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遇见2019(万字演讲整理)

36氪的朋友们 · 2020-01-01
时间是一个特别深情的家伙,也是一个特别无情的家伙。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ID:wuxiaobopd),36氪经授权转载。

吴晓波:遇见2019(万字演讲整理)

我是吴晓波,很高兴见到大家。让我们一起来海边,拾起信心。

2019年就快结束了,今天下午我在这里彩排的时候,有个小朋友拿着一本书冲进来说,吴晓波叔叔帮我签个名。

我写到“吴晓波 2019年12月”的时候,心里一阵触动,再过二十几个小时,此生不会再有机会签下这样一个年份了。时间是一个特别深情的家伙,也是一个特别无情的家伙。

2019年快过去了,大家过得好不好?

有的人豪情万丈,有的人强颜欢笑,其实2019年过得好不好,我感觉最关键的那个字是“过”。写作《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曾讲过一段话:

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2019年,你过得好不好?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问问自己2019年有没有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一件过了若干年以后你回想起来仍然能够微笑并怀念的事情。留在记忆里的那个人或者场景,就是2019年对我们真正的意义。

今年我做了一个节目叫《地标70年》,在中国找12个地标,我要用脚重新走一遍。

最北,我到了北大荒,最南到了深圳、东莞,最西到了宜宾、西安。我重新回到了历史的时空中,观察这个地标在过去10年、40年、70年,发生了什么变化。

今天我们希望来到海边重拾信心,我不是经济学家,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告诉大家,我对2019年产业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一些看法。我向大家承诺,我讲的每一个关于产业的案例都是我用脚走出来的,我去工厂、下车间、进实验室,用脚、用笔、用手告诉大家我对2019年、对未来的看法。

今年中国的经济扑朔迷离。先给大家看一张图,这张图叫做康德拉季耶夫宏观波动周期,是一个俄罗斯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描述了一个国家经济成长的长波段经济规律。

他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式启动时,会进入一个狂飙的成长时期,然后进入焦灼期,最后会进入挣扎的浪底阶段,这个周期长达60年,我们处于哪个年份、哪个阶段,决定了我们跟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财富及产业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始于一个非常非常低的经济发展起点,那一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假设1978年有两个姑娘,一个在北京饭店当营业员,另外一个在美国随便一家餐厅端盘子,她们工作一年的收入相差58倍。

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那么多姑娘,死活也要嫁给一个美国人、一个欧洲人,要出国去端盘子。因为在那里,你端1年的盘子,相当于在国内工作58年。

而此后,我们进入了经济狂飙时期,经历了二战以来全世界所有经济体中最长波段的经济发展期。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本书《激荡三十年》。在奥运会的满天烟花中,我们看到了大国崛起。也是在那一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的外贸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中国经济从此逐步进入到“新常态”。

今天,中国经济在这个节点上,进入到一个反弹期,2019年最大的悬念是这条曲线可以延续多少年,这是需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来认真回答的问题。

接下来用30秒的时间,和大家回顾刚刚过去的奇迹般的中国崛起历程。

1978年,中国是全球第11大经济体,此后,这个国家就像一个攀登者飞速蹿升。你们看这张图的时候心跳有没有稍微快一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努力组成了这张图上那些数据的变化。我们是不是该给自己,给这个时代,给这个国家一点掌声?

30秒很短,我们是用41年慢慢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不妨再做一些有趣的比较,1978年到2019年中国和美国的蓝领工人相比,美国蓝领工人的年薪增长了多少倍?3倍。中国呢?一个中国蓝领工人41年里年薪增长了150倍。

很多朋友知道我喜欢买房子,这个爱好最近已经改了。1998年,中国开启城市化运动和商品房改革,如果你有1000万,同时在纽约和上海买套房子,那么到2019年它们的投资效率比怎么样?纽约的房子涨了2.4倍,上海的房子涨了14.2倍。

朋友们,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国家经济发展给每个人的机遇,无论对于一个蓝领工人还是一个喜欢买房子的人,都是巨大的红利。

