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给出标准答案，人如何“不同凡想”？一场WAIC UP! 思享会撕开的全球追问

当AI能秒回一切答案，“人生选择”还有标准答案吗？

7月18日，上海世博展览馆。WAIC主会场，算力、算法、参数被反复提及，资本与技术在空气中碰撞。几百米外，一个下沉广场里，五个人把各自的困惑摊在台上。

没有权威致辞，没有技术发布，没有合作协议。只有问题。

尼日利亚的留学生问：当AI可以模仿微笑、生成问候，那些没有心跳的善意，还能称为善意吗？

德国的工科生发现：自己做文献综述时，像AI一样“阅读”，浏览600篇摘要，提取关键词，跳过正文。直到一场关于车辆路径规划的讲座，一位教授用1小时的讲述，让他第一次“真正听了进去”。他反问：当机器能无限生成内容，人类的注意力成了稀缺品，我们是否正在失去“真正倾听”的能力？

中国的创业者发现：AI帮他解出了游戏数百种装备组合的最优解，但乐趣不在答案本身——当获得答案如此容易，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反而成了新的稀缺品。

纽约的数学系学生，在云南乡村厨房里被主厨退回了一把“看起来对”的香菜花，领悟到“执行配方”和“理解食材”之间的距离。

阿联酋的商学院学生，面对同一个商业案例，看到了来自中国、中东、欧美同学完全不同的判断——数据相同，结论不同。她想知道：当知识触手可及，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人真正不可替代？

五个人，五个坐标。他们的共同点不是年龄，而是一种普遍的情绪：当AI加速一切，关于成功的旧地图正在失效，新的地图尚未生成。

这场思享会，就是试图为这个困境寻找坐标。

它不是“年轻人的问题”。当AI正在重写从教育到就业再到社会价值的底层逻辑，整个社会——家庭、学校、企业、政策制定者——都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的价值？什么值得学习？什么值得投入？

一场思想旅程，就此展开。

                            “一切进步，都取决于不理智的人。”

                         ——当AI能秒回答案，教育还剩下什么？

飞马科技风投合伙人Bill Reichert站上台，没有谈技术趋势，而是抛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未来无法被准确预测，教育体系为什么还在围绕一个确定的职业路径培养人？

主题演讲《当未来无法预测，教育应该如何培养下一代？》，飞马科技风投合伙人、创业世界杯首席布道官Bill Reichert

他列出一份“十大转变”清单——从获得学位走向持续学习，从寻找答案走向提出问题，从个人成就走向团队创造，从遵循规则，走向打破规则；从寻找正确答案，走向提出正确的问题；从考试成绩，走向领导力；从智商，走向“街头智慧”；从避免失败，走向利用失败；从获取知识，走向影响人类行为；从成为专业人士，走向成为创业者。这十条，每一条都在拆解现代教育体系的钢筋水泥。

然后他引用了萧伯纳的话，这句话像钉子一样扎进现场：

“理智的人让自己适应世界；不理智的人坚持让世界适应自己。”

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究竟在培养理智的人，还是不理智的人？

芝加哥大学Booth全球学位项目副院长Elizabeth O'Neill说：“芝加哥大学更倾向于培养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一句话划清了教育新旧范式的界限。

《第五维度》作者姜迅则把话说得更直接：“过去两三百年，教育的核心目的是筛选出什么样能力的人去匹配什么样的流水线。但AI正在改变这一点——当一个人只要能够提出问题，AI就可以帮助他快速获得解决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西湖大学“未来人类联合研究院”执行院长郭放把问题推向了更深处：“如果你成为分布内的一个点，就很容易被大模型取代。你要做的，是努力让自己成为分布外的一个点。”

一个简单的数学隐喻，点破了教育最残酷的现实。

这场讨论没有给出答案。这不仅是中国的挑战，也是全球教育体系的共同命题。

问题是：谁在听？

                                “把AI答案当草稿，不当终稿”

                  ——当AI让“会做事”不再稀缺，什么更值得被定价？

如果说教育是起点，就业则是第一次真实世界的检验。

芝加哥大学职业发展项目副总监Ryan Bedell带来一组企业端的反馈。学生问“AI会抢走我的工作吗”，家长问“现在该培养什么能力”，而企业问的是另一个问题：谁能帮我们在AI时代解决问题、创造价值？

Ryan说：“这三类人之间的信息差，正在制造一种集体焦虑。”

基于与全球金融、咨询、医疗、科技等行业数百家企业的长期交流，Ryan总结出AI时代雇主最看重的四项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真实表达能力、将想法落地的能力、人与人之间建立连接与协作的能力。然后他在现场反复引用一句话：

“最好的学生，是把每一个AI答案当作初稿、而非终稿的人。”

