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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美剧搬知乎自嘲创作只能靠抄:中国青年编剧现状调查

36氪的朋友们 · 2020-04-15
现在现有大环境下,项目给编剧的时间太少,采风是奢望。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贵圈-腾讯新闻”(ID:entguiquan),36氪经授权发布。

作者 | 郝继

编辑 | 向荣

出品 | 腾讯新闻x贵圈

为什么现在的职场剧披着可笑的职场外衣,行谈恋爱之实?为什么职业编剧履历漂亮,新作上线还是屡屡翻车?影视剧中,观众都能发现的逻辑硬伤,为何创作者视而不见?

这些关于中国影视剧的天问,多数最终会归结到编剧头上。编剧是当下影视工业中的隐形人,数量庞大,却面目模糊。艺恩数据统计,2017年中国专业编剧超过14万。但一年里只有4700个人有作品落地播出,占比3%。

这也是一个金字塔效应格外明显的行当,前10%的从业者能拿走市场八成的收入,新老编剧收入差距以百倍计。影视圈风光大盛时,电视编剧开宝马,住别墅,子女留学海外。只是行业气象多变,资本退潮的余波还在,更遭遇新冠病毒的冲击。青年编剧日复一日为项目和收入、创作与市场、生活和内心而焦虑。

底层的挣扎,以生命为代价

今年3月,30岁的编剧鲁念安去世的消息传到许凉凉眼前时,她正在病床上,和EB病毒鏖战。

在互联网搜索“编剧”和“死”,不难发现,青年编剧是影视行业中意外死亡的高发人群之一——另一个岗位是导演。2013年,《永不磨灭的番号》编剧张磊过劳病逝,年仅35岁;2017年,34岁的编剧赵国燕王在剧组猝死;2018年,由演员转行编剧的李艾佳猝死,年仅36岁。许凉凉和鲁念安同龄,两人并不认识,但她对同行之死已经波澜不惊。入院前,她低烧三个月。许凉凉知道,压榨身体太久,该还债了。她躺在病房里,手上挂着点滴,像往常一样打电话开剧本修改会——白天开会、改剧本,晚上收工休息。住院费一天1000块钱,“挣的钱还不够看病”。

正常情况下,3-5人的团队创作40集电视剧,需要1年至1年半。大部分编剧“要么很闲、要么很忙”。许凉凉的师傅一进入项目就习惯熬大夜,尤其喜欢半夜开会。许凉凉被“压榨”狠了,就好声好气地和师傅商量:你别半夜喊我了。

她和同行开玩笑,熬久了,也许哪一天谁就“那个”了。到时候,后走的人记得给先走的人送花。

31岁的奚龙飞告诉《贵圈》,作为“还活着”的编剧,他无法改变工作方式,只能努力锻炼身体,尽量不熬夜。

挥霍身体是年轻人的特权。1997年出生的程叨恩在韩国留学,读的是编剧专业研究生。去年12月,她接到一个古代甜宠项目,以3-4天一集的进度赶工,常常通宵写稿,早上睡上两三个小时就去上课。她不在意报酬,唯一要求是独立署名。

多数编剧拼命工作并非出于热爱,而是生活压力。2020年4月,由华语国际编剧节联合多家机构发布的《2019-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下文简称《调查报告》)显示,72%的受访者近两年的项目数量和收入都在下降。98%的受访者被焦虑困扰,其中个人生计是最主要的焦虑来源。208位受访者中,去年收入过百万的只有11位,超过七成的编剧税后年收入不足20万。

▲2019-2020年,超过七成的编剧税后年收入不足20万(图表来自《2019-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

青年编剧资历不深,七成依靠老师或朋友的介绍获得项目机会。但“机会”从来不是白得的,两位编剧分别向《贵圈》提起“剧本回扣”:被成功介绍项目的编剧,通常会给中间人一定数额的回扣。

近六成的受访编剧都在单打独斗,既没有加入经纪公司、制片公司,也没有成立工作室——因此在新冠疫情来临时,他们毫无防范能力。另一些人选择依附于成熟的编剧,小编剧加入大编剧的工作室,大编剧签约大的影视公司。许凉凉就是这样,入行先当枪手,那些给她活儿的人,才叫编剧。

《东京审判》的编剧胡坤曾经在采访中提到,从来没做过“枪手”的编剧很少,同样的,没有几个成名编剧愿意承认“枪手往事”。贾樟柯当年在电影学院读书时,做过一段时间“枪手”,写完一部30集电视剧,领到的稿费是一只马克杯。

