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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鱼背后:食品溯源的五年囧途

紫金山科技 · 2020-06-16
舌尖上的追本溯源,绝不仅仅是三文鱼。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紫金山科技”(ID:zijinshan2013),作者:鲁透社,36氪经授权发布。

舌尖上的追本溯源,绝不仅仅是三文鱼。

“防住了海归,没防住海鲜。”

微信群里有人发出这句吐槽时,仿佛看到他一拍大腿,脸上也露出了黄渤那个“怎么没完了啊”的经典表情。

五十多天零增长后,地处北京丰台的亚洲最大生鲜蔬果批发基地的三文鱼,搅动了复工复产、欣欣向荣的帝都。

计划中的低年级复课被紧急被叫停,已复课的被通知自愿请假,一些高风险地区的办公室宣布在家办公,甚至连上海的一些线下活动因参会者不少来自北京都临时取消。

很多人在周六去超市时,都被空荡荡的蔬菜货架惊呆了。以前,蔬菜卖得最快的是早市,其次是菜市场,但这样的农贸摊位从周五起就成为了敏感区。

周末连着两日,内容一样的醒目提示出现在了视线范围里的各种墙面和手机上的各平台推送:请5月30日起去过新发地或与确诊者有密集接触的人第一时间联系社区进行核酸检测。

周一一早媒体报道,这两天内北京地区就有7万人主动或被动接受了检测,五十多人咽拭阳性。

一时间人心惶惶。

甚至有人吃了冰箱里冷冻已久的鳕鱼也开始因“心理原因”觉得肚子不舒服。

人和鱼的分头“追查”

“还不知道到底是市场里的食品是传染源,还是经过市场的人是传染源,所以要对市场里的人和食品全部进行溯源,对于人的溯源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对于物品的溯源我们需要强化一下。”针对此次北京的疫情情况,李兰娟院士建议重点投入食品溯源。

事实上,经过了几个月全中国疫情防控的各种措施实时和经验总结,结合国际上形势依然严峻的疫情发展,结合各种平台和科技手段的“查人”,中国几乎已经成为“熟练工”。

上周从北京西城区出现1例确诊,经过紧急排查到确诊8个人,新发地海鲜市场和牛羊肉批发市场被迅速确定为病毒污染地,并全面关停,市场内4000多人连夜做核酸检测,各级单位又利用手机大数据和人脸识别系统,寻找20天内进入新发地的人群及密切接触者。

这一操作严密到什么程度?

一位在海淀五道口居住的居民因近期去过故宫,被检测到和一位当时未确诊的患者近距离路过,被大数据确定为密切接触者,在6月14日晚被接走隔离。

与此同时,北京人民的微信群也纷纷开始互相提醒和鼓励:全城“炸酱面”注意防护!

如李兰娟院士所说,对人的排查,技术已经相对娴熟,不过除了各类技术手段,每一个奔波在一线的医护、疾控、社区人员,也被视为是此次北京疫情防控迅速、甚至是全中国疫情防控成绩的最根本因素。

正如这张在网上被纷纷转发的图。

但从被污染的三文鱼案板开始,这场搅动帝都的新一轮疫情源头在哪,是一场更为复杂的溯源行动。

从新发地全面关停的6月12日开始,北京市区疾控中心就迅速对全市农贸市场、大型超市进行了排查:采集海鲜、肉类等食品,及外环境涂抹标本5424 份中,新发地市场发现40 件环境阳性标本,其余农贸批发市场,大型超市,均为阴性。

北京之外,一场波及全国的生鲜产品排查行动也在各地紧锣密鼓开始。

同时,疾控中心也在对病毒加紧溯源。6月15日一早,央视报道了北京疾控中心的最新进展,“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发现病毒是从欧洲方向来的,初步判定与输入性有关。但病毒到底怎么来的还无法确定。有可能是污染的海产品或肉类,或者进入市场的人通过分泌物进行传播。”

鱼类在捕捞、加工、运输链路上都有人的参与,一旦有人感染并将病毒带到食品中就存在被污染的概率。且三文鱼需要冷链运输,低温中病毒的存活时间也会延长,而其全程暴露的售卖过程也极易被携带病毒的人污染。

AI财经社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了一则此前可能被忽视的新闻:

今年3月下旬起,智利一家三文鱼生产商在当地工厂内发现了5起新冠病毒确诊案例。媒体称,事后该工厂并未停工,未被隔离的工人依旧在进行生产,继续出口。

而另一则来自《西雅图时报》6月12日的消息就非常“引人注目”了:北美水产供应巨头、总部位于西雅图的美国海鲜公司(American Seafoods)目前已有3艘渔船报告新冠确诊病例,共有119名船员病毒检测呈阳性。