翻译一下：AI生成答案，但你要对它负责——判断它是否正确，追问它是否完整，验证它是否可靠。

在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余天雯的主持下，一场圆桌讨论让问题更加尖锐。

青年代表洪卓芝从自身经历出发：“我曾经把任务直接交给AI，发现答案太完整了，完整到我根本没有给自己思考的机会。从那以后，我逼自己先想清楚，再让AI来挑战我。”

3C AGI Partners创始人兼CEO王康曼的表述更直接：

“如果一个task能够被AI代替，这个工作其实是可以完全不需要人的。”

她以美国银行业为例：大量标准化、重复性的后台岗位正在消失，而那些需要理解客户、推动关系、创造业务价值的岗位，反而因为AI变得更强大。换句话说，AI在消灭“不需要思考”的工作，同时放大“需要判断”的人。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讲席教授修大成从认知层面进一步指出：“取代人的不是AI，而是会用AI的人。我们要从恐惧、焦虑、抗拒，转化为拥抱和创造。”

余天雯最后列了一份清单：问题定义能力、专业判断力、学习敏捷性、协作能力、同理心、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和创造力。

清单很长。但核心只有一句：可以交给AI的部分正在变大，但问题定义、专业判断、人际连接、对结果的责任——这些跨越文化的通用能力——仍然必须留在人手里。

问题是：大学教吗？企业认吗？社会信吗？

                                 “一个人加一台笔记本，就够了”

                         ——当AI降低创业门槛，什么变得更稀缺？

创业曾经是资金、团队、资源和经验的游戏。AI正在改变这个游戏规则。

《胡润百富》创刊人胡润站上台，带着一组全球数据：全球独角兽企业已达1600家，总价值增长40%，AI企业估值平均是金融科技企业的三倍。

主题演讲《当AI成为合伙人，青年的创业机会在哪里？》，《胡润百富》创刊人，胡润

他说起自己29岁创业的经历，没有宏伟计划，更像一只“寻找机会的狗”：“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往这里走；好像那里也挺好的，那里肉挺好吃的，就吃一点。”

这种对变化的敏锐捕捉，正是AI时代创业者最需要的能力。

胡润认为，独角兽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活力的硬指标：

“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独角兽多，就代表这个城市、国家的发展前景。”

从全球分布来看，中国和美国合计占据全球独角兽的70%以上，欧洲也在追赶——英国以80家独角兽位列全球第三，超过印度。但他更关注一个正在发生的趋势：

“一个人加一台笔记本，就够了。庞大的团队不再是必需品。”

但在圆桌讨论中，由青年观察家秦如愿主持，四位嘉宾的观点让这个趋势变得更复杂。

全球增长顾问Klaus Wehage观察过50多个国家的创业生态。他提醒：AI降低的是执行成本，却没有降低发现真实问题的难度。

“你要解决的问题，‘走得出去’吗？”

意思是：你的解决方案能跨越文化和市场的边界吗？如果不能，技术再强也没用。

木链科技创始人向昶宇从制造业视角指出：AI正在推动一种新的“劳动力平权”——过去很多复杂能力集中在少数专业人士手中，而AI正在降低普通人创造价值的门槛。但他也提醒：人仍然需要保持深度思考能力，否则只是被工具推动，而不是利用工具创造。

蓝衬衣集团亚洲区董事总经理Gary Dvorchak把话题推向全球竞争：

“你永远不会在底层智能上做出差异——差异在于你用它做什么、你怎么走向市场。今天AI模型正在成为新的基础设施，而大量尚未被解决的问题，正等待全球创业者去探索。”

胡润最后回应了“一人公司”的讨论：“AI可以帮助创业者提高效率，却无法替代创业者对机会的判断。真正决定一家公司的，仍然是创始人发现趋势、理解用户、创造价值的能力。”

当创业门槛降到史上最低，什么变得更稀缺？答案很清晰：发现真实问题的能力、跨越边界的视野、对一个领域足够深的判断。

问题是：门槛低了，但天花板更高了。

                           “在速度沸腾的展馆里，最安静的三分钟”

                             ——当技术定义能力，什么定义人？

一整天的讨论都在回答“向外怎么选”，压轴的一个小时，留给了“向内怎么立”。

主题演讲《WAKE UP to Our Senses：感官觉醒，智性回归——AI时代，青年如何确立自我》，斯坦福大学整合医学中心临床教授及正念项目主任、美中心理治疗研究院院长童慧琦

斯坦福大学整合医学中心临床教授及正念项目主任童慧琦的开场出乎所有人意料：她请全场放下手机，闭上眼睛，做三次完整的呼吸。在一座为速度沸腾的展馆里，这是全天最安静的三分钟。

