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大迁徙，东南亚正被重新瓜分

2026年5月，瑞典服装零售巨头H&M宣布了一则人事变动，其位于新加坡的东南亚总部将迁往马来西亚吉隆坡，78个职位受到影响。

此前两个月，荷兰啤酒集团喜力也放出消息，把亚太区的大规模酿造业务转移到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工厂。

本地品牌同样没有幸免，面包生产商Gardenia一口气裁掉了141名新加坡工人，理由是把面包生产线迁往马来西亚，以“在日益具有挑战性的全球环境中保持竞争力”。

一连串的消息叠加在一起，很容易让人认为，新加坡的运营成本太高了，企业都在逃离这个全球最昂贵的城市国家。

的确，成本是问题的一部分，但还有另一方面的因素。

就在距离新加坡仅一桥之隔的马来西亚柔佛州，一个名为“柔佛—新加坡特别经济区”（JS‑SEZ）的庞大计划正在快速落地。官方文件说，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享受低至5%的企业所得税率。

而在桥的另一头，新加坡的标准企业税率是17%。对于年利润过亿新元的区域总部来说，12个百分点的税率差距意味着每年数以千万新元计的额外利润直接留在股东口袋里。

与此同时，在东南亚大陆的另一端，来自中国的制造业投资正以翻倍的速度涌入越南、柬埔寨和印尼。

越南的电子产业全球市场份额从2016年的2.68%跃升到2022年的4.48%，一派的繁荣。

可是如果看这些工厂内部，就会发现，大量的流水线开动了，但驾驭这些产线的核心工程知识仍然被锁在外国技术主管的头脑里和外国 母公司的服务器上。

柬埔寨从2016年到2023年间吸纳了20亿美元的中国制造业直接投资，可同期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提升了9.2个百分点。

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复杂性指数几乎原地踏步，显示其生产复杂商品的能力并未因资本涌入而显著提高。

这些事情的叠加，让我们无法轻易判定对错，在这轮迁徙里，一部分企业把“应税利润”的落地点挪到了成本更低的区域，而把真正创造高附加值的能力留在了原地；另一部分投资则把厂房和机器搬了过来，却把“知识密度”牢牢锁在了母国。两种动向一西一东，正在东南亚的土地上共同制造出一种新型的“工业化假象”，GDP数字在增长，出口额在攀升，但国民财富的底层增值能力却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强化。

除了成本，还有什么？

把H&M和喜力为何会这样选择？

柔佛—新加坡特别经济区提供的5%优惠税率，以及马来西亚为吸引区域总部落地而配套的一系列税收减免，是这些跨国企业的财务总监们动心的真正原因。

在企业税务筹划领域，有一种长期存在的操作思路叫做“双居民身份架构”。

它的运作逻辑大致是这样的，一家跨国集团在甲国保留总部职能、战略决策团队、创新中心和无形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同时将大规模运营实体、生产活动以及与之挂钩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安置在乙国。

甲国提供完善的法律体系、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网络和高素质人才池，但税负相对不低；乙国则提供低廉的运营成本和极具竞争力的有效税率。

通过在两个国家之间合法地切分“决策大脑”和“盈利身体”，企业在甲国维持着税收居民身份所带来的协定优惠和商业信誉，同时把相当一部分应税利润转移到了乙国的低税区。

H&M和喜力的动作几乎就是这种架构。

H&M明确表示，即便把东南亚总部迁到吉隆坡，它仍将在新加坡保留办公室，继续运营零售业务。

喜力强调，新加坡将继续作为其“区域商业运营、物流、创新和GenAI驱动能力基地”。

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关掉或迁移的，是那些产生规模化应税收入的环节；留在新加坡的，是那些难以被量化征税，却真正决定企业长期竞争力的无形资产——品牌管理、研发决策、数据算法和关键人才。

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这种安排算不上损失。

它丢掉了一些中等薪酬岗位和一部分GDP核算中的实体产值，但巩固了自身作为区域知识中枢和高端服务节点的地位。

而进入马来西亚的利润，虽然增加了当地的经济活动和税收，却未必能自动转化为本地企业和劳动者的深度能力积累。一个国家拿到了“工厂”和“总部”的名头，另一个国家则保留了对整个区域生意最值钱部分的控制权。

中间的桥梁，就是那被精心设计的税收制度差异。

特别是，这种跨海峡的利润落地策略，还赶在了一个特殊的全球税制变革窗口期密集发生的时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动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第二支柱）已经进入部分辖区的实施阶段，它旨在确保大型跨国企业无论在哪里运营，有效税率都不低于15%。

