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9年押注、个人砸下10亿，中国版Moderna背后的神秘科技大佬浮出水面

8月19日，Moderna与默沙东宣布，双方联合开发的个体化mRNA肿瘤疗法Intismeran Autogene联合Keytruda，在高风险黑色素瘤Ⅲ期临床研究中取得阳性结果。 

资本市场迅速沸腾，Moderna当天股价上涨约177%，市值一天增加约440亿美元至696亿美元；默沙东也上涨超过12%。

沉寂一段时间后，mRNA重新成为资本市场的高频词。

mRNA技术因新冠疫苗进入大众视野后，随着个体化肿瘤治疗进入更关键的临床验证阶段，市场重新评估其在肿瘤治疗领域的空间，中国也开始寻找自己的“Moderna”。

其中一家mRNA公司很快浮出水面：新合生物。

对于周亚辉来说，这一天等了近十年。

很多人熟悉周亚辉，是因为昆仑万维、互联网出海和AI天工大模型。但很少有人知道，过去九年，他还持续把个人资金、时间和判断力押在一家mRNA公司身上。

2017年，因为看到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Catherine Wu团队在《Nature》发表了一篇个体化新抗原疫苗研究：An immunogenic personal neoantigen vaccine for patients with melanoma，周亚辉专程飞到波士顿与相关实验室研究者交流。那时，mRNA还远未成为大众热词，个体化肿瘤疫苗更谈不上资本市场的热门赛道。回来后，他出资开始孵化新合生物。

九年过去，当这家公司真正走到临床阶段，周亚辉围绕新合投入的个人资金已累计约10亿元，他自己的身份也从最初的出资人，一步步变成了今天的新合生物董事长兼CEO。

从互联网、全球化、AI到生命科技，他的职业生涯跨过多个产业周期。这一次，人们看到的是mRNA今天重新站上风口，而他下注的，是九年前还没有形成共识的未来。

01 只看“十年后的机会”

访谈一开始，我们问周亚辉，看到Moderna消息时是什么感受。

那天他刚开完会，打开手机，公司群里已有人发来Moderna股价截图，还配了一句话：“泼天的富贵来了。”

周亚辉自己很平静。“这个在我预料之中，只不过我不知道哪天来。”

理解这句话，要回到2015年。那年昆仑万维上市，周亚辉开始系统寻找AI机会。当时还没有如今的ChatGPT浪潮。

按他的划分，那仍是“AI 1.0”阶段。他看过AI金融，也寻找其他应用方向，最后越来越关注医疗。

2017年，他看到了CatherineWu团队关于个体化新抗原疫苗的研究。

真正打动他的有两个词：AI，个性化。

做互联网产品时，周亚辉已很熟悉个性化推荐，并形成一个判断，随着数据持续积累，智能系统会越来越深入地服务具体个体。

生命科学把这种想象推得更远——先读取患者的肿瘤信息，再根据其突变设计药物。互联网里的“千人千面”，在这里变成“一人一药”。

“当时我见过的医药领域里，这是我看到唯一一个非常强调个性化的技术。”周亚辉说。于是，他很快决定下场。

做出这项选择时，赛道离成熟还很远。几乎所有与他交流的人都提醒，生物医药研发周期极长、投入巨大，失败风险也远高于互联网。

周亚辉没有因此失去兴趣。清华读博期间，他休学创业，但科技一直是他最稳定的兴奋点：“越牛的事，越容易引起我的兴趣。”

兴趣之外，还有多年创业形成的周期感。他习惯把科技产业的发展比作人的成长：出生、上学，再到真正进入社会。

一项技术走到哪个阶段、下一步可能发生什么，他说自己对此“保持高度敏感”。追踪底层技术变化也早已成为习惯：“整个科学技术的演进，几乎是每天必读的内容。”

回看周亚辉过去二十年的轨迹，会发现新合并不是他第一次提前押注一个尚未成为共识的方向。

昆仑万维很早就把主要市场放到海外。2014年，公司在中国本土原创移动网络游戏海外收入中的份额位居行业第一；2015 年成功在A股上市，当时境外收入占比已超七成。2016 年，昆仑万维参与收购挪威浏览器公司Opera核心业务，同年又公开投资人工智能公司，周亚辉本人担任董事。

从游戏出海、全球互联网平台，到AI，再到生命科学，他几次专注投入的共同点都不是追逐已经被证明的市场，而是在产业地图尚未清晰时，提前寻找下一代平台的位置。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周亚辉最鲜明的一种投资和创业习惯。别人沿着已经画好的地图寻找机会，他更习惯在新地图还没画出来时就开始行动。