《纽约时报》经常评选年度流行词,2009年的一个年度流行词是“Chimerica”——中美国。这是多年来第一次,美国和中国作为两大经济体出现在同一个英语单词里。一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把中国和美国放在一起做研究,他是美国人费正清,他的婚礼就在北平的四合院里举办。那个时代他是一个“中国通”,1948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与中国》。

我们发现在他眼里,中国好像是在黄河中逆向行驶的一艘船,而且是一艘木船,而美国是太平洋上的一艘军舰,所以中国和美国,是一组反差非常大的对照体。

但是到了半个世纪以后,Chimerica在《纽约时报》出现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在世界的眼中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发明这个词的是英国人尼尔·弗格森,他曾经五次来到中国,游历了北京、上海、深圳、西安,还去过一个地方——延安。2010年,他写下了这句话:

走在尘土飞扬的中国大街上,我突然意识到,西方主宰世界的500年已接近尾声。

这是历史学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观察,我们仅仅看到了30年、50年,看到了产业经济,但一个历史学家是按500年的尺度,来描写我们刚才看到的过程。

2018年,中美 贸易摩擦发生的时候,我重新翻出尼尔·弗格森当年写的这本书,发觉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在2009年《纽约时报》把“Chimerica”当作年度流行词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发生,中美之间从经济、文化到意识形态都将发生改变。

我们所处的时期,对中国而言是41年的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是70年的崛起复兴,对中国而言是100年的现代化发展史。一百年前,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历史学家若从一个更久远的视角来看,这是一段长达500年的中西方对峙。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城市,过着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在历史时空来看的话,我们是处在一段特别宏大的历史阶段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走过的12个地方都是这个历史阶段的注脚。今年也是我人生中出差最多的一年,共计89次。这些经历让我希望用第一线的视野,用所看到的景象来描述2019年。

我们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去了东莞的厚街,这个地方以两个产业驰名。其一是做鞋,厚街生产了中国25%的高端女鞋,占到全世界10%的高端女鞋生产份额。几年前我去的时候,他们带我去参观厚街一家制鞋工厂,有5万工人;这次故地重游,只剩2千人。

我遇到一个江西小伙子,他20多年前到广东时一无所有,经过自己的奋斗,买了房子,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办了一个小小的印刷厂,专门为厚街服装、女鞋工厂做配套。他自认为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厚街人,带我去厚街的小店里吃当地的濑粉。

一边吃,他一边问我:吴老师,我是不是应该去越南?我所配套的工厂都去越南了。 

2017年-2019年,中国的服装行业减产了200亿件服装,平均为每个地球人少做了三件衣服。是我们这几年不穿衣服了吗?还是买的衣服变少? 

不是,只是这个产业和我在厚街看到女鞋厂一样飘走了,当年怎么飘来,现在又怎么飘走。它飘去了那些土地成本更便宜的国家,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便宜的国家,那些税收更优惠的国家,那些允许任意破坏环境的国家。

今天的中国,这四大成本优势都已经丧失。

在今年雇一个纺织工人,意大利的老板需要花16.8万元,中国的老板要花费将近10万元,但在柬埔寨的老板,可以用同等价格雇佣3个人,在越南可以雇3.5个人,在缅甸可以雇6个人。

如果你的工厂在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里,朋友们,你的迁移并不是在2019年发生。其实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施行以后,在华南地区就可以看到这些产业腾笼换鸟、慢慢迁移的过程。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并不是在今天才发生,它是一个过程,而且在未来5到10年内还会持续发生。

在厚街还有另外一个驰名产业是家居,中国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家居公司都在厚街。家居公司在内需和外贸方面遇到了两种情况。

今年做家居的内需好不好?不太好。因为房地产市场不太好,老百姓就没有理由去买家居,今年的中国家居行业普遍下滑了10%到30%,但是生意还是有的。毕竟中国每年还在营建超过15亿平方米的房子,还有3%—4%的存量房产需要新的装修。

