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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年轻人的道德困境:顶尖大学生正在抛弃硅谷

boxi · 2019-04-11
自己的梦想职业被人诟病,斯坦福学生该如何面对?

编者按:斯坦福已成为计算机科学的中心,是科技巨头的农场系统。对于这里充满抱负的年轻人来说,只要是问题就一定会有解决方案,他们就是问题的终结者。正是靠着这份自信和才华,这里走出去的人创办了一大批全球知名的科技公司。但在Google等在Facebook、Google等相继爆出重大丑闻的情况下,这所大学又该如何面对自己学生的许多梦想工作被轻视的世界呢?Victor Luckerson深度剖析了在科技抵制潮的背景下,斯坦福大学和学生是如何反思和应对的。文章标题为:The Ethical Dilemma Facing Silicon Valley’s Next Generation

技术天生就是好的吗?


斯坦福商学院,在Elizabeth Holmes曾经反刍硅谷神话的讲台之上,现在挂着一个溅血的哨子。超过500人聚集到这里来倾听Theranos真正的故事。2004年,在该校一位著名的化学工程教授的帮助下,Holmes以辍学者的身份创办了这家一度估值达到90亿美元的验血公司。但是Holmes却不在场。相反,为同学们讲故事的是Tyler Shultz和Erika Cheung,当他们发现这家年轻的故事篡改实验数据并且危及病人时,这两位刚毕业的局内人勇敢地向政府机构告发了这家秘密的初创企业。在两位客座演讲者头顶上方的投影屏幕上,跟不祥的口哨搭配的是这场活动的一个煽动性的标题:“血溅硅谷独角兽”。

Holmes在精心编织会导致自己公司灭亡的谎言时,她十分倚重技术圈的一条老生常谈:把不懈追求市场统治地位看作是一种美德。2015年,她在台上是这么说的:“从你制定备份计划的那一刻起,就代表了你承认自己不会成功。”但因为大胆发声而面临法律威胁的Shultz和Cheung,反对这种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尚愿景的想法。Cheung说:“我们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新技术了,我们不知道那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这席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会后学生们排着队跟两位告密者自拍并让他们帮签名。高中时把Holmes视为偶像的斯坦福新生Kendall Costello曾梦想有朝一日进入Theranos工作。但现在她的兴趣已经转到如何去监管技术而不是开发下一个有望改变世界的产品。Costello说:“2年后,在目睹了她的帝国覆灭之后,再加上类似Facebook的Cambridge Analytica等丑闻的爆发,我再也不抱幻想了。”

技术天生就是好的吗?这股不断发展的质疑已经蔓延到本行业最富饶的新兵基地。斯坦福以“农场”著称,因为这个园区曾经是创始人Leland Stanford那些马匹的家,但今天科技公司和风投家已经把这里的16000名学生看作是自己的小职业球队联盟。公司为了获得在校园举办招聘会的特权而花大价钱。毕业生往往可以选择去哪一家全球知名的科技巨头,2018年计算机科学和电气工程专业的起薪就达到了114000美元。得益于学校跟这个行业的紧密联系,有6000多家公司是斯坦福的头脑孕育出来的,其中不乏惠普、Google以及Netflix等的确改变了世界的公司。斯坦福就是硅谷,这是印在学校宣传手册上面的第一句话。

但是,从Facebook被利用作为宣传的手段,到Amazon买监视软件给美国政府,无休止的负面科技新闻,已经迫使斯坦福重新评估自己在重塑硅谷未来领袖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学生正在重新考虑在Google或者Facebook工作究竟是谋得了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还是懦弱地为了获得企业利益而出卖自己。教授在改写课程以应对科技公司正在努力克服的道德挑战。校长Marc Tessier-Lavigne已经把教育学生了解技术的社会影响作为其长期战略计划的主题。

随着技术日益统治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斯坦福作为该行业工程师的教育家,以及初创企业的金融家的角色正变得愈发重要。这所学校未必要对我们数字世界的创造负责,但是这个世界的架构师是他们培训的。现在,学生们正在进行艰难抉择,考虑如何在一个显然用了错误的方式构建的世界里谋生。计算机科学与公共政策专业的新生Matthew Sun是那场活动的组织之一,他说:“我写的一行代码第二天就会被数百万人用到,这似乎很强大。但现在我们意识到这未必总是好事。”