编剧的“阶 级”和收入直接挂钩。从枪手升级为不知名编剧,写一集剧本的市场价开到3-5万。许凉凉的师傅目前是“半知名”编剧,价位是7-10万,知名编剧的酬劳还要翻倍。

10集的电视剧剧本,常常以2000、5000、1万的费用打包给枪手。有些编剧项目接得多,不在乎质量,再粗糙的本子,收上来修改就行了。

在编剧的生态体系里,人们各取所需:枪手获得报酬、机会和经验,编剧花上一点钱,让剧本从无到有,影视公司有剧可拍,投资人有利可图……只要能坚持这么两年,大部分枪手都能出师。长期稳定的合作后,许凉凉拜了师,成了一个高性价比的徒弟。她肩负大量写作任务,师傅把控内容。以师带徒的好处是,她能接到大项目——那些“没有后台”、只有才华的编剧是“没有办法直接做大项目的”。

疫情让编剧的日子变得艰难。71%的项目受到了疫情的冲击和影响。奚龙飞从业5年来,终于有了一部可以署名的院线电影。项目原定在年前武汉开机,没想到疫情爆发,迟迟不见动静。

手头的工作没进展,新项目也进不来。捱到3月,奚龙飞接到一个动画项目,并为其试写了一稿剧本,对方反馈“还可以”。

试写,是这个行业对新人编剧的常规考察之一。奚龙飞不喜欢试写,他觉得自己特长在于原创,不在提供“定制服务”。但他还是参加了“命题作文”考试。试稿费他没提,这个行业的规则是,“你得先干活,然后再谈钱的事。”

为什么编剧“不专业”

一部戏口碑扑街,编剧往往率先被拎出来背锅。今年春天,接连中枪的是行业剧。《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成为编剧前,七成受访者从事的是影视和文学相关职业,或者是学生;只有27%来自非相关行业。

▲成为编剧前,受访者多数从事影视和文学相关职业(图表来自《2019-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

没有切身的“社畜”体验,写行业剧只能靠采访。然而多名编剧告诉《贵圈》,现有大环境下,项目给编剧时间太少,采风是奢望。

31岁的上海编剧罗拉曾写过一部医疗剧。接项目时,制片公司应允有很厉害的医学顾问团队。结果责编只是给了她一本厚厚的医学教科书,还是神经外科方向。罗拉直犯愁,“我需要的是活生生的人,能花时间面对面沟通交流。”

她只好找专业性强的美剧扒案例。她也知道其中的风险,“到时候可能观众看到会说编剧是抄的,但这是编剧的初衷吗?”

没有时间采访,罗拉坦言要靠文字资料、纪录片,还有“万能的知乎”。《安家》播出后,有网友质疑片中有些故事来自知乎。编剧六六称,为《安家》剧本蹲点10个月采访,罗拉不太相信,“这个只是一种宣传手段,有的时候其实不是编剧不愿意做,是客观条件不允许。”

▲电视剧《安家》于2019年4月27日开机,六六担任编剧(图片来自微博)

在现有影视剧生产体系下,编剧与资本的相关度最小,话语权也最小,他们成了给制片方和导演打工的人。大公司、大平台的话语权有清晰的等级。剧本进入拍摄前,由下往上需要经历数道关卡:和编剧直接对接的有责编、制片人、制片人的老板,当剧本从公司送至平台,又需要再经历一轮修改意见。

奚龙飞曾受朋友之托,为一家影视公司写定制剧本。开剧本会时,他面前坐着12个人,是来自公司不同部门的策划和宣发。根据这些人的意见,每交一版剧本,会议又要再来一次。开了近20次会后,奚龙飞主动请辞了。

程序上,在编剧创作完成后,会有剧本医生把关纠偏。好的剧本医生是外聘的资深编剧,但实际操作中,受平台雇佣为剧本提意见的人,往往是一些没有过实战经验的“剧本策划”。程叨恩大学时担任过爱奇艺的实习剧本策划。她所在的策划小组,算上3个实习生,一共六七人,构成了决定剧本生死的重要关卡。不论是新人奚龙飞还是老将汪海林,提起这个工种,都是满腹苦水。程叨恩如今当上了编剧,坦陈已做好心理准备接受甲方的“折磨”,“冤冤相报嘛”。