2015年，他也形成了一套关于自己这一代创业者的判断：“超过35岁之后，要看十年以上的机会。”

他的逻辑是，打车、外卖、团购、共享单车这类竞争高度依赖执行、速度和体力。年龄增长后，成熟创业者继续与年轻人比拼这些，优势会越来越有限。

真正能持续积累的，是经验、资源、资本和对长期周期的理解。

“唯一的解法，就是判断10年之后的机会。”

当然，看得远并不会自然提高胜率。周亚辉也强调：“看10年之后的机会是一种信仰，但你要建立相应的方法论，否则还是很容易死得很惨。”

2017年的个体化肿瘤疫苗，恰好落进这套坐标系。他关心的不是下一个市场有多大，而是十年后这项技术还重不重要，有没有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

02 最大的风口砸下来，他选择守住原来的方向

周亚辉第一次真正为这项长期判断付出成本，是在2020年。这一年，新合生物站到了真正的岔路口。

新冠疫情暴发后，Moderna、BioNTech迅速成为全球焦点，资本、人才、政策和生产资源涌入mRNA预防性疫苗。对已积累数年RNA技术的新合来说，一个近在眼前的机会出现了——做新冠疫苗。

团队内部认真讨论过。从商业上看，新冠疫苗面对共同病毒抗原，更易标准化和规模化，疫情又创造了全球最确定的需求；新合此前积累的部分RNA技术也能复用。

最终，这个方向被否了。在艰难的博弈后，周亚辉始终没有同意转向，新冠是一场巨大的市场机会，但不是新合真正建立壁垒的地方。他仍然想回答2017年的那个问题：mRNA能不能成为癌症个体化治疗的底层平台？

对此，周亚辉给出了一句很有个人风格的解释：“预防性疫苗，我觉得不够牛。”

这个决定多少有些反常。资本最擅长的通常是寻找正在形成的确定性，但当mRNA第一次真正变成全球超级风口时，周亚辉反而没有追进去。

在他的价值排序里，个体化肿瘤疫苗技术挑战更高、长期价值也更大。还有一层原因来自多年创业形成的“时机体感”：一个巨大浪潮如果最开始没砸中你，再追进去，往往已经失去最佳位置。

“别人吃肉，你再进去喝汤，喝得也不痛快。还不如耐着心，等下一浪。”

于是，当Moderna和BioNTech站上全球舞台中心时，新合没有转向那个更近、更确定、商业回报也更清晰的机会，而是继续留在个体化肿瘤疫苗这条更慢、更难，也更漫长的路上。

代价随之而来。新冠疫苗后来给Moderna和BioNTech带来巨额收入，也完成了一次全球性的mRNA产业教育；新合则继续面对漫长临床周期、持续研发投入和遥远的商业回报。

对周亚辉来说，真正需要坚持的始终是，这项技术最终能不能长成一个足够大的平台。

这次选择也折射出他的坚定信念。因为风口前敢下注很难，风口改变方向后仍守住原判断，同样很难。

03 9年、10亿元，长期判断最终要用真金白银兑现

长期主义最难的，往往是故事中段。

方向刚出现时下注，容易有“押中未来”的兴奋感。难熬的是第5年、第7年、第8年——技术仍在前进，资本耐心却可能开始耗尽。

2020年12月，新合完成2.5亿元A轮融资；2021年12月又完成5亿元A+轮融资，继续投入RNA药物、新抗原疫苗和研发生产平台。几乎同期，中国Biotech融资环境开始降温，研发周期长、现金消耗大的创新药项目面临更强的退出压力。

这里天然存在时间错配。周亚辉提到，很多人民币基金周期只有5到7年，而一款创新药走完临床往往更久。“对生物医药来说，5年太快了。”

到2025年，新合部分外部投资人的基金进入回购期，公司仍处于高投入研发阶段。若拿出大量现金回购股份，研发资金会受挤压：投资人要退出，公司还要继续向前。

周亚辉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只做一个项目，我的钱只投一个项目，我是不是选新合这个个性化肿瘤疫苗项目？”

他的答案很坚定：“如果只允许选一个，只做单选题，我就选它。”

随后，他个人出资接下希望退出的投资人股份。从2017年孵化、多轮持续投入到2025年承接股份，周亚辉围绕新合投入的个人资金已达约10亿元。

而随着投入不断加深，他和新合的关系也早已超出普通财务投资。最初，他只想做一个出钱的投资人；后来进入研发体系；再后来，他直接坐到了董事长兼CEO的位置上，全身心下场。

