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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废柴的大雄最终成了平成一代日本人的英雄?

36氪的朋友们 · 2020-12-01
就算是野鸡大学毕业,在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工作,收入被同龄人碾压,通过一句“野比不就和静香结婚了么?因为他心地善良”,就能获得内心安宁。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次元土豆”(ID:ciyuanpotato),作者:MacroKuo,36氪经授权发布。

2020年11月20日,《伴我同行 哆啦A梦2》在日本上映。1969年12月,漫画《哆啦A梦》开始连载,按官方口径,今年正是《哆啦A梦》诞生50周年。

《伴我同行 哆啦A梦》海报。图片:官网

日常系的另一个对立面——成长

导演山崎贵在前作上映前的访谈当中,关于他接到这个电影的offer时的状况说道:“(我在给制作人的脚本案里附信)表达了(以往的哆啦A梦电影)描写大长篇的时候,基本是在描写‘ハレ(非日常)’的世界,我们在这部电影里想要具体描写的,却是‘ケ(日常)’的世界的意思”。

这一发言里用到的所谓“ハレ”和“ケ”(亦可写作“晴”和“亵”),是一种由民俗学者柳田国男发起的日本人传统世界观。从运用了这一视点的山崎贵发言来看,以往的《哆啦A梦》电影是从“日常”的短篇开始而发展至“非日常”的大长篇,山崎贵则是想通过《伴我同行 哆啦A梦》将《哆啦A梦》还原至“日常”。

1969年《哆啦A梦》漫画连载刚开始的时候,故事情节着重在废柴野比使用哆啦A梦的道具而引起的骚动,有着较为浓厚的搞笑漫画特色,没有太强的故事性。在《コロコロ漫画》等杂志连载的时候,边栏也写着“日本第一的搞笑漫画 哆啦A梦”的宣传语。这一特色可以说源自于类似相声的日本古典艺能——落语。喜欢落语的藤本弘将传统落语中“愚钝但善良纯真的与太郎”和“智慧而循循善诱的隐居先生”的形象套用在了野比大雄和哆啦A梦上。可以说,当时这种故事性弱的搞笑,正是 “日常”的短篇所持续表达的特色。

除了在电影里将“非日常”还原成“日常”这个视角,《伴我同行 哆啦A梦》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成长视角。

《サザエさん(海螺小姐)》。图片:sirabee

在谈论日本动漫里的“日常”的时候,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作品。那就是早在1946年就开始在报纸上连载的四格漫画《サザエさん(海螺小姐)》。除了随着报纸的日期变更而增加的话数,该作的世界背景始终是一成不变的,故事中的季节可以与现实中一样四季交替,但登场人物的年龄无论过多少个生日却都未曾增长过。随着1969年该作的电视动画化,该设定成为了“海螺小姐时空”这一概念的源头,直到今天也被《名侦探柯南》、《幸运星》等“日常系”作品们广泛继承。

《哆啦A梦》在其原本的“搞笑漫画”这个意义上也属于这个“日常系”作品的范畴,然而,《伴我同行 哆啦A梦》打破了这一恒定的时空设定。它选取的原作之一是《哆啦A梦》“开始的故事”的最初短篇《从未来的国度不远万里而来》。为了改变野比的悲惨未来,野比的曾孙世修将看护机器人哆啦A梦带到现代。世修的登场,可以说是在提示出了故事开始的同时,也将“海螺小姐时空”里不存在的登场人物的“未来”给提示了出来。这个“未来”虽然也在之后的短篇里数次被提及,但在搞笑度较高的短篇《哆啦A梦》里基本上很少能成为故事的主题。

《伴我同行 哆啦A梦2》所选的短篇。图片:官网。

然而,在《伴我同行 哆啦A梦》里,制作者却恰恰都选取了这种原作短篇里本来很少有的“未来”主题的故事。例如,《蛋中的静香》是想让静香喜欢上自己的故事;《再见,静香》是为了静香的幸福避免未来和不行的自己结婚而故意避开静香的故事;《雪山罗曼史》是想要解救未来在雪山遇难的静香的故事;《野比的结婚前夜》则是前往未来确认和静香的结婚前夜的故事。

就像这些例子一样,哆啦A梦是为了让野比成长而从未来来的,而这个成长正是由这些故事“改变了未来”,通过预见野比和静香的结合而实现的。同时,故事也通过描写恋爱、结婚以致养育后代的这一系列生物学上和精神上都充满了未来性的主题,链接“故事的开始和结束”从而实现了野比的成长。《伴我同行 哆啦A梦2》也将加入新的《奶奶的回忆》章节继承这一路线。

在前作所选取的这四部短篇里,野比的成长被描写得最为突出的,恐怕得数《雪山罗曼史》。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从青年野比对于静香的求婚到婚约确定的这个关键的转折性过程,更在于电影在这个章节里追加的“未来的野比青年对于现代的野比和静香的解救”以及“与公园里打瞌睡的孩童时代的哆啦A梦再会”等情节。