JS‑SEZ的5%优惠税率如果缺少实质性经营活动作为支撑，未来很可能面临补税压力。

这种政策预期本身，反而在短期内加速了一些企业抢在规则完全收紧之前，把利润中心搬迁到低税区，并配上足够的实体运营外壳，哪怕只是区域采购办公室、共享服务中心或者轻量级加工线。

新加坡管理大学的阿尔文·林教授在接受采访时点出“自2026年初以来，这些公司中有明显的波动作业转移到马来西亚”，其背后正是这一连串政策信号的叠加反应。

但是，用5%的税率吸引来的，究竟是愿意长期扎根、带动本地技术和管理能力升级的投资者，还是只是在寻找下一个税收洼地落脚点的套利资本？目前看到的证据还不足以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柔佛海峡两岸这种“大脑”和“身体”的精密拆分，已经清楚地展示了一件事，在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中，利润的定居地，比工厂的位置更加灵活，也更加隐蔽。

工厂来了，但头脑还留在母国

在东南亚，来自中国的制造业绿地投资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2020年到2023年间，中国对东盟制造业的绿地外商直接投资年均达到129亿美元，几乎是从前三年年均61亿美元的两倍多。

越南、柬埔寨和印尼吸收的金额尤其突出，越南的电子元件、半导体和通信设备领域更是吸纳了三分之一的中国制造业直接投资。

如果只看出口数据，这是胜利。

越南电子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从2016年的2.68%一路攀升到2022年的4.48%，绝对增幅高达67%。

柬埔寨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在稳步增长，工厂就业人数占总就业的比重同步上升，一切都像在复刻四十年前东亚地区从日本开始的“雁行模式”产业转移。

可是，这里有一个经济复杂度指数（ECI）揭露出来的断层。

ECI衡量的不是一国出口的总量，而是其出口篮子所包含的知识多样性和独特性。如果一国出口的产品主要依赖从别国进口的高知识密度中间品，只在本国完成最后的组装工序，那么即便出口金额很高，ECI的改善也会非常有限。

真实的数据是，在接受中国制造业直接投资最多的五个东盟国家中，马来西亚和泰国的ECI得分在2016年到2023年间几乎原地不动，印尼和柬埔寨更是显著低于全球中位数，表明它们生产复杂商品和服务的深层能力并没有随着工厂数量的增加而同步提升。

问题的根源在于知识转移过程发生了一个关键断裂。

外资把资本品，也就是工厂、设备、流水线和检测仪器，转移到了东道国，这些物理资产看得见、摸得着，也进入了当地的GDP统计。

可是，运转这些资本品所需要的“过程知识”，比如电子组装线上的工艺参数设定逻辑、设备校准的补偿算法、新材料导入时的验证流程等等，并没有以系统化的方式沉淀给本地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大量中国投资项目的核心技术人员和管理流程仍然高度依赖中国 母公司的外派员工和内部系统，越南本地员工执行的，往往是标准化操作手册里规定的动作序列，背后的工程逻辑则鲜少有机会接触和消化。

这种情况与1980年代日本企业向东南亚转移制造业时发生的知识扩散路径有着明显差异。

当时的日本企业不仅转移产线，也系统性地输出了“现场改善”、全员质量管理和供应商共同培育等方法体系，外籍工程师长期驻扎，与当地企业共建品质管理的整套生态。这轮中国制造业的外迁则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商业节奏和地缘政治背景下。

企业的首要驱动力往往是在美国对华关税壁垒不断加高的形势下，保住欧美市场份额。

这种“被动外迁”天然带着一个心理预设，核心工序和技术知识放在母国更安全，海外基地只需要做到能完成最终组装、拿到当地原产地证明就足够了。

柬埔寨的情况便是如此。

2016年到2023年间，中国对柬埔寨制造业的绿地投资总额为20亿美元，而2016年该国制造业增加值基数为32亿美元，商品出口为85亿美元，投资量级不可谓不大。

然而同一时期柬埔寨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仅提升了不到10个百分点，经济复杂性指数依然深陷负值区间。

这些事实暗示，投资主要是拓张了既有产品类别的产能规模，而不是催化出新的、更具知识含量的生产门类。

从服装箱包到简单的电子组装，工人换了一个车间，但国家整体生产能力的知识含量并没有实现质的跃升。

如果用一个概念来概括这种局面，它应该被称为“知识断流”。

资本品实现了跨境位移，但驾驭这些资本品的隐性知识被拦在了国门之外。

结果就是，东南亚一部分国家的工业化呈现出一种“宽化”而非“深化”的特征：制造业门类变多了，工厂变多了，但整个经济体系创造独特知识、攀爬技术阶梯的内生能力并没有得到相应加强。