“我本来不想干这活的。”他笑着告诉36氪。进入研发一线后，他发现做科技产品积累的能力可以迁移到研发方向判断、产品定义和项目管理中，并越来越享受这个过程。

周亚辉这样定义自己的角色：“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我是一个technology和product的driver。更愿意推动技术和产品向前，把精力放在决定一家公司未来方向的核心问题上。”

走到这一步，这笔持续九年的投入已远超普通财务投资的时间尺度。资金、时间、个人精力和职业角色，都被压在同一项长期判断上。

时间是最残酷的东西，它会验证谁是真正的耐心资本——当前途未知，你是否愿意坚持你所相信的，你是否愿意把离开者的筹码全部接下来，继续前行。

04 把二十年的能力，迁移到生命科学

互联网创业者进入创新药领域，看似跨度极大。周亚辉理解这件事时，仍围绕几个熟悉的关键词：技术、数据、产品、个性化、工程化。

患者肿瘤先被测序形成数据；算法筛选潜在新抗原并设计成mRNA药物；药物进入患者后产生新的临床和免疫数据，再回到前端验证、改善算法。模型、实验、生产、临床，由此形成闭环。

这套逻辑对周亚辉并不陌生。做互联网产品时，他已习惯用数据理解用户、用算法提高匹配效率，并通过产品系统持续获得反馈。

生命科学只是把类似的产品和数据逻辑，放进一个难度更高、验证周期更长的世界。

2017年时，周亚辉无法预见今天的大模型形态，但已相信大规模数据会形成知识系统，智能应用最终会越来越个体化。个体化新抗原，恰好把AI和个性化连接起来。

他的跨界没有停留在资本层面，而是逐步进入研发团队，参与技术方向、产品定义和项目推进，本身也是一段持续学习和迭代。

过去二十年形成的产品经验、数据意识、技术判断、项目推进能力和全球视野，被逐步迁移进生命科学。面对新技术，他还会看它能否成为跨地区、行业和场景的底层平台。

因此，生命科学并非一次突然跳跃。行业变了，判断坐标没变：技术是否足够底层，数据能否积累，产品能否迭代，最终能否长成大平台。

2022年以后，周亚辉大幅减少投资，把更多精力重新放回创业，“原因很简单，做投资太分散精力。”

访谈中，他多次强调一个词：“聚焦。”

“一定要做减法。”

当我们问他，现在真正聚焦的是AI加个性化，还是更具体的医疗方向，他回答：“AI。”

AI已开始深入药物研发。周亚辉判断，大模型带来的“AI 2.0”会显著提高药物发现和研发效率。科学最底层就是能量和信息，数据只是信息的一种表达而已。未来5到10年，更重要的是把高智能模型、实验和数据反馈接成完整系统，让数据持续推动模型进化。

新合正成为他实践这套逻辑的具体场景。赛道在变，寻找下一代技术平台的方法却高度一致。

05 八年深耕，新合走进真正的临床赛场

所有长期判断，最终都要接受数据验证。

2017年前后，周亚辉飞往波士顿并启动项目孵化；2018年，新合正式成立。2020年12月和2021年12月，公司先后完成2.5亿元A轮、5亿元A+轮融资，继续建设RNA药物、新抗原疫苗及研发生产平台，并推进临床探索。

2023年3月，新合针对胃癌公共新抗原开发的治疗性mRNA肿瘤疫苗XH101注射液，其新药临床试验申请获CDE受理。它不是个体化疫苗XH001，但意味着此前搭建的算法、RNA药物和生产能力开始进入药物注册体系。

个体化路线的关键里程碑发生在2025年。3月，新合自主研发的mRNA个性化肿瘤新抗原疫苗XH001的IND获CDE受理；6月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10月正式启动Ⅰ期临床，由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共同牵头，面向根治术后复发风险较高的实体瘤患者。

至此，新合从科研探索和IIT研究进入以药品注册上市为目标的正式临床开发。八年前还停留在论文和技术判断中的路线，开始作为药物接受临床检验。

个体化药物的额外难度在于，每位新患者都是一道新的研发和生产题。XH001与Moderna的Intismeran遵循相近逻辑，从患者肿瘤样本寻找突变，用算法筛选新抗原并设计mRNA疫苗，每个人拿到的药都可能不同。