比内需更难的是做外贸。我到厚街去,几乎所有做外贸的床垫企业在2019年都很难。大家猜一下,2019年美国对中国床垫企业的关税增加了多少?30%?100%?300%?都不对,最高增加1731%,所以今天做外贸很困难。

但如果你是一个高品质的,品牌力比较强的企业,情况反而还不错。我们在厚街看到一个叫慕思的企业,从去年开始投资了几十亿,在厚街建造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寝具数字工厂。

我到那个工厂调研,请慕思老板给我列一张清单——花费几十亿建设的寝具数字工厂里,那些设备分别是由谁提供的。

在他给我的清单上,工厂的信息化系统是三家公司做的,一家美国公司,两家德国公司;20多条生产线上的设备,大概由7-8家公司提供,它们来自美国、德国、法国、瑞士等国;整套现场管理方案,是请日本的一个专家团队来做的。

我问他,这个工厂里,我们中国公司提供的设备是哪个?

他指给我看,就是前面的管道线、铁轨线,那些是由中国公司提供。 

当时我就在想,未来我根本不担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消费品国家,我们一定会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寝具数字工厂,全世界最先进的跑鞋、冰箱、空调数字工厂,你们说对不对?因为全世界的消费品制造在中国。

未来十年,中国制造的核心能力、我们的战场在什么地方?在这张清单上:有没有中国公司可以为这些企业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能不能提供他们在生产线上所需要的各种设备?

我今年去的第一家工厂,是福建泉州的安踏。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正月十一,安踏丁总陪我去的缝纫车间。安踏所有的跑鞋都经过一个缝纫系统,必须通过人机协作来进行缝纫。他告诉我,三年前这种机器全是日本生产,而今天安踏有一半的高速缝纫机是由一家宁波公司生产的。

所以,你问我中国制造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答案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能正在持续加速离场,同时中国车间的生产线上,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解决方案和设备层面上,如同我在慕思投资几十亿的寝具数字工厂里所看到的景象,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强国,设备的强国、精密仪器的强国。和欧美的制造业设备强国相比,我们仍然存在若干年差距。希望在未来的车间里,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替代。

中美 贸易摩擦以后,我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为什么到这两年才发生这样的摩擦呢?

这里有一条“微笑曲线”,可以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答案。

 

迈克尔·波特说,任何一个产业都有一条价值链,上游、中游、下游,每一家企业——无论是做袜子还是做电器——都在价值链的某一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微笑曲线的两端,一端是研发,一端是品牌,被欧美制造强国把持。

中国在哪里?中国在微笑曲线的底部,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成本优势,成为了这些欧美品牌的代工厂。

到了2019年,中国公司还甘于在底部吗?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像华为一样开始搞研发,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开始掌握自己的品牌。当中国公司从微笑曲线底部向两端拓进的时候,意味着这条维持了40年中美产业蜜月期的长阶段微笑曲线已经被瓦解,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希望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

2019年,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些变革的景象呢? 

我今年去了齐齐哈尔的飞鹤奶粉。奶粉行业在十年前,发生过一个天崩地裂的事件,中国新中产父母的主要应对方式,就是不喝中国奶粉,打死也要海淘奶粉。万亿的海淘市场,排在第一位的产品就是奶粉。

但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奶粉行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有食品中唯一一个用药品标准来检测和监控的就是奶粉行业。而且在中国市场上排名第一的奶粉已经是一个中国品牌,叫做飞鹤。

在中国市场上,一个细分品类里,你的市场占有率排在第一,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你可以通过价格战的方式、通过规模化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在飞鹤看到一个有趣的景象,图中左边是国外奶粉大牌,这罐三段奶粉每克0.36元。飞鹤也有三段奶粉,每克0.44元。

说明什么?说明当今中国的80后、90后妈妈们,她们更相信产品本身。只要你这个产品符合中国宝宝的体质,通过口碑传播,她们愿意为中国的产品买单。

这样的景象并不仅仅发生在奶粉行业。

今年我还去了广州,一家大家都很熟悉的日化公司——立白。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受中国消费者欢迎的洗涤剂品牌是宝洁的汰渍。但是从2017年开始,中国洗涤剂市场销量领先的品牌变成了中国品牌立白。更要紧的是在同样一个品类中,中国立白的零售价已经超过了汰渍的零售价,这在20年前是绝不可想象的事情。