这种模式在全球化顺风顺水、关税壁垒低、原产地规则宽松的时代也许还能维持，可一旦外部贸易条件收紧，它的脆弱性就会迅速暴露出来。

当关税工具开始瞄准“三角供应链”

美国近年来的贸易政策工具箱里，有一件正在被磨得越来越锋利的工具，叫做“实质性转变”原产地审查。

它的核心作用是判断一件产品是否在第三国经历了足够的制造过程，从而可以将原产地从原来的国家变更为第三国。

在全球化分工高度细化的今天，这道程序直接决定了商品应当适用哪个国家的关税税率。

在美中贸易摩擦升级的早期阶段，一个常见的应对方式是将中国的中间品，比如已经完成了晶圆制造和部分封装的半导体器件，或者完成了核心模块组装的电子产品等运往越南、马来西亚或墨西哥，在那里完成最后的外壳组装、测试和包装，然后以当地原产的身份出口到美国，从而避开针对中国商品的高额惩罚性关税。

这套做法在业内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做“供应链洗澡”。

它不要求真正的技术转移，只需要一个具备基本组装能力的车间，外加一张符合原产地规则格式要求的证书。

不过，当美国海关和贸易监管部门开始收紧“实质性转变”的认定标准时，整个模式的根基被动摇了。

按照更为严格的审查逻辑，如果一件电子产品中，核心的晶圆制造仍然在中国完成，马来西亚只做了后端的封装测试，越南只负责了最后的整机组装和贴标，那么这件产品的本质制造工序仍然发生在中国，其原产地可能被重新判定为中国，从而适用高额关税。

如此一来，那些仅仅把最后一道工序放在东南亚以获取“东盟原产地证”的出口导向型投资，会面临直接的商业风险，关税成本一旦追加上去，整个项目的盈利模型就将不复存在。

这个政策趋势表面上看起来是对规避关税行为的精准打击，但它同时给东南亚的工业化进程抛来了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

一方面，关税压力倒逼中国企业必须把更多的实质性制造环节搬到东南亚，而不仅仅是把最简单的组装环节外溢出来。

这种“深度本地化”如果能真正落地，势必会带动一部分过程知识的转移，迫使外国投资者在当地培训能够理解工艺逻辑的中层工程师，甚至逐步把研发资源也配置过来。这正是世界银行“投资—注入—创新”框架中从“注入”到“创新”跃迁所需要的外部推力。

但另一方面，深度本地化所需的投入远超组装车间。

它需要稳定的电力供应、合格的工业用水处理系统、精密模具和夹具的本地供应能力、大批能够阅读工程图纸和调整生产参数的技术人员，以及一个可预期的贸易政策环境。当前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恰恰在严重侵蚀这最后一项条件。

企业不知道下一轮关税会否在半年后突然调整，不知道原产地规则的审查口径会否继续收紧，这导致它们在做投资决策时倾向于“再等一等”，暂时维持最低限度合规的轻资产布局，而非大举投资能够带来真正知识溢出的本地化研发和深加工设施。

到最后，一个几乎带有悖论性质的循环就此形成，为了规避关税而建立的浅层组装模式，正遭到关税规则的精准打击；而规则收紧本应催化的深度本地化，又被规则本身的不确定性所抑制。

循环的结果便是相当一部分产能被锁定在“刚好够拿到原产地证”的脆弱平衡点上，一旦贸易政策的风向再度生变，这些产能就面临被连根拔起的风险，而东道国除了收回一些厂房租赁费用之外，很难从这段经历中获得持久的能力积累。

关税工具在精准打击三角供应链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加剧了“知识断流”的结构性困境。

电动汽车与AI赛道，新瓶旧酒还是真正的升维？

当传统制造业领域的浅层本地化困境尚未解开时，东南亚多国已经开始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新一代产业——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都在用税收减免、土地优惠和市场准入条件，吸引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和西方的电动汽车及电池制造商落地。

印尼坐拥全球最大的镍储量，更是频繁提及要将自己打造成电动汽车电池的全球枢纽。

与此同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纷纷宣布建设大型数据中心园区，希望搭上人工智能的算力浪潮。

这些布局在方向上是合理的，在叙述上也极具号召力。

可如果代入前面讨论过的“知识断流”方面去看，就会发现其中潜藏着一种路径惯性，新的产业赛道，很可能只是换了外壳的旧模式。

以印尼的电池产业为例。

印尼政府对镍原矿出口实施禁令，迫使外资在印尼境内建设冶炼厂和电池材料加工设施。这个政策确实改变了印尼的出口结构，从直接卖矿石变成了出口镍铁、镍中间品甚至前驱体。

但深入到工厂层面，多数冶炼和精炼项目由中国企业主导投资、设计、建设和运营，关键工序的技术参数由中方工程团队掌握，核心设备的维护也高度依赖中国供应商。

印尼本土在这一过程中固然获得了一部分就业和税收，但还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其本土企业已经掌握了正极材料前驱体的合成工艺、电芯化学成分的配比优化或电池管理系统的基础算法。