天生骄子


在别的大学,大一的时候大多数学生参加的是社团活动。但在斯坦福,新生们出席的却是招聘会。在在William R. Hewlett教学中心与David Packard电气工程大楼——这两栋为了纪念1939年率先为硅谷奠定科技基础的2位校友而命名的建筑物之间,是一顶白色的帐篷,本科生会提着厚厚的一摞简历进到里面。哪怕是乌云密布预示着暴雨将倾的1月早晨,学生们也提前30分钟开始列队候场。等到帐篷开放时,队伍已经排了有60多人了。

数百申请者在里面挤成一团。其间是一排排的折叠桌,桌上摆着印有公司标志的纪念品以及激励人心的口号:“你做过的最好的工作”(IBM)。“从第一天开始,帮助我们创造历史”(Amazon)。“创建和设计为每个人服务的代码”(Google)。这些公司必须是Computer Forum的会员才能有这样的招聘机会,这是斯坦福一个管理科技公司在园区招聘事务的组织。由于每年的会费高达21000美元,所以这种招聘会往往只能吸引到最知名企业参与。

但2018界的计算机科学毕业生Vicki Niu对此的感受并不美妙。尽管第一次参加这种招聘会时她就像赶上黑色星期五打折促销一样兴奋,以及一种像参加夜总会一样专属感。(学生只有出示斯坦福ID才能进场)但就像其他新人一样,她在大型知名科技公司实习生名额的争夺中被扫地出门。她说:“每个人都想拿到Google、Facebook和Palantir的面试机会。所有的炒作都是围绕着那些公司进行的。我的一部分心态是想要去学习东西,但我想绝对也会有这种巨大的社会压力,自己也有证明自己和向别人证明自己很聪明的渴望。”

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的研究生课程一直以来都备受推崇——Google就是其博士生Larry Page和Sergey Brin的研究项目。但大学生的强烈兴趣相对较新。2007年的时候,该校授予英语专业学士学位数量还要比计算机科学的多。不过次年,斯坦福就修订了自己的CS课程,从一刀切的教育模式换成了更灵活的框架,专业细分成立图形、人机交互以及人工智能等方向,从而提高了这个专业的吸引力。

课程的改变与硅谷的财富爆炸及大家感受到的自负是一致的。iPhone为成千上万做app开发的潜在企业打开了大门,当它的创始人逝世之后,乔布斯赢得了堪比爱迪生的名望。Facebook一跃成为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互联网公司。随着经济从上次的衰退中慢慢恢复元气,投资者决定把兜里的钱投给有朝一日会成为下一个Google或者Amazon的Uber和Airbnb这样的初创企业。Chris Bosh和 will.i.am将程序员比作巫师、超级英雄,以及摇滚明星。

斯坦福和它的学生热切地对这种文化转变张开怀抱。2000至2016年任校长的计算机科学教授John Hennessy是Google董事会成员,现在担任起母公司Alphabet的执行主席。LinkedIn创始人Reid Hoffman是斯坦福校友,现在他引入了一门叫做Blitzscaling(闪电式扩张)的计算机科学课程,让知名的创业者给学生传授如何“建设大规模组织、用户群以及企业,并且要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做到这一点。”(Elizabeth Holmes就是其中的讲师之一)扎克伯格成为Sahami热门的计算机科学导论课的嘉宾。这些都在不断地提醒着斯坦福的同学他们拥有了怎样的特权,可以有那么多的大人物为他们传经送宝。

2013年,斯坦福开始像风投机构一样直接对学生的公司进行投资。就算没有斯坦福的融资,学校跟财富的距离之近也有助于众多的大想法取得进展。2011年还是大一学生的Evan Spiegel开始做Snapchat,他当时就是通过Facebook上的一个斯坦福校友网联系上自己的第一位投资者的。大家对编码的热情盖过了玩乐队做电影或者写博客。

但编码不仅仅只是宣泄创意的手段,也是跻身上流社会的一条特殊通道。Gallagher问道:“为什么那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要进咨询机构和银行?这些职业有声望可以让父母感到自豪,而且薪水很高,并且让你走上打开新大门的职业道路。现在他们发现进Google和Facebook也有同样的功效。”

2014年Niu进校时,计算机科学已经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专业,90%的本科生至少参加了一门CS课程。还在高中的时候,她对硅谷的了解仍仅限于《实习生》,这是一部兼具宣传Google功能的喜剧片。她很快就意识到,在一个受人尊敬的科技巨头找到一份工作或者用靠开发应用致富是斯坦福成功的主要标志。她的作业基本上是技术性的,侧重于编码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在极少数情况下,当Niu在课堂上听到关于伦理的讨论时,往往是围绕着超级科技精英的关切进行的,比如未来的杀手机器人会摧毁人类。她说在课堂上似乎没有人关心技术的社会影响。