1998年,我曾经去当时中国最大的彩电公司长虹做调研。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这样的场景:我面前摆了两台电视,一台是日本品牌,一台是长虹,董事长倪润峰跟我说,我们的生命线是什么?我们的电视机和这台日本电视机的性能、功能完全一样,但是价格便宜三分之一。我把这个细节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20年之后,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业的另外一种核心优势,它们不仅在中国获得了市场占有率第一,同时它们在性能、价格上跟国际品牌形成了对峙的能力。战胜远远谈不上,但是我们已经形成了对峙的能力。

我们甚至在一些很小的品类也做到了。我今年去了烟台的一家葡萄酿酒生产企业张裕,他们生产15年窖藏白兰地的价格,和全世界马爹利、轩尼诗的价格不相上下,甚至有所超过。

30年前有人提出了这个公式: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一个是成本优势,一个是规模优势。我们要做全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洗衣机工厂、牛仔裤工厂,通过成本优势加规模优势形成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

但是,这个公式已经终结了。

今天我们在中国看到了另外一个公式,叫“新中国制造”:必须要有好的品质,必须要有核心技术,同时为十几亿消费者中的某一个圈层做服务。高品质、核心技术和圈层消费,成为了新中国制造的核心能力。

总结一下,2019年,我们在中国的制造业看到的景象是:“落后产能离场加速,智能突围投入坚决,品牌升级红利凸现,基础技术亟待破题。”

第二个问题

我想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2011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是4.3亿,现在是11.4亿,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增长了7亿人,这就是移动互联网给中国公司带来的巨大红利。

但是,到了2017年底的时候,中国移动互联网人口已经达到了10.8亿,2018年11.3亿,2019年是11.4亿。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从2017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红利就已经吃完了。很多人说2019年我们并没有看到互联网发生很多变化,那是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停滞的产业了。

这11亿多人,大家都很愿意把时间花费在手机上。2019年中国人平均每天在手机上花多长时间?5个小时。

这5个小时是怎么分配的?

2015年,通讯加社交占用了45%的时间,一半的时间是在即时通讯和社交,22%的时间是在音视频领域;2019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音视频上花的时间是49%,在通讯和社交上花的时间是19%,刚好反过来了。

2019年,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景象是互联网移动人口增长的停滞,流量时代彻底结束,第二个景象是音视频为王。

第三个数据,随着流量时代的结束,流量变得越来越贵。2015年,淘宝获得一个新增用户要花166元,京东142元,今天淘宝要花536元,京东是757元。2016年异军突起的拼多多,面向“下沉市场”,获得一个用户要花10块钱,到2018年第四季度,连拼多多获得一个用户都需要花143元。可见获得一个用户是多么困难,多么贵重的一件事。

而我们每一个消费者去使用这些平台的成本也变得很贵。比如在淘宝开店,以前是零成本,平台上汇集了跨越地域的消费者。但今天在淘宝开店的小店主平均需要支付的流量成本占比在20%左右。

今年股价表现优异的美团,大家听完演讲以后在美团上点一个夜宵,可以半小时就送到你手上,这种效率在全世界都很罕见。但是为了达成这次送餐,餐饮店需向美团支付22%的服务费。大家听完演讲以后打滴滴,很方便,还没有出门就可以通过滴滴联系到司机,但是司机需要支付给滴滴20%的中介费用。

我不知道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看到这两个数据,心里是什么想法。因为在十多年前,当互联网进入这个国家时,这些创业者向我们承诺说这个世界是平的,当你们把自己的消费行为和生意搬到互联网上的时候,以非常低的成本获得各种服务,以非常低的成本完成你的生意,承诺用户将进入公平、透明的世界。