舌尖上的追本溯源,还有几大难关

需要溯源的是三文鱼,又绝不仅仅是三文鱼。

1997年,欧盟为了应对疯牛病问题的挑战,最早提出了食品安全溯源概念,并将其逐步完善为一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这套制度覆盖食品生产基地、食品加工企业、食品终端销售等整个品产业链条的上下游,通过类似银行取款机系统的专用硬件设备进行信息共享,服务于最终消费者。

2002年,我国已经开始进行食品溯源体系研究,开始试点肉类食品溯源制度和系统建设项目。

但食品溯源概念进入大众视野,是在物联网技术普及、成为食品溯源网络平台的2015年。

2015年前后,物联网产业者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了食品溯源应用的巨大价值:消费者可以通过特定的条码联网查询手里的食品或者物品,不仅可以查出该食品的生产企业、食品的产地、具体农户等全部流通信息,甚至一些生鲜肉类还可以查出在哪个环节屠宰、哪个环节冷链配送。出现事故时,可以依据溯源结果明确事故方相应的法律责任。

当年10月1日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开始施行,其中明确了国家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一时间,商务部、农业部、国家安全监督总局等政府部门陆续出台政策文件,推进追溯管理体制建设、追溯标准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2个月后,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要求统筹规划食用农产品、食品、药品等追溯,也提出鼓励采用物联网等技术手段采集、留存信息,建立信息化的追溯体系。

随后1-2年里,一些大中型城市的规模稍大的商场里一度出现过消费品溯源的服务和终端设备。

2017年时一些媒体在北京、广州的部分麦德龙超市做了食品溯源的实地探访,当时虽然店内的很多广告牌上都明显印出了“食品可追溯”的标记,但实际上看到贴有可追溯标志的商品数量不多。有记者在水果类中找到两款来自新疆产的苹果贴有“追溯码”,想亲身试验溯源一下苹果,结果店内的食品溯源查询终端没有开机。销售人员将机器通上电,帮助扫了几次条码之后成功,该苹果的产地、种植人、包装、运输过程等信息都可以一览无余。

但这样的服务并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

与昙花一现亮相的设备和服务相比,市场乱象的丛生是阻碍了食品溯源发展主要原因。

一些企业乱贴溯源码,低价出售信息,2016-2017年,监管部门查处了一批在网络上推出追溯码定制服务的企业,其200万个起定制,价格为0.02元~0.08元/个,产地等追溯信息竟然完全由定制方自行掌握。

而且多于很多企业来说,食品溯源,工程链长,牵扯到的环节繁多。溯源的受益方是消费者,但企业为之付出的精力和成本也增加不少。

当时,上海奶业协会副秘书长也对媒体坦言过,对大型企业来说,通过连年的完善以及成本摊销,食品溯源压力尚可以化解,而对中小企业来说,“临时抱佛脚”式的对接追溯系统方式成本不小,且持续性也不强。

再回到农产品批发这样一个大流量,交易多依赖线下、人为方式,货品来源和流向均较复杂的场景,多数商家体量不大,对成本敏感,购买的商家和顾客对食品溯源的需求不强烈,监管不硬性要求,则食品追溯很难如最初理想的目的那样顺利实施。

日本是怎么做的?

去年“小明谈食安”曾介绍过日本食品安全背后的溯源历程与启示。日本对食品安全要求苛刻,全球闻名,但早些年也免不了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如2000年日本的雪印低脂肪奶中毒事件造成1.4万人食物中毒,是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中毒事件。

2001年日本爆发了“疯牛病”,人们指责政府对肉牛饲养的安全措施太宽松和检查制度有缺陷,以至于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向全国人民道歉。

日本在2001年建立了肉牛可追溯系统,建立起牛个体信息系统,消费者可以在销售终端通过互联网或手机查询牛肉产地、品种、出生时间、饲养者、饲料成份、屠宰日期以及流通过程等详细信息。要求肉牛业实施强制性的零售点到农场的追溯系统,系统允许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输入包装盒上的牛身份号码,获取他们所购买的牛肉的原始生产信息,作为对疯牛病的反应,同时要求日本肉品加工者在屠宰时采集并保存每头家畜的DNA样本。

各类严格的措施保证了这样的制度一直覆盖到了包括各类农产品在内的追溯和认证。而且在零售环节,大部分超市已经安装了产品可追溯终端,供消费者查询产品。

2020年,一场疫情把智慧城市、社区管理、医疗保健领域的云计算、大数据、AI应用推上快速道。

此次北京的三文鱼疫情,或许也将直逼食品溯源深入落实到食品流通和消费的全环节。

其实有些城市已经走在快速道上,一组数据显示了食品溯源上的深圳速度:

截至2019年12月25日,深圳全市2570家中小学、幼儿园学校食堂(包含公办和民办)、379家500平米以上商超已100%注册并有效使用食品追溯系统,该系统目前已有19000余家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加入,为深圳市的食品安全追溯建立了严密的一张网。

这一张网,不该,也不会只是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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