技术改变世界的另一层含义


大一那年春天,Niu跟两位同学一起举办了一场会议,目的是想看看大家对一个聚焦技术的社会效用的新社团兴趣如何。为了吸引大家参与计算机科学系资助了她们准备一些红咖喱和泰式炒河粉。Niu最后惊讶地发现食品被一扫而空。原来大家对这个议题都很关心。

这场会议催生了CS + Social Good这个学生组织。该组织的目的是让学生接触到科技巨头以外的职业机会,以及渴望达到那些巨头一样地位的、野心勃勃的初创企业。在第一年,该小组开发了关于社会影响工作的新课程,邀请演讲者讨论技术的积极用途,并提供暑期奖学金,让学生在非营利组织实习,而不是苹果或谷歌。数百名学生和教师参与了该组织的计划。

在Niu看来,“社会福利”主要是指技术的积极应用。但是阻止技术的不良使用跟促进好的应用一样重要。这是整个硅谷在自己的名声被败坏之后都要被迫应对的事实。技术不仅仅只是中立的了。它还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在斯坦福出席活动的扎克伯格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Matthew Sun刚进校没几周。2016年总体选举爆发的种种劣迹让社交媒体连接人向善的说法受到了质疑。现在已经是CS + Social Good负责人的Sun说:“技术业很多不那么美好的东西在我们刚进校的那年发生了。从此以后,我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很多学生发现很难找出是哪一个特别的事件颠覆了自己对硅谷的印象,原因纯粹是因为那样的事情太多了。比方说导致Facebook名声受挫的不仅是俄罗斯人的干预,还有Cambridge Analytica的隐私丑闻等。Uber被自己员工曝光的性骚扰丑闻又因为公司对待司机的方式受到日益强烈的质疑而雪上加霜。研究调查发现苹果的iPhone在儿童当中成瘾,导致抑郁和自杀的风险增加。Amazon的脸部识别软件介绍给了美国政府,微软的员工联名请愿,抗议公司与ICE签订的合同。在Google,20000名员工去年11月因为公司给一名受指控性骚扰的主管提供的补偿而罢工。

对于怀揣着对技术的乐观看法走进校园的学生来说,接踵而至的坏消息显得有点刺耳。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Nichelle Hall曾经把Google视为自己向往的软件工程师工作理想的工作地。但是去年秋天当她收到这家搜索巨头现场面试的邀请时却拒绝了。这不仅是因为这家公司触犯了自己不作恶的信条。而且也因为她觉得替大企业工作可能会导致个人的道德观与企业指令发生冲突。

在这股科技抵制潮中Google算不上受损最严重的品牌。Facebook才是学生反复提到的失宠企业。据大学新生Jose Giron讲述,因为一系列争议事件之后,Uber现在被迫采取各种手段来笼络人心。而秘密的数据挖掘公司Palantir,因为创始人,斯坦福校友Peter Thiel跟特朗普的关系,以及大家对该公司帮助特朗普开发技术来推进其严厉的移民政策而失去了吸引力。Sun说现在大家学计算机科学都有负罪感了。如果你执意去学大家会把你叫做叛徒,然后你也觉得自己像个叛徒。如果你接受了一份高薪工作,大家可能会说,“噢,你要替大科技公司效劳里。你关心的只有自己。”

在大的科技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往往被视为既是激情所在又名利双收,这是计算机专业扩张得如此厉害的原因之一。但是当公司的名声有污点时,员工也会遭殃。学生证争论进Facebook的同学是不是变少了,还是不那么乐意去夸耀这件事了。对于这种转变Hall和Sun概括得很简洁。Sun说:“现在没人会说,‘我在Uber弄到了一个实习机会!’”Hall接着说:“他们会说,‘我弄到了一个实习机会……是Uber的……’”

看不到的道德雷区


这种担忧要大于哪一家公司在未来工程师心目中的地位的升降。斯坦福和整个美国的计算机科学课程都还没有为随着技术影响力而扩大的道德雷区做好准备。Sahami承认,很多计算机科学课在设计上主要是教学生如何解决技术完呢提而不是思考解决方案可能带来的现实问题。这种挑战部分是因为计算机科学相对而言是个年轻的学科,这意味着不当做法的实际例子会实时出现在新闻头条上。

计算机科学毕业生Vik Pattabi原先学的是机械工程。学机械工程的学生经常会被提醒要记住1940年塔科马桥垮塌的教训:这个现代奇迹因为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工程师未能预见到所有的威胁(此例中为风的因素)而毁于一旦。Pattabi的计算机课还没有类似的例子。硅谷很多的次级和三级效应是最近2、3年才发生的。