她的命题由此展开——“感官觉醒，智性回归”：碳基生命与硅基生命的不同，在于我们拥有感官，“可以跟鲜活的、当下的生命产生连接，这是AI没有办法做到的”。

她讲了一个故事。斯坦福有一位博士生，数据已经完备，论文已经写好，但迟迟不肯毕业。原因是什么？“因为一旦毕业，我就不知道要去哪里工作。”

童慧琦说：“这不是不够优秀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光有能力是不够的，光有学历也是不够的，因为一切都在急剧变化。”

她引用了一组数据：全球14,000名大学生调查显示，18到29岁的年轻人中，相当比例正经历抑郁与焦虑。技术越发达，人的精神状态却越脆弱——这是一个需要被正视的悖论。

她的答案是一场东西方智慧的相遇。

130年前，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里写下：把发散的注意力一遍一遍带回来的能力，是判断、性格与意志的根源。他写道，一种可以提高这种能力的教育，是“最卓越的教育”。

童慧琦轻声说：“他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远在东方，一个两千多年的智慧传承，早已在练习同一件事。”

她把这种能力提炼为AI时代的“5C”：专注、平静、明晰、创造力、慈悲——一个内在的操作系统，帮助人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找到锚点。

演讲的最后，她引用曾鸣教授的话送给所有人：

“No fear——开放地去了解这个时代在发生什么，成为一个参与者、共创者。”

向外奔跑的能力很重要。但向内安顿的能力，可能是跨越所有文化差异的共同底盘。

问题是：有多少人学会了奔跑，却忘了怎么停下来？

                                     当思想的火种点燃夜晚

                            ——四场平行活动，一场真实碰撞

白天的议程交给思想，夜晚留给体验与连接。

当晚，四场平行活动在世博展览馆同步展开，思享会的命题从“被听见”延伸至“被动手验证”。

「知乎 × Agent上头俱乐部」把舞台交给最年轻的builder——18岁的Agent开发者情酱、00后创业者Jenny、清华在读的王珂，与字节跳动HR创新业务负责人Bianca同台。做Agent的人和观察年轻人的人，交换彼此的好奇。这场对话没有预设的结论，只有来自一线的真实手感：Agent开发的真实门槛在哪里？当工具越来越强，年轻人如何建立真正的技术判断力？新一代builder的思维方式，和上一代开发者到底有何不同？答案在碰撞中浮现。

「RTE Dev Party」将空间交给AI开发者与生态建设者。AI产品从业者、开发者与社群主理人在这里交流RTE（Real-Time Engagement）、Agent以及智能硬件等方向的发展趋势。技术讨论不再停留在代码和产品之外，而是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形成新的连接——新的合作、新的想法，从一次偶然的碰撞中发生。

「WaytoAGI围炉夜话」延续了社区交流的开放氛围。围绕AI教育、社区成长与青年实践，参与者分享自己的探索路径与真实经验。没有讲台，没有议程，只有围坐的讨论。在这里，AI不是一个遥远的产业趋势，而是正在被不同个体使用、理解和重新定义的日常工具。

「CSDN AtomCode AI Coding Bar」则把AI Coding直接带到现场。参与者与产品团队面对面交流，通过实际操作体验AI辅助开发的过程。在悠然小酌中，从讨论技术可能到亲手完成一次创造，AI从概念变成了可以被使用、验证和迭代的实践。

四场活动，四种形态，指向同一个事实：AI的讨论不应该只停留在舞台上，它需要在动手、对话和碰撞中被真正理解。

结语：

这些问题没有被解答。

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尼日利亚、阿联酋的教育者、企业家、思想者坐在一起，共同回应这些困惑。没有人给出标准答案。

但也许，标准答案本来就不存在。

就在这场思享会举行的前一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他提出了四大“时代之问”：

“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

四个问题，也是思享会上五个人困惑的另一种表达。

习近平主席还强调：“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而下沉广场里这场思享会所做的，正是用五个人的真实困惑和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讨论，逼近同一个命题的另一面：在技术狂奔的时代，人如何保持提问的能力、感知的温度和内心的锚点？当机器开始思考，人如何保持提问的能力？当算法参与决策，谁对结果负责？当技术挑战伦理，教育的底线在哪里？当鸿沟不断拉大，那些无法被量化的感知、判断与连接，如何不被遗忘？

AI是一道相同的时代命题，落在每个人头上却有着不同的重量。

它是硅谷投资人眼里的应用层爆发，是芝加哥教授眼里的正确AI观，是香港投资人眼里那道“valuable还是not necessary”的自问，也是斯坦福课堂上那句“No fear”。

五个人把困惑摊在台上，没有人给出标准答案。

但也许这就是答案：技术有答案，人生没有。当大会开幕式上的“时代之问”与下沉广场里的“个人之问”形成回响——方向感，或许已经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