2024 年IJCAI 大会主办权近期也正式宣布花落上海，这是在继2013年北京、2019年澳门两度举办后，第三次来到中国。

“芯片荒”等微博热搜让普通大众也开始明白，尽管有这么多的互联网大厂，但真正的科技依然稀缺，中国的科学、技术产业都需要顶级的学术交流，从而从底层真正改变产业环境，像IJCAI这样的顶级学术大会来到中国，这离不开很多人的努力。

对于IJCAI来讲，这一切的转折点发生在2017年。在2017年，IJCAI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办，悉尼科技大学副校长张成奇时任IJCAI当地组委会主席。“在那一年，中国的参会人数是第一，中国的录取文章数从那一年也开始变成第一，来自中国的赞助支持也变成第一。也在那一年，杨强教授被选为理事会主席，周志华教授被选为IJCAI-2021程序主席，理事会也专门为张成奇教授设置了IJCAI赞助官一职。这让张成奇意识到，在中国的人工智能科研领域，应该可以做更多事情了。

而对于中国，WAIC已经成为国内最重量级的人工智能产业峰会，是每年互联网巨头、500强企业，人工智能独角兽的年度产业盛会。由于产业的沟通不断加强，更多问题被提出，需要学术界给予一个更宽阔的、更国际化的、更专业的视野协助解答。这是WAIC组委会主要成员之一，上海经信委副主任张英希望解决的问题。

2020年1月17日，在上海漕河泾的一次见面会连上了IJCAI和上海的缘分。邵怡蕾邀请到了张成奇教授和张英副主任，共商合作大计。

邵怡蕾，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是人工智能的“圈内人”，曾在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纽约信贷衍生品部门任副总裁，2001年曾和普林斯顿团队共同创办FirstRain.com。从美国回来之后，她也曾在2012那段互联网海归创业浪潮中拼杀，做过一个叫苏格的时尚类产品——这从她目前的外表依然能够看得出。这个产品有些类似现在的小红书，协助女性挑选合适自己的服饰。而现在邵怡蕾的工作是一名投资人，但用她的话来讲是“半退休了”——“我希望能做点事情能够回馈，因为之前你吸收了很多好的东西，你现在要帮学弟学妹，然后要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能捐钱就捐钱，能捐时间就捐时间。”

邵怡蕾和张英都是知联会的成员，偶尔会在一起聊聊圈内一些事。而张成奇觉得除了在中国IJCAI可以做更多事情，也觉得需要为2024年IJCAI大会做人才储备，三个人就这样一拍即合。但实际上张成奇跟张英在此前的几届WAIC大会是打过交道的，彼此印象也非常好，而且也都是复旦大学计算机系的校友。

三人行，必成事。作为三个干过且正在干实事的人，迅速的就确定了三个小目标：

1. 上海申办IJCAI2024大会

2. 争取把IJCAI中国办公室落户上海

3.先联合召开一个小型的学术会议，为IJCAI 2024 大会做准备（这也成为了今年IJCAI-SAIA青年精英大会的起始）

而对于IJCAI总部而言，希望和忧虑并存。 一方面，华人的科研者录用数据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IJCAI 2020 共录用论文 645 篇，其中华人作者参与的论文共有 451 篇，占总论文数的 69.92%，IJCAI作为一个在全球发现并对人工智能科研人才提供支持的平台，华人科研圈需要被更多的了解。而另一方面，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有过办公室，用张成奇的话讲“他们很爱惜自己的羽毛，担心他们的牌子被乱用”，在说服他们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张成奇和邵怡蕾，花费了不少功夫。

2020年由于疫情阻塞，和IJCAI总部均是邮件与ZOOM沟通，张成奇曾统计过，自己在跟IJCAI及邵怡蕾沟通+修改协议的时间算下来有106个小时之多。终于，在北京时间的某个深夜，IJCAI同意在中国成立办公室的邮件发出了。张成奇和邵怡蕾当天晚上还和几个朋友一起吃过饭，张成奇平时不喝酒，那天被邵怡蕾劝着喝了点儿，第二天清早邵怡蕾看到邮件打电话给张成奇：我就说吧，你得喝点酒，喝完酒准有好事儿。

【“让青年拥有更多的高光机会”】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IJCAI-SAIA青年精英学术大会的会刊上，展示了本次大会的六位组委会成员、18位学术带头人以及48位参会演讲者，其中48位演讲者均为2020年IJCAI被录用的论文作者。