进入拍摄后,编剧还要面对导演和演员的意见。剧组有明确的等级划分,导演能随时找编剧,反之不行。有时候演员对剧本提出意见,导演不想得罪演员,或是压根解答不了,会把皮球踢给编剧。罗拉无法对演员尽述缘由,只好“打太极”“甩锅”,既不驳演员面子,也不至于说出大实话——“因为制片人要这么拍嘛”。

谁都不得罪,但工作的结果通常不理想。罗拉为此难过,“这边差了一点,那边再差了一点,加起来就差了很多。谁也说不上来,一个项目从哪个地方开始走歪了,然后就越来越歪……”

向资本和数据妥协

浸润在影视圈里,即使只是处于底层,许多编剧也有过匪夷所思的奇幻经历。

2015年,网络大电影成为投资热土。某网大导演想要找一个关于演员的故事,当时刚入行两年的奚龙飞接了活儿。故事是一个农村的小伙,怀揣演员梦前往大城市闯荡娱乐圈,经历一连串荒诞事件“多次成名”。导演看完剧本,让奚龙飞改了改错别字,转身就拿去找投资了。

投资来得快,导演拍得更快,15天电影杀青。项目开机没通知他,也没人找他谈戏。他主动申请探班,到片场发现没人打算好好理解这个故事,“效率倒是挺快,但是质量不敢恭维。”

有业内人士透露,这样的事并不少见,常常拉来50万投资,花20万拍戏,剩下30万内部瓜分。

罗拉是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制作艺术硕士,2016年正式做编剧。在她的简历里,创作项目一共列出9个,其中不乏大IP和平台S级项目,“一旦项目被评上S级,各方面都会变得很麻烦。S级项目永远要做很久,而拖得越久,妖蛾子就越多,黄掉的几率就越大。”

许凉凉曾写过一个剧本,讲一个人与一只宠物在都市中相互陪伴的温馨生活。剧本是现实主义风格的治愈系,制片方和平台一开始认可,后来觉得不行,“太淡了”。给出的修改意见是:改风格,加悬疑线,加阴谋,搞对抗,“你死我活那种”。

程叨恩手里的两个本子都是古装甜宠。项目是她在Boss直聘面来的。投简历、初面、带作业回家试稿,二面,签合同,这是互联网时代公开透明、智能互动、精准高效的作风。程叨恩面了三次,开价也很温和,唯一条件是独立署名。每次面试官必问的是:你会写甜宠吗?程叨恩回答:我会努力写的。

资本天然逐利,拍热播剧是最安全的投资行为。编剧把自己的作品说开了花,老板关心的仍然是“有没有类似的剧?市场表现怎么样?”

依仗网络大数据,平台拥有对影视作品“自说自话、自选自制、自播自评”的权力。这个逻辑和链条完整封闭,不由分说。数据显示什么样的戏适合长江以北,数据显示大女主戏受欢迎,数据分析什么样的强情节能刺激观众情绪……

《滚蛋吧!肿瘤君》的编剧袁媛,经历过早年以收视率导向的年代,“从电视台转战到视频平台之后,数据更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比收视率更科学、更无可厚非、更强迫你接受的条件。”然而,“数据永远是倒车镜,当你开车的时候,是不能看着倒车镜的,你只能向前看。”

 ▲《混蛋吧!肿瘤君》编剧袁媛在采访中分享编剧写作的技巧和经验

靠理想的力量抵抗现实的丧

这几年做编剧,罗拉觉得像和一个渣男谈恋爱:“每次都觉得很受伤了,一定要离开他。他就会给你一点希望,你又回到他身边,然后继续受伤害——就是这种周而复始的感觉。”

从去年年底起,她一直处在“倦怠”中。年初推掉一个项目,“没有什么热情。看在钱的份上都做不到。”

简历里的片单让她心情复杂:不满意,陌生,疏离……那些经过无数次修改、纠正的东西,“到底能不能称之为我的作品呢?”她不习惯在朋友圈里为项目做宣传,不喜欢和不认识的人在包厢里推杯换盏。“做编剧其实没有多少创作的自由度。”罗拉不打算再讨好某类人,她最近很认真考虑,要不要改写小说。

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编剧大学毕业后才决心投入这一行,许多人出于热爱,也有人看到前辈功成名就,心向往之。调查中,将高收入视为成功标准的人不足10%,71%的青年编剧认为,行业认可和观众喜爱才是最迫切的需求——有了认可和喜爱,名利水到渠成。