现在互联网进入中国20年了,这些承诺有部分实现了,例如很多服务变得更加快捷,变得更加即时,但是也有很多承诺,我认为可能永远都无法承兑了。

各位也不要沮丧,当这两件事情同时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的反抗会发生,意味着新的工具、新的能力,以及更新的一种意识形态会让这些成本下降。中国互联网经历20年到达了它的巅峰时刻,一群当年的屠龙少年,纷纷变成了巨龙。今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能够改变这个现状的未来创业者。

2019年,中国的互联网世界的格局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张图片中,左边是所谓的BAT时代,中国市值排在前十的互联网公司;右边是今年排名前十的互联网公司,是所谓ATMJ时代,中国互联网就是ATM机啊。

今天如果有90后、00后的同学问:前面已经有一堆巨人,而我现在可能还在美国读书,那么未来十年如果我回国创业,还有机会吗? 

朋友们,机会有的是。对比十年前,今年的十大互联网公司有五家是新的,有的诞生在2010年,有的诞生在2012年,还有一家诞生在2015年。很可能现在坐在台下的年轻人,你们未来会拥有一家超过几百亿乃至上千亿市值的公司。

今天的互联网世界格局是“头部恒强,中部塌陷,长尾崛起”。那些垄断性企业对流量的控制,对分发的控制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寡头能力,变成了需要被革命的对象。在头部的压迫下,中部的公司在2019年日子过得非常困难,但是尾部有细分的品类和服务在持续创新。

今年中国的互联网有两条最大的长尾,一男一女。女的叫薇娅,男的叫李佳琦,他们在今年的双十一分别实现了近30亿的成交额。30亿是什么概念呢?

薇娅今年单是服装就能卖20亿-30亿。中国有11家女装上市公司,这11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年营业额在18亿-25亿。而一个叫薇娅的姑娘一年所产生的服装销售额,基本上相当于中国一家女装上市公司的年营业额。所以在流量变得越来越珍贵的时候,谁成为了终极节点?是那些有个性的、勤奋的、有专业能力的人。

其实我更愿意推荐这个姑娘,她的名字叫“秋枫”。今年9月,《地标70年》去采访薇娅,当时她已经很火了。访谈结束后,我对编导说,走,咱们去一个地方,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

中国四大服装市场中,规模最大的就是杭州四季青。我去的时候是下午4点,四季青的档口面积约两米乘两米,鼎盛时期一个档口一年租金80万。那天,我问老板现在档口的年租金多少钱,他们告诉我是25万。从80万降到了25万。摊主基本都是90后的女生,十个女生中九个女生在玩手机,还有一个女生,就像秋枫这样的一个女生,在不停地对着手机试穿衣服,做直播。

今天的四季青服装市场,大概有200多个像秋枫这样的女生。这个景象非常“2019”——生意惨淡,所有人都觉得新的世界正在对所谓的传统业进行变革和颠覆。人们该怎么办?有的人就开始刷手机、吐槽、报怨,只有少数人来到了现场,参与到新的浪潮中。

秋枫的妈妈25年前来杭州,一个外地女孩,一无所有,买了一台缝纫机,就摆摊缝衣服,钱多了以后租档口。当年她摆摊的时候秋枫只有6岁,女儿大学毕业后回来接替妈妈的事业。

但是,当这一代姑娘站在档口前面的时候,世界变了,那么她也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档口,让自己变成流量节点。每天做6个小时的直播,最少一天卖20件衣服,最多一天是卖400件。

这就是互联网世界看到的新景象“BAT格局落幕,ATMJ四强争霸,视频统治流量,人成终极节点”。

第三个问题

很长时间里,这在中国是一个问题。中国的有钱人为什么而消费呢?2001年,有部电影《大腕》,里面有一个标准答案: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我对这段话有自己的一番解读。为什么在2001年那段时期,中国的成功人士信奉“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而且他们不屑于知道什么是对的。人生之于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摆脱贫困,是把每一分钱掰成两半来赚钱,四处奔波着谈生意谈合同。哪有时间了解全世界最好的表是什么表,最好的西装是什么西装,最好的车是什么车?