除去组委会的毋庸置疑的六位行业顶级大咖，18位学术带头人的选择，张成奇把它比喻成“选明星的过程”——“人是我一个一个挑的”， 18位学术带头人必须已经是行业学术明星，年龄不能超过45岁。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各个顶尖高校的院长或是教授，参会有相当的号召力。

而能参加IJCAI的“新星”演讲者的标准则完全不同：除了一定是2020年录用论文作者之外，还秉承了女生优先的原则。本次大会演讲者共有8名女生，“希望能吸引更多女性进入这个行业。”张成奇说。

除此之外，非985院校和211院校的学生也会被优先考虑，“人家都能这么优秀，谁还能有理由说我条件不好，写不出IJCAI文章来？”张成奇说。

“我们会把重点落在青年，想让他们拥有更多高光机会，因为教授有太多的机会了”，邵怡蕾说道。

对于某些上台演讲的录用论文作者自己而言，这种高光机会，是对自己演讲能力的锻炼。“大部分博士生表达自己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他可能会输出一个结果，但他不会表达一个好故事”，母语演讲让他们更自信，更能促进科研者之间的交流。相比在国外举办的国际大会，对于演讲者英语口语水平的门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愿意表达自己观点，不那么谨慎的博士，“我们发现博士生给博士生在台上讲，比很多大咖讲的更受欢迎，很多博士生甚至就在台下站着听。”

而对于潜在的录取论文作者们，这种高光时刻对于他们是一种激励——“科研的辛苦在于你需要在没有认可的情况下坚持三四年，在这三四年之中很多时候挫折感都会非常强。而这种高光机会，则让还在坚持，但还是潜在论文录用作者中产生一些光亮：我也可以做到。

大会现场

【“正确的人给到足够的养分，一定会出结果”】

走进IJCAI大会的赞助商宣传位，比起其他大会，除了摆放了自己公司的介绍，还多了另一块招聘的展牌。比起通过大会传播自身和行业沟通，能在大会上招到人才，也是同等重要的一环。毕竟人工智能的圈子人才还是稀缺，能够通过参加科研大会的契机认识众多科研行业的人才，机不可失。猎头们同样虎视眈眈，“我们就是专门做人工智能方面人才的”，说这话时，她已经发了大半盒的名片。

这仅仅是IJCAI能做的事情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7月9日，以“AI学科发展与跨界融合”为主题，IJCAI中国办公室也在上海徐汇西岸智塔举办了 IJCAI-WAIC 领航者论坛，参与这次会议的既有加拿大工程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杨强教授，上海经信委的张建明副主任和徐汇区副区长俞林伟，也有“德扑AI之父”、卡内基梅隆大学Tuomas Sandholm教授和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新南威尔士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Toby Walsh教授等顶级AI专家，更有一众人工智能业界的产业专家和深耕该领域的学子。在这次论坛上畅谈了人工智能的历史与产学研的现状，其中不乏“人工智能研究领域正面临的几朵乌云”这种相对敏感的话题。

在邵怡蕾看来，IJCAI中国办公室要做的，是一个人工智能科研人才生态的事情。“人才的培养相比学术本身，其实是更大的问题。学术的问题我觉得只要正确的人给他足够的养分和资助一定会做出来的，每一个方向都有精神领袖，都有好的导师和好的帮助的时候，他自然会出成果。但是人才的生态是很难建立的。”

在这个社群中，科研者能够互相支持，你可以发现同类也能发现粉丝，你也可以提出非我同类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找人帮忙回答：我被拒信了，我该怎么回？

“有很多可能很厉害的博士生，最终他可能明明可以成就更高，但是他毕业了之后成就不够，原因可能是土壤不对，也能是他的导师眼界还不够，或者眼界够了没有给他合适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是国内和国外差别很大的地方。”

“我念博士的时候，并没有导师教你具体做什么，他其实给我的是一个感觉，我学完之后也不确定学到的东西究竟有没有用。但是我闻一闻我就知道这是好研究，那是坏研究，这就是我学到的东西”。

这种人才也会持续的循环下去，“在这个平台下成长起来的人，会在取得成绩后回馈这个平台，再让下面的新人上来，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比较有意义的。”

未来IJCAI也会做中文论文本地化的相关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中文的集子，把最新的进展能够表达得很清晰的话，会对中国的产业发展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究其原因，“国际期刊的论文都要用英文撰写的,但这样中国产业界和工业界获得信息实际上有一层无形的成本.我们想要解决它”。邵怡蕾说。’“这就是落地学术会议的意义,长期看来会变成帮助产业往上走的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