另一个问题是学校长期存在工程(所谓的“techies”,技术人)与人文或者社会科学专业(所谓的“fuzzies”,模糊性)之间的分裂。虽然该校最近已经更加关注跨学科研究,但是在理解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上依然存在差距。文理之分是老问题了,但是对于有朝一日自己写的算法将统治数字世界的学生来说,这种利害攸关的程度会更高。

斯坦福与湾区企业巨头的紧密联系一直以来都是其招生的卖点,但这个卖点在IT业带来的问题的映衬下突然之间显得不一样了。旨在颠覆斯坦福“冷漠文化”的学生团体SLAP开始鼓动学生不要去Amazon和Salesforce工作,因为他们跟ICE和美国边境巡逻队有商业联系。在该团体看来,斯坦福在制度上和文化上一直都将自己与现实发生的问题割裂开。而这里的学生就坐在象牙塔里面,只做课程和工作需要他们做的事情。

计算机专业设了一门“社会中的技术”课程,里面吸纳了一些伦理课程,并且教育学生道德责任是该系认定流程的组成部分。CS + Social Good也已经扩大了自己在校园的足迹。但是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灵活性却是把双刃剑。这既意味着关心本学科整体性的学生可以将编码的严格训练与伦理教育组合在一起;同时也意味着一些学生太过容易就能避免跟自身工作的后果发生关系。

明年加州将就一项法案展开投票。这项法案提议用计算化的风险评估系统(计算被捕者回来出庭的可能性)来取代保释金,其用意是让交不起保释金的人有更公平的逃脱牢狱之灾的方式。斯坦福的学生对是否支持算法进行了投票,结果是五五开。发起投票的政治科学教授Jeremy Weinstein并没有给出“正确”答案,而是说:“我们需要对算法进行解构,这样才能帮助大家看清楚这种技术不仅仅是某种值得信任的东西,不是说因为它是数字化的所以就是客观和公平的,其实它反映的是大家做出来的一系列选择。”

翻新的课程设计


Weinstein是CS系新版的道德课程CS181的3名领头人之一,另两位是计算机科学教授Sahami和哲学家、政治科学教授Rob Reich。在过去1年半的时间里,在技术遭遇抵制的背景下,3人跟本校社会道德中心的研究员Hilary Cohen一起构思了这门课程的结构。课程将会讨论算法偏见问题,脸部识别时代的隐私,自动化技术的社会影响,以及私有平台的责任问题等等。学生们要利用实际的犯罪历史数据集来开发自己的风险评估算法,然后像脱口秀一样,分成小组相互提出问题和应答。

这是斯坦福第一次有其他领域的专家直接参与到计算机科学的课程里面。约有300名学生报名参加这门课程,其中不乏历史、哲学和生物学专业的学生。这为研究技术和研究人文的人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也让教授从关注硅谷的技术文化转移到行业的社会影响上。发生在技术圈的这种道德清算堪比当年核弹的出现。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CS181助教Antigone Xenopoulos不是唯一一个引用蜘蛛侠这句话的学生。她说:“如果他们打算赋予学生拥有如此巨大影响力和能力的工具的话,斯坦福应该引导这些学生树立道德指南针。”

课程的其他方面也在改变。Sahami说他们正在持续地引入更多道德和社会关切方面的讨论进入到技术性课程里面。早年学校请的是Holmes和扎克伯格这样的著名高管教学生们如何走上成功之路,而现在新的道德课程将引进WhatsApp、Facebook以及NSA的嘉宾演讲者回答“尖锐问题”。Sahami说:“我认为这不是行业正在影响斯坦福,其实是我们跟行业的关系让我们可以与这些领域的决策者展开更加真诚的对话。”

还有一些更加关键的声音在斯坦福承担了更永久性的角色。Alex Stamos 是Facebook前首席安全官,去年秋天,他为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开设了“黑客实验室”课程,帮助他们理解网络安全威胁。今年晚些时候他还将开发一门更先进的计算机科学课程,探讨错误信息和骚扰泛滥时代的信任和安全问题。他希望将自己对抗数字攻击的经验传授给学生。那些攻击不是通过黑客手段,而是通过付费广告、煽动性的迷因以及付费的Facebook活动实现的。Stamos说:“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有传授给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那就是所有这些技术上并不高明的手段的滥用会造成真正的伤害。我希望给学生看到,‘呐,这些是我们之前犯过的错误,这些是存在的问题,这些是公司对那些错误的反应。’”