这要求研发和生产体系持续、稳定地重复同一套复杂流程。

据新合披露，公司已累计为60余例临床受试者完成个体化疫苗生产，交付率100%，平均交付周期约10周；在已有病例中观察到疫苗诱导的免疫响应。

这些数字尚不能证明最终疗效，真正的医学答案仍需更大规模、更严格的临床研究。但它们至少回答了一道工程问题：“一人一药”的流程，能不能连续跑起来？

完成一位患者的个体化药物体现科研能力。连续为几十位患者完成设计、生产和交付，则意味着体系开始具备工程化属性。

06 “中国版Moderna”的含金量，要看平台能不能持续跑起来

个体化肿瘤疫苗的第一道核心难题，在mRNA生产之前。

一个患者的肿瘤中可能有大量突变，真正能形成有效新抗原、被免疫系统识别的只有一部分。靶点一旦选错，后续RNA设计、递送和生产都会失去基础。

新合从早期就把资源投入这一环。其自主研发的NeoCuraAIALPINE肿瘤新抗原预测系统，用多组学数据、HLA信息和免疫数据筛选新抗原。按公司披露，预测准确率已提升至75%以上，并已建立符合GMP标准的mRNA药物生产能力。

更值得观察的是，患者数据能否经过算法、药物和临床，再返回系统形成持续迭代的闭环。

算法、实验、药物、生产和临床一旦连成完整系统，公司才有平台化空间；Moderna过去十几年的重要积累，也来自平台能力。

对新合而言，如果闭环能持续成立，XH001只是首批产品之一；真正有价值的资产，是持续产生个体化药物的能力。

这也是“中国版Moderna”需要接受检验的地方。除了管线成败，更要看能否形成自己的mRNA前沿平台，把算法、研发、生产和临床验证持续连接起来。

这种“本土”不只是生产地点在中国，更在于数据和疾病需求来自哪里。XH001目前Ⅰ期临床覆盖胰腺导管腺癌、胆道恶性肿瘤、肝细胞癌和胃癌等高复发风险实体瘤，其中肝癌和胃癌长期是中国疾病负担极重的癌种；更早的XH101选择胃癌切入，也与中国和亚洲人群的疾病负担有关。

数据同样具有地域属性。新合此前披露，公司持续积累亚洲高频癌种的多组学数据，并据此寻找覆盖更广的公共新抗原。

对中国公司而言，能否基于中国患者数据和临床需求，形成自己的靶点发现、药物设计、生产和临床验证体系，尤为重要。目前，新合已把这套系统推进到正式临床阶段。

八年走到今天，新合已经说明当初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里的技术设想，逐步变成一套能够真实运行的研发与生产体系。

当答案还没有出现

他愿意继续做20年

聊到最后，我们问周亚辉：回看过去九年，哪些决定真正改变了新合？

他数了五次。2017年飞美国，2018年创办新合，2020年坚持个体化肿瘤疫苗，2023年亲自进入研发团队，2025年自己出资接下回购到期股份。

五次决策指向同一件事，即在外部共识、风口和资本耐心变化时，坚持原来的判断。

当然，长期坚持并不能保证成功。创新药失败率高，新合也远未到可以宣布胜利的阶段。周亚辉已经开始想更远的事。

他认为，个体化新抗原可能只是AI与生命科学结合的序幕。下一步，AI还会从细胞表面走向细胞内部，理解更深层的生物学机制。

他说，那可能是一件20年甚至30年的事。

我们问他，还愿意继续做二三十年吗？

他几乎没有停顿：“对啊。一直在这个领域，把这个东西继续做得更牛，不是更好吗？做其他东西，是为了赚钱吗？我觉得没必要。要做，就继续做10年、20年，做一名长期主义者。”

最后，我们让周亚辉评价自己。他说：“我就是一个对科技有非常浓厚兴趣的人。如果满分是100分，我觉得我可以到99分。”

而这，与他的实践相映照。回看这些年10亿元的投入、9年的坚持，市场共识几经变化，周亚辉的下注方向始终没变。

这也是中国版Moderna背后最性感的故事：当答案还不存在，一个人愿意拿多少钱、多少时间，去相信自己看到的未来。

回望2017年，周亚辉飞到波士顿时，摆在他面前的其实是几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从每个人不同的肿瘤突变中寻找新抗原，最终能不能成为真正有效的癌症治疗方式？

mRNA能不能成为把这些个体化靶点快速转化成药物的合适载体？

“一人一药”这种天然复杂、昂贵的模式，最终有没有可能被工业化，并服务足够多的患者？

9年以后，Moderna率先替所有早期下注者回答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这条技术路线，是真的。

剩下的问题变成了——谁能把它做得更快、更准、更便宜，并最终送到足够多患者手里。

以及，中国公司能不能把这条路线真正做出来？

如今，新合生物刚刚走到真正比赛开始的地方，对它而言，验证才刚刚开始。

对周亚辉而言，这场始于2017年的长期下注，也终于等来了第一个来自现实世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