时代带来越来越多的机会,但随之而来的失望,也在消耗编剧的职业认同。

《调查报告》显示,很多受访者职业生涯中最感困难,是“在遇到不靠谱的甲方并试图维权时,自身能力不及,行业内也缺少相应的帮助,深感无助之余又无力改变,不免对行业生出失望。”

独立编剧的常态是一年接三个项目但一个都不成,小有规模的编剧工作室,一年接十个项目没有一个能成,也属正常。罗拉觉得“做编剧最难的,在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黄了之后,继续保持热情。”

程叨恩的一些本科同学,代笔几年后始终得不到署名,有人回家考了教师资格证。刚出社会的编剧急需认可。程叨恩说,“我没有那么天才的能力,我需要别人去认可。我要从别人那里知道,我做这个行业是可以的。”

多数编剧对中国影视行业的整体发展仍然乐观,这也许是因为很多人入行时就很清醒,没存什么幻想。奚龙飞告诉《贵圈》,“从刚入行的时候起,我就知道这个行业什么样,没什么可困惑的。能赚钱就赚点钱,能积累实力就积累点实力,有机会攒点钱就拍自己的片子。就这么熬着,总有一天我自己能说了算吧。我还年轻,还可以再等等。”

程叨恩的两个偶像,代表了这个行业的两级:一个是电影《无名之辈》的编剧雷志龙。他成名前吃够了编剧该吃的苦:没有署名权,拿不到尾款,乱改剧本。另一个偶像是韩国明星编剧金恩淑。韩国编剧地位高,她在发布会上被记者围着提问,一旁的明星孔侑只好放空走神。

▲雷志龙凭借电影《无名之辈》荣获第16届广州大学生电影展最受大学生欢迎编剧(图片来自微博)

韩国编剧收到的礼遇,很难出现在“重导演、宠明星、轻编剧”的中国。汪海林、宋方金等知名编剧喊“编剧核心制”这么多年,普通编剧还在为追不回尾款发愁。《重案六组》的编剧余飞,年轻时曾在背包里装着汽油去讨债。如今编剧讨薪更多只是叹息。《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青年编剧中75%有过被骗稿的经历,其中半数是入行不到三年的新手。为了维系住资源,大部分人只能认栽。

编剧是影视行业中较少存在性别和年龄壁垒的工种。门槛低,上升途径却逼仄。奚龙飞加入过的豆瓣编剧小组,随处可见苦寻机会而不得的焦灼感。有人5年来在一个帖子里持续兜售自己的原创处女剧本,乏人问津;更多的人在“1分钟150-300元”招募短视频写手的帖子里,排队留下微信号。

和这些同行相比,奚龙飞非常幸运,他在第一届华语编剧黄金周大会上脱颖而出,当选年度新锐编剧第一名。

在路演环节,奚龙飞用《圣 经、手枪和充气娃娃》的故事,勾住了台下人的兴趣。“我下来的时候,往那一坐,全过来加微信,当时感觉挺……”那是奚龙飞拓展人脉最快的一天。剧本征选犹如一块跳板,或是进圈的“敲门砖”。

许凉凉想,再过几年也去试一试编剧大赛。编剧之间存在鄙视链,她知道“我们写出来的东西,其实在他们那些人眼里,就是很烂”。每个编剧心里都有个电影梦,只是“电视剧编剧还能生存,电影的编剧80%都生存不了。”

袁媛已经是编剧大赛的评委。她科班出身,同班同学却都转了行。袁媛也苦熬过,毕业的前四年,她只写过一部电视电影和一个烂尾的电视剧。毕业7年,她住在传媒大学附近一个十平米的小卧室里。“一年干不了几件事,几乎件件都不成”,偶尔有项目突然找上门,“五天之内给我重新写个剧本,我们着急开拍”,但就是不提钱的事。

▲2019年4月18日,在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活动期间,编剧袁媛在第五届中国电影编剧讨论会《从编剧到导演的成长之路》中分享经验。(图片来自微博)

即便成了知名编剧,袁媛内心依然有困惑。工作之余,她喜欢做手工,喜欢看纪录片里一个千年的熨斗被重新抛光,一个人如何把螺丝钉打磨成戒指……这是她在现实中缺少的东西:一份即时可见成果的、能被自己完全掌控的成就感。

经过多年的淬炼,她早已明白,这个行业不会主动逼人走,只会让你主动选择离开。它施加给人最大的考验,不是有没有具备才华和能力,而是有没有拥有承受这一切的心理成熟度——这才是这个行业最残酷的地方。

*应受访者要求,许凉凉、罗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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