影片中青年大雄因为哆啦A梦是属于自己孩童时代的朋友,而有意不把打瞌睡的哆啦A梦唤醒,暗示出了前作到最后也没明说的“总有一天会与哆啦A梦道别”的这个未来。可以说对于这个成长形象的刻画正是该影片超越了原作《哆啦A梦》“日常”的地方。毫无疑问,这个形象也同时是属于观看影片的“所有童年的经验者”的。《伴我同行 哆啦A梦》就这样有意聚焦了与《哆啦A梦》中搞笑日常不同的“成长”要素。

前作电影有两个宣传语,分别是“《哆啦A梦》开始和结束的故事”和“献给所有童年经验者”,这两句宣传语道破了玄机:既是开始也是结束的故事——也就是描绘了成长的这部电影,恰恰是通过描写了与鲜有变化的“日常”相对立的成长,才成为了献给所有童年经验者的作品。

野比肯定论

必须承认,观众们从野比大雄的“成长”中收获的代入感,其实都是从《哆啦A梦》原作里绝大多数废柴和懒惰的野比形象中将个别章节中的意象刻意抽取、串联和发展的结果。其实近20年来这些“成长”的章节会被聚焦,关键在于出版和播映环境演变下日本社会中“野比肯定论”的抬头。

文库版《哆啦A梦》《感动篇》。图片:小学馆コロコロ文庫

1990年代,日本出版业开始流行更便携、更具收藏价值、面向读者年龄层也更高的文库版漫画。《哆啦A梦》也在1994年到2005年发行了《恋爱篇》、《0分/离家出走篇》、《感动篇》等将原作的故事按主题分类的文库版作品集,让读者能更直观地体味到作品的内核。作为杰作选集的这一系列收录了很多野比成长系、感动系的美谈,让很多没有随着追连载被灌输野比懒惰和废柴形象的读者直接跳过了野比的这些负面形象。

渡边步导演的感动短篇《再见哆啦A梦》片花。图片:《再见哆啦A梦》

与此同时,进入90年代后,藤本弘由于身体欠佳,精力都几乎投入到了为电影化的大长篇故事中,也就没有新的短篇产出。藤本弘逝世后,1998年起,随电影《哆啦A梦》一起上映的短篇故事也只是选取了与《伴我同行》所选的同样的感动短篇,当时渡边步导演演绎的作品也就成了《伴我同行》很好的前身,感动了当时的观众。

在这个情况下,虽然很笨但仍然努力的野比的纯真形象就代替了原本邋遢废柴的形象植入了这个时代的观众心中:野比虽然粗心大意,动不动就哭,其实他具有不愿意与人为争、善良、无私的精神。就算平常不行,但是到了关键时刻总是会鼓起勇气加油,也很重视(特别是与哆啦A梦的)友情,所以他才能与静香结婚。原本作为“残念”象征的野比能够得到肯定,让人觉得“这种生存方式”也可以,其实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00年代初,正是自民党小泉纯一郎政权实行新自由主义式政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而被人们指责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就职活动进入冰河期,“没有能力”的人被淘汰的悲惨状况每天都出现在新闻当中。

不想被当作失败者的年轻人就将SMAP《世上唯一的花》中的歌词“比起number one,only one更重要”当作心灵港湾,来躲避社会上弱肉强食的竞争。没多久,这种心理就孕育了“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高学历工作贫穷(working poor)”等概念,社会中出现很多类似“为了寻求自我而选择穷游亚洲”的年轻人。在这种环境下,象征了“就算废柴但只要心地善良就没问题”的野比大雄自然就成了瞩目的对象。就算是野鸡大学毕业,在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工作,收入被同龄人碾压,通过一句“野比不就和静香结婚了么?因为他心地善良”,就能获得内心安宁。

2004年,横山泰行出版的《野比这种生活方式》将这种心理演绎到了极致。富山大学研究“哆啦A梦学”的这位教授在这本书里一贯性地赞赏了野比的生活方式,并宣称能给现代人的生活带来参考。比如,野比不太会考虑未来的行动就被解释为有效回避了“担心太多而无法行动”的问题;野比将懦弱的自己全盘展现出来,才获得了周围的帮助;野比的顺从、直率、纯真这些美德,给他带来了很多好的结果等等。缺乏计划性、不够积极向上、持之以恒这些野比的缺点几乎全部变成了优点。

随处可见的《野比这种生活方式》宣传栏。图片:推特。

不必怀疑这本16年前的书的影响力。《野比这种生活方式》在发行后七年的2011年突然开始热卖。热卖的契机在于一名中学三年级男生在读完本书后写的读后感走红网络:“看着野比大雄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豁达、乐观、不要迷失自我、淡然地活下去很重要”。这里的“豁达”和“淡然”明显替换了野比原本“不拘小节”、“有气无力”的弱点,然而该书仅2011年一年就再版17次,卖出14万本,累计总销量也突破32万本。这本书的宣传语如是说:“梦想成真!这就是野比的方法。这里有许多对于活在这个时代的启示。”

成长主题在读者中的共有——同人志《最终话》

评论家浅羽通明就在《时间循环故事论》里,以“野比是为了避免自己的曾孙世修苦于债务,并为了实现自己与静香能够结婚的未来,而借助哆啦A梦的力量在实现成长”为由,将《哆啦A梦》与传统意义上的“日常系”划清界限,分类为“生活系”的作品。

