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的公司需要一位CDO(首席异议官)?
大公司常常没有好名声。我们把他们当作抹杀创意的机器,认为他们持续粉碎他们辛苦员工改变世界的创意。就好像这样的内部机制不会让我们远离无数坏想法,酝酿着的危险一样。事实上,就我的经验而言,细想有多少可怕的idea被差点做出来才是一件可怕的事。
如果不是有少数不同意见的人转变了方向,这些idea可能已经被做出来了。
人类学家Grant McCracken在他去年有影响力的书《Chief Culture Officer(首席文化官)》中曾为公司级别高管提过一个建议,就是要去跟踪、监督美国以及世界文化的暗潮涌动。一个CCO(Chief Culture Officer)是一个有关cool和新的大师,保证公司不落后于人。这很重要,但今天我觉得公司更迫切需要一种人:一个对抗坏想法的内部守门人——一位首席异议官(Chief Dissent Officer)。
随着我们步入一个高速、由数字引领的经济时代,公司因为要推出更多的新事物、做到动作更快、紧跟产品开发周期,而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网上,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我们常常是“发表第一,思考第二”的状态。公司无法鼓励那些反对者,那些缺乏权威去说“嘿,让我停下来想想这件事”、会发现自己已在尴尬错误中的反对者。
“我曾希望CCO会成为CDO,特别是在公司准备做些事而又在文化上表现得五音不全、不在状态的那一刻。”McCracken在邮件中解释道:“但CCO也可能会变成好点子的领导者,而CDO则变成坏点子的敌人。他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作为带策略标签的团队。无论他们是不是真的带上面具,也要将事情完全交由他们决定。”
就像Gmail创造者Paul Buchheit在Google用“Don’t be evil”抹杀掉坏主意的技巧那样,一个好的反对不仅能避免可能的灾难,还能够让异议人士获得这么做的权力。Buchheit的箴言依旧被Google作为官方座右铭,他的名声也逐渐升高。在几年前一次Y Combinator 展示日上我和Buchheit的交流当中,我感觉到他起到了投资时反对角色的作用——那些反对的人会在是否应该被投资这个问题上拥有关键性的选票。事实证明,成功的公司都这么做(鼓励反对者)。哈佛商学院教授Bill George在07年的哈佛商业评论
案例中就解释说:
“当我参与Medtronic(一家医疗设备公司)研究,我发现公司其中一件破坏表现的事就是避免冲突。而为了扭转这一趋势,我们建立了一个机制。这个系统机制中有COO负责经营,也有一个拥有同等权利的副主席负责对质量、可能存在问题把关并且做质疑。你需要一个要求并鼓励争论的内部管理团队……你需要鼓励那些特立独行的人,否则公司会失去它创意上的优势。你需要尝试去创造内部紧张因为外界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你需要把关)。”
而根据这项研究,这个做CDO的人不能只是个傀儡。尽管被任命为“魔鬼的倡导者”看起来能减少群体思维和群体偏见,但研究表明他们的有效性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真正的反对者,那些真的热情相信自己批评的人,才是让公司用新角度看待老问题的关键。
就像F.Scott Fitzgerald(《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曾经在自己的笔记本匆匆记下的一样:“没有一个伟大的idea会在一次会议中产生,但总有很多愚蠢的idea会在会议中死去。”这就是与创意员工配合的首席异议官的工作。
让我用亲身经历举个例子:在我其中一家公司Amaerican Apparel中,我们为了创意实行了一个比较不寻常的做法。因为这家公司是垂直整合型的,所有人基本上都能和其他人交流,公司也鼓励员工分享想法。所以一些雇员会直接走到CEO的办公室里做新产品的建议,并且能在很短的投入或等待时间内在工厂车间或摄影棚内提出有关操作的想法。
尽管这很让人兴奋,但想法和执行间摩擦力的减少也增加了公司做坏决定的风险。民主因为未被过滤而显得伟大,而缺乏过滤同样也会造成问题。有时候,一些看起来像天才的创意爆发——不管有多少人同意它——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抉择而已。
而很幸运的,在American Apparel中我们有一位无名英雄,杀死了很多坏的ideas。“坏想法杀手”并不是一个人官方的称谓,但是她常常扮演的角色。她从不残暴或专制,好想法会没有障碍地经她同意。而坏想法,一旦被她的雷达探出,她就会迅速地用不同策略去反应:可能会是写一封落点控制得好的给产品经理的邮件,可能是和CEO密谈,还可能是和创作者做更有智慧和启发的对话。而一旦完成,它就避免了潜在的危机(如果这个人不是出现在公司的循环机制里,公司始终会犯错误)。
套用科学家Jacob Bronowski的话,没有社会或组织会因为这种异议而亡,但却有很多因为一致的理念而被毁灭。每家公司都应该用上自己专用的反对者——自信地为那些别人并不能够挺身而出说出来的提出评判。现在,是时候让你的公司也培养一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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