Stamos不认为道德是思考处理技术最紧迫问题的正确框架。他说:“问题不在于大家的决策是完全邪恶的,而在于大家没有预见到自身行动的后果。这部分是因为缺乏偏执狂。我们硅谷的问题之一是按照正常使用方式开发产品……除非你了解之前发生过的所有那些事情,否则很难设想所有那些滥用。”

尽管他认为斯坦福应该为硅谷的狭隘视野承担一些责任,但是也表扬了学校欢迎拥有相关经验的技术领袖帮助学生为出现的威胁做好准备的举措。他说自己当年读书的时候讨论的是如何创办可以改变历史的公司。而现在的学生对自己所谓对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很感兴趣。

经常有学生问Stamos自己要不要去Facebook或者Google工作的问题。他告诉他们应该去。之所以应该去不是对那里堆积如山的问题不管不顾,而是正是因为有问题才要去,不去就没有解决那些问题的机会。

硅谷会变成西部的华尔街吗?


即便面临毁灭性的批评,科技巨头仍在巩固势力。尽管丑闻缠身,上个季度Facebook的用户群增长还是加速了。Uber今年将会上市,估值高达1200亿美元。苹果、Amazon和Google均计划中不久的将来设立新的分支机构。尽管学生在积极讨论去具有道德观的初创企业工作,美国初创企业的设立数却几乎是40年以来最低的。进入到五恶人(Facebook、苹果、Amazon、Google、微软)领地的小公司往往不是被收购就是被摧毁。

尽管大家讨论得很热烈,但是却很难找到一位公开宣称永远不会为这些大公司工作的学生,因为他们提供可观的薪水、有吸引力和职业保障的工作。国际学生首先要担心的是如何确保工作签证,拿助学金的学生可能需要有足够的钱才能支撑其他的家庭成员。而但对于很多其他人来说,他们不清楚在硅谷发生的任何事情是不是真的就是不对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工程师就像我们一样,对新闻标题感到震惊,但仍然会点击进去看。电子工程研究生Jason He说:“这些事情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感觉太大了,承担不起。到头来,对于那些花了很多钱来读书的学生来说,如果有人给出6位数的工资,要想拒绝是很难的。”

斯坦福有一种想法认为,仍然有机会让每一家公司都向善。拒绝了Google面试机会的Nichelle Hall后来在Medium的信任与安全团队找了一份工作。但她意识到如果Google是自己唯一的就业选项的话自己会打消顾虑。就像Stamos所说那样,去到问题那里才有机会解决问题。

影响是我在校园听到最多的词。学生正是因为它才决定去斯坦福,去追求计算机科学的职业生涯,毕业后为这个世界做善事。Hoffman用这个词来描述他的闪电式扩张的课,Holmes也用这个来向学生解释为什么自己要辍学。她说:“我已经有了走出去制造影响所需的工具。”这是硅谷的货币,有人用来行善,有人用来做恶。

用几行代码就能制造影响的能力一直以来就是软件工程师与其他人的区别所在,反叛的年轻人正是利用它从过时的上一代人手中拯救世界,将硅谷变成了他们自封的乌托邦。但现在不再是这种景象了。现在有抱负的工程师都会拿自己的选择的职业跟投行进行比较。10年前因为对复杂得超脱控制的自动化系统的误解,金融业摧残了整个世界——也破坏了自己对如果出问题最终也会有别人买单的信心。你能从只要有人建议扎克伯格辞职时他那怀疑的眼神中看到这种信心,你能从Google CEO Sundar Pichai一开始拒绝到国会作证看到这种信心。你也能在斯坦福看到这种信心,因为捐款从来都没有这么高过,融资从来都没有这么容易过,而招聘会依然充斥着发誓要让世界更美好的各种口号。

也许所谓的硅谷这整片土地都会完全僵化成一条西部华尔街,让那些掌握内幕消息的人从总是止不住使用他们产品的提线木偶身上大赚一笔。如果今天年轻的技术质疑者在步入工作世界之后变得玩世不恭的话,这样一个未来是很容易想象的。但这正是技术充满希望、令人陶醉又具有危险性的原因——总会有那些有才华的头脑以为自己能想出解决方案来收拾我们搞出来的乱摊子。大家,尤其是年轻人,总是会对新想法的浪漫着迷。4个月后就要毕业的Hall说:“我们创造出了此前未必会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无法预料到所有会面临的挑战。但一旦我们预料到了,重要的是我们要用仁慈和谦卑去化解那些挑战。这肯定很难,但这一点很重要。我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一挑战了。”

原文链接:https://www.theringer.com/tech/2019/2/6/18212421/stanford-students-tech-backlash-silicon-valley-next-generation

编译组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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