如果知识密集的工序仍然被锁定在投资方的母公司体系内部，印尼的电池产业就只是在矿产资源之上增加了一层资本密集的加工外壳，这与出口矿产原矿在国民财富积累意义上的差别，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大。

数据中心热潮的逻辑也存在类似的结构性隐忧。

数据中心是资本和能源高度密集的基础设施，一旦建成，对本地就业的吸纳能力远低于制造业工厂。真正的价值增量在于数据中心之上运行的大模型训练、推理服务和行业应用开发。目前，这些高附加值环节的研发和商业落地绝大部分仍集中在美国和中国的科技巨头总部。

东南亚国家提供土地、电力、冷却水资源和税收优惠，换取的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期投资数字和少量的运维岗位。

如果不伴随本土AI算法能力、数据治理能力和应用开发能力的同步成长，大规模数据中心投资最终可能只是数字时代的新型“代工车间”——承担了能耗成本，却拿不到数据资产的定价权。

从电动汽车到人工智能，问题的核心一直都没有变，投资本身并不自动带来“知识注入”，知识注入也并不自动触发“创新能力”。

这三者之间的升维，需要有意识的国家能力建设来充当桥梁。更直接地说，政策制定者需要设计出一种“知识本地化强制机制”。

这不是要吓退外资，只是要在税收优惠、土地批租、市场准入的审批条件中，系统性地嵌入技术转让要求、本地研发投入门槛、本土人才培训计划以及中小企业融入外资供应链的专项扶持。

JS‑SEZ的5%优惠税率如果只吸引来一批轻资产的利润结算中心，而不能催生出一批具备独立工艺研发能力的本地企业集群，那么这5%就只是在消耗本国税基来补贴跨国公司的财务优化策略。

反之，如果补贴和准入条件能够绑定具体的知识转移绩效，比如在本地设立的研发中心必须达到一定数量的本地专利产出，或者必须向本土供应商开放一定比例的工艺培训课程——那么同等的税收代价换来的是国家生产能力的实质性提升。

新加坡在这套逻辑里之所以显得游刃有余，并不是因为它拥有更大的国内市场或者更便宜的劳动力，而是因为它几代人以来持续投资于人才密度、法治环境和基础研究，让自己成为整个区域不可替代的知识型总部锚地。

当制造利润流向低税率邻国时，新加坡依然在无形资产和决策权上掌握着分配利润的能力。

这个事实本身就对其他东南亚国家构成了最清晰的参照，在这场全球产业版图的重新划分中，真正的胜负手不在于谁接到了更多的工厂，而在于谁在工厂运行的过程中，把运行工厂的头脑长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说在最后

过去几十年里，东亚地区不断追求要成为世界工厂，可与从中真正实现国民富裕，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工厂可以在一纸投资协议签订后的18个月内拔地而起，产线可以在三个月内调试完毕投入量产，出口额可以在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后写入政府的统计报告。

而要把驾驭工厂的知识体系、培育创新能力的制度土壤和一代能够独立进行工艺决策的工程师队伍内化于一国经济体之内，至少需要一个代际的持续投入。

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在全球制造业版图中建立起部分领域的技术话语权，用了超过四十年时间，其间伴随着教育培训的系统性扩张、本土供应链的漫长爬升以及对消化吸收外来技术的政策坚持。

今天东南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远比当年更为复杂，全球化正在退潮，关税工具被频繁武器化，大国之间的技术竞争让核心知识更加被小心翼翼地守护。

这意味着东南亚国家可用的时间窗口可能更窄，试错的余地也更小。

也正因为如此，如何对待眼前这波汹涌而来的投资潮，就显得格外关键。

如果只满足于用税率优惠和廉价土地来承接一切愿意落地的项目，东南亚将收获的是报表上的增长数据和就业岗位，却可能在十年后发现自己仍然站在全球价值链的同一级台阶上。

而有意识地在引资协议中植入知识转移条款、下决心投资中等技术教育、甄别并优先拥抱那些真正愿意进行本地研发和能力共建的投资者，这些选择做起来远不如剪彩仪式那样风光，却是决定一代人之后这片土地究竟是在创造财富，还是仅仅在替他人搬运财富的根本分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东针商略”，作者：东针商略，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