所以,他们跑进表店的时候就直接说,请你告诉我哪个表最贵。花时间了解产品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在忙着赚钱。那我为什么要买最贵的表呢?就是为了把袖子捋起来告诉别人,我买了全世界最贵的表。仅仅是为了炫耀,所以好不好不重要,只有贵的才重要,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它的贵。

但是到了今天,这波人已经不见了。今天出现了新中产,他们非常勤奋地创业,而且他们对自己可好了。

吴晓波频道发布的《2019年新中产白皮书》中,调查了一个问题:你买一个奢侈品是为什么?结果显示,25%为了送人,23%为了匹配自己的身份,最多的一项占比——多达60%的人,是为了愉悦自己,让自己快乐。

当这种新的消费价值观产生的时候,李成儒(《大腕》演员)所呈现的那种消费取向就随风而去了。

由此可见,今天中国的消费升级,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升级,那些消费者的购物目的,是为了对自己更好一点,是美好生活物质化的证明。品质、场景、心情成为了新中产最愿意为之买单的一些因素,消费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家愿意为场景、为心情、为品质买单的时候,有一个名词“性价比”消失了,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颜价比”,好看变得非常重要,颜值即正义。

革命性的迭代,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每个行业发生的。当我们去购买一个产品的时候,企业之间的竞争,依靠的是90%的颜值加上10%的微创新。大部分时候发生的不是革命,是一步一步非常微小的改良。

例如,今天的酸奶机,除了可以做酸奶,还可以做米酒,纳豆、泡菜。和之前的酸奶机相比,它并不是突然发生革命性变化,而是逐步进化的产物。

首先是长得更好看,因为有了更好的工业设计,有了更好的材质,然后是更多微小功能的迭代。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去购买产品时,非常偏爱长得好看,同时满足细小功能的产品。

这些产品都不具备革命性,也没有什么重大发明专利,但是它被今天的消费者所喜欢。因为它满足了你的某一个消费的场景,一个特别细分的场景。

总结一下,今天新中产消费者愿意为什么买单?“消费越来越随便,小众圈层即一切,审美颜值是正义,我只信任你推荐”。

第四个问题

今天来了很多创业者,你们觉得2019还好吗?不好,我们要说真话。

中国创业市场最令人心潮澎湃的时期,是2014—2016年。2014年,国家提出了“双创”,移动互联网让旧世界大规模地崩溃了,全国立刻冒出很多的联合创业空间,涌现出无数的创业者。吴晓波频道创办在2014年5月8日,对,我也是在那个高点凑热闹的人。

我写了一篇文章《骑到新世界的背上》,因为我写的那些专栏,所属的报纸已经不见了,越来越多人在手机上看新闻,于是我就做了吴晓波频道。我们要骑到新世界的背上,新世界是一条恶龙,大概率会把我们摔下来,但是新世界的疆域非常明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冲进去。那是最近十年中国创业的黄金时代。

现在,旧世界向新世界迁移的流量革命已经结束,依托于移动互联网的窗口已经关闭,但是新的窗口还没有打开,所以我们看到创业热情大幅度下降,投资者LP、GP的热情和中国20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的热情也在下滑。数据显示,今年几乎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募资量都减少了50%,所投的钱也减少了50%。

创业出现很多大的雷区,我们整理了2019年十大创业雷区,包括影视文创、少儿编程教育、大数据爬虫业务、互联网家装等等。它们几乎都是2015年以后所谓的巨大风口。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风口,无数年轻人的青春、热情,无数投资人的金钱都砸进这里。

我今年策划《地标70年》时,特地挑选了深南大道、中关村和杭州梦想小镇这三个地方,因为这是中国创业者最为聚集的三个地方。我亲自跑去这几个地方,只想知道一个答案——创业者还在吗?