实际上《哆啦A梦》内容的演变和读者群的成长也很好地对应了从单纯的“日常系”到“生活系”主题的突出。

随着连载年月的增加,原作漫画《哆啦A梦》在维持搞笑特色的同时,故事性也逐渐变强。1979年11月瓢虫漫画系列下的单行本的发行量突破了3000万部,1979年也实现了后来被引进中国国内的第二次动画化。

进入1980年后,大长篇哆啦A梦的漫画连载和电影化也就开始了。之后至今几乎每年都会有新作品问世的大长篇的故事群就成为了山崎导演所说的“非日常”,直到川村元气剧本的《大雄的新恐龙》。与《伴我同行 哆啦A梦》里所描写的主线剧情不同,这些作品起到了描写伙伴间的友谊和心的“成长”这个主题的作用。

就在这个大长篇开始连载的时候,原作漫画开始连载的1970年还是小学生的实时读者(60年代前半出生的世代)正好到了青年这一年龄段。这群《哆啦A梦》的读者们成为了首个日本历史上成立的、带有特征性(成长性)的动漫受容共同体,也就是成为了在《漫画ブリッコ》上中森明夫第一次使用的“御宅”这个词所指的人群,即“御宅第一世代”。对于御宅们来说,将自己喜欢的作品进行二次创作并以同人志的形式发表和交流可谓是拿手好戏。正是多种多样的同人作品成为了观察和发现御宅族和某个作品关系性的绝好窗口,这一点上《哆啦A梦》也不例外。

《哆啦A梦》首批读者之一、1970年出生的一位笔名“田嶋・T・安恵”的漫画家以1998年左右起流传网上的“野比长大成为机器人工学学者,将电池耗尽无法动弹的哆啦A梦复苏”的故事为内容绘制了一本同人志《最终话》。该作2005年秋在同人志即卖会会场以300日元、在秋叶原Melon Books等代售同人志的店面和网店以420日元的价格贩卖。

同人志封面。图片:网络

该作以其与藤子・F・不二雄几乎如出一辙的画风和仿佛真正最终话一般的展开方式、催人泪下的结局在网络上瞬间获得了如潮好评,作为同人志也破例实现了印刷15500本,卖出约13000本的惊人成绩。同人志贩卖结束后,该同人志在网络竞拍上竟然开始以接近5000日元的价格被再次转卖,最高价格甚至突破数万日元。最后被复制的扫图版同人志也被公开在因特网上,成为了谁都能自由阅览的状态。

同人志节选。图片:网络

由于这本同人志如假乱真的完成度和过于高涨的人气,不少不知情者甚至直接咨询小学馆是否是藤子本人所画的真的最终话,导致小学馆也因创出了超出500万日元的销售额的该作对于原作的著作权侵害而向原作者提起诉讼。同时,读过该作而感受到了对于哆啦A梦的爱,并对其致以敬意的人也不在少数。夏目漱石的孙子、著名漫画评论家夏目房之介也评价道:“最终话也让我黯然泪下。这是一部充满了对于哆啦A梦的爱的作品。”

可以说,这部同人志的“哆啦A梦的开发者是野比本人”这个设定和结局,正是由20世纪末构想出这个故事的御宅们所找出的与《伴我同行 哆啦A梦》相通的“成长”和“生活”的表现。而其中隐藏的“将‘哆啦A梦’送给过去的自己”这个设定,也与影片中“有意不唤醒打瞌睡的自己孩童时代的哆啦A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部作品本身也成为了《哆啦A梦》的老读者向下一代的读者传达自己对于哆啦A梦的喜爱的比喻。可以说,也正是在野比肯定论的影响下,老读者的“成长”才会以这种方式反哺于作品本身,最终促使《伴我同行》对“成长”的聚焦。

伴我同行=生活

这些读者成长视角的雏形,其实已经以哆啦A梦和野比关系变化的方式被埋进了作品当中。小学馆哆啦A梦房间(专职小学馆哆啦A梦周边书类编辑发行)在其发行的《ド・ラ・カルト ドラえもん通の本》一书中写道,哆啦A梦和野比的关系在连载进行中发生了变化。由于哆啦A梦完成了它的任务而一度回到了未来,它和野比的看护者和被看护者的关系也就因此结束,之后就成了因为想在一起所以哆啦A梦才会留在现代的关系了。因为“想在一起”,所以“伴我同行”。

浅羽通明在他著书的最后写道:“人本来就是不能离开‘生活’的。所以我们才会说‘非日常’而不是‘非生活’。然而人们为了缓和生活中的困苦,才会从文化中创造出能让人安心的‘日常’和能让人欢喜的‘非日常’,来包裹和装饰‘生活’。”原来如此,哆啦A梦也正是因为有着能让人安心的“日常”(短篇)和能让人欢喜的“非日常”(大长篇),其反映了成长的“生活”才更显得闪耀和弥足珍贵。这一主题也才能持续半个世纪,一直保持其活力直到《伴我同行》当中。

参考来源:

浅羽通明《时间循环故事论》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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