我去了中关村创业大街,那里有一家车库咖啡。我在车库咖啡里见到了两拨人,第一拨是一个青岛小伙子,他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创业项目在青岛,也在当地请教了很多人,但没人给我答案。有人说到北京去,去找车库咖啡,那里会有人帮助你。

第二拨人是两个人大的姑娘,一个95年,一个97年。她们认为中国西北地区中小学生的师资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希望将北京的教育资源,输入西北贫困山区的学校。就为了这么一个念想,一个姑娘休学一年,另一个姑娘还在工作,组建了创业团队在车库咖啡讨论,到底怎么帮助西北的中小学完善它们的教育。

我去了宜宾,中国的四五线城市。在那里遇见一个小伙子,他一年前在深圳,一年后回到家乡。他的家族是做燃面的,他回来创业就开了燃面店。

我还去了景德镇,中国最早的工业城市,农耕文明时期的工业城市。景德镇在1980年代的时候生产的是中国日用型的陶瓷,当年50%的日用搪瓷杯在景德镇生产。景德镇最繁华的时候,有十家国有瓷厂,其中有一家牛气哄哄地叫“宇宙瓷厂”。但是现在,景德镇的十大瓷厂全关闭了,有些厂房干脆改造成了酒店。

当十大瓷厂破产的时候,景德镇已经不再是中国日用瓷的中心,但景德镇没落了吗?并没有。

这里出现了2000多个以80后为主力的艺术家,他们在做艺术瓷。我们今年年终秀的伴手礼中,有一个“预见杯”,就是我在景德镇找年轻匠人订购的,使用的是一种景德镇传承千年的独门技术,叫做玲珑瓷。我们看到,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已经在用传统技术进行新的创业。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这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国经济的发展靠的是谁?就是一群人想要摆脱现有生活和工作秩序,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商业创造中去的人。无数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地创业,是中国的经济走到今天的根本动力。

我也想简单分析一下这40多年中,存在的几种不同创业哲学。50后、60后创业者,他们没有任何专业背景,更没有读过商学院——中国1998年才有MBA,他们很多人连小学都没有毕业。那代人创业,有三样东西:胆大、勤奋、好运气。

70后、80后的创业发生了变化,当他们进入盛年筹划创业时,商品市场已然成熟,市场经济开始慢慢出现,所以这一批创业者,大部分受过良好的学历教育。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市场需要什么,我就生产什么,你喜欢什么我帮你生产什么。

今天现场来了很多90后,还有玩直播的00后,这批年轻人,是天生全球化的一代,他们创业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他们用这些产品在社交、在互联网环境下呼唤那些和他有同样需要的人。他们所做任何一件事,从来没有想过要满足在座的各位,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满足自己,使自己快乐。就像他们购物是为了愉悦自己,创业也是为了愉悦自己。

所以,中国的40年来,创业哲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要适应这一代人对商业、金钱、自我和团队的理解。

我去了中关村,那是中国创业的标志性区域。我在晚上11点的时候到了那里,等到了凌晨一点的时候,发现还有很多窗口亮着灯。

朋友们,今年中国的创业形势好不好?不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创业在中国并没有停滞,创业者仍然在努力。

2019年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创业趋于理性,热情仍未燃尽,自我实现驱动,八零九零全新”。

今年,我最喜欢的是这张照片。今年9月,男篮在自己家门口被人打得满地找牙,据说那几天最高兴是中国男足。但是我看到了易建联发的微博挺感动的,让我觉得男篮跟男足不一样。他说:如果不能在失败的时候站在一起,我觉得未来也不能走向成功。

今天的我们,并不是刚刚开始出发的一代人,并不是一个刚刚开始出发的国家,我们已经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156美元,2019年,我们的GDP即将超过10000美元。

中国已经变成了越来越具有纵深感的国家,我们很多企业的前面已经没有领跑者了。中国的家电工厂已经没有领跑者了,中国的文化公司也没有领跑者了,甚至我们这一场年终秀也没有领跑者。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自主式创新。我们越是向前走越会有更多不得不选择和割舍的道路,但只要那个初心还在鲜活跳动,一切便都会峰回路转,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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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山东国企改革依旧大步向前。

20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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