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腾讯登上企鹅岛

竞核·2026年05月25日 16:55

一个互联网帝国，开始从城市里撤退

飞机低低地掠过前海上空，轰鸣声盖住了海风。Pie下意识地望向窗外，他刚搬到“企鹅岛”不久，却已经习惯了两三周出一次岛，自称悲观的他，眼下最重要的课题，是“从被工作占满的生活里找意义”。

岛上的风很大，四面无遮挡。天气好的时候，太阳会直直晒下来；台风天，风又会从海边灌进来，吹得人站不稳。用Pie的话说，“有一种孤悬海外的感觉。”

五年前，这里还是大铲湾的一片海。2021年，腾讯宣布斥资319亿，填海造陆，又盖上了楼。于是，一座新的互联网园区慢慢浮出海面。

目前已建设完成的腾讯深圳总部项目04街区，包含三座相互联通的腾云中心，以及六座云海大厦办公楼。图片来源：深圳发布

这背后当然有诸多现实考量：85.2亿元底价拿下大铲湾地块，绕开了陆地拆迁的高额补偿；宝安区政府提供了税收与配套支持；深圳也同步推进桥梁、隧道与地铁建设，将整座岛接入城市系统。

但无论如何，这件事在员工心里，形成了某种大厂时代遗留下来的更具象征意味的表达——“买下一座岛给员工”。这很微妙，它足以使很多人一边抱怨通勤、风大、没车位，一边悄悄为被公司“承包一切”而自豪。

2025年底起，腾讯IEG（互动娱乐事业群）的员工开始陆续“登岛”。

去年十一月，魔方率先迁入；今年农历新年前，光子紧随其后。四大自研工作室群中，天美去年已迁至前海腾讯数码大厦，北极光远栖上海滨江。其余仍在科兴的IEG部门，五月底前全部上岛。按照规划：云海一栋是魔方，二栋是光子，三栋是发行线、IEGG、中台、公线，四栋是子公司，五栋是外包。

魔方登岛来源：小红书

连搬迁顺序里都充斥着腾讯式的都市传说：有人说，魔方最早搬，是因为“属水”；光子则一度不情愿——他们专门找人算过，科兴“更旺”自己。

光子登岛来源：小红书

总之，加上PCG等其他事业群，首批登岛将超过3.5万人，未来总容纳量超过8万。

发行线登岛来源：小红书

过去二十年，中国互联网公司始终是“嵌入城市”的。

腾讯在深圳科兴，网易在杭州滨江，米哈游在上海漕河泾，字节在北京知春路。那些地方不仅有大厂，还有外包团队、创业公司、MCN、猎头、24H咖啡店、夜宵摊，以及凌晨一点仍然堵在路边等单的网约车。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开放、混杂、不断流动的互联网街区生态。

但企鹅岛不同。

人们提到它，总会联想到苹果园区、任天堂总部，甚至更像科技公司版“机关系统”，它不只是办公园区，还把居住、商业、社交、娱乐、医疗、教育等纳入同一个系统。用岛上的人话说，“方圆1.5公里，所有需求都能满足。”很多事情，不再需要离开腾讯。

目前还在施工中的腾讯深圳总部项目05街区，建成后将包含11栋企鹅公寓、明湾学校（民办）、前湾学校（公办）、文体中心等配套设施。图片来源：Perkins&Will

为了这篇稿件，五月上旬，我在岛上蹲了两周，与14位受访者进行了深度交流。其中11位是腾讯员工，3位来自周边配套行业，采访对象年龄大多在22至35岁之间：有刚毕业不久的“小鹅”，也有在腾讯待了十年的“老鹅”；有努力想转“子编”的外包，也有已经把腾讯当作“最后一家公司”的人。仅采访速记超十五万字。

聊天时，我常惊讶于鹅厂年轻人的成熟和严谨：他们大多逻辑清晰、情绪稳定，拥有至少一项接近专业级的爱好，尽力保持work life balance；但有时，我又会觉得他们像是被保护得太好的孩子，带着某种“学生气”——如果游戏公司也有生态，腾讯就像iOS系统。在这个更关注内部的环境里，正编、子公司、外包等标签被不断强化，人的自我评价更多来自系统内部；与此同时，赛马文化下，各项目组之间的竞争，往往远高于对外部游戏公司的关注。

在我看来，深圳的鹅厂人，是一群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环境下，仍有机会活在某种“乌托邦”里的年轻人——他们拥有亮眼的学历，聪明、务实、懂得变通，也更在意个体感受、容易自洽，甚至在外界看来，或许有些“躺平”、不太关注外面的世界。很多人非常幸运，在中国游戏的高速增长期，一毕业就进入了腾讯，在内部庞大的活水系统中度过漫长职业周期；也有人从其他头部公司社招进入，停在此处，将之称作“避难所”。采访里，我听到最多的词之一是“退休”。如果可以，很多人愿意一直留在腾讯。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稳定、理性与松弛，并不完全来自于个性，更像是长期生活在这套系统中的结果。

撰稿时，我仍然有所担忧：他们未必能代表全部鹅厂游戏人。他们代表不了中高层——据我所知，钱和权力聚拢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大逃杀”；他们也代表不了分散在上海、成都和其他城市的同事，工作氛围与价值观，很多时候取决于所在地、项目组以及“老大”的风格；他们甚至不能完全代表3.5万企鹅岛岛民，那些不愿表达和社交的深度“I”人、程序员往往样本偏少，后者或许拥有完全不同的生活节奏，及对行业和公司的见解；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代表不了过去的自己，如果回到三年前版号寒冬、行业下滑的危机关头，他们也未必会像今天这样，平静地谈论自己的家庭、爱情、爱好与退休计划。

于是，我更愿意把企鹅岛搬迁看作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一个时空切片。这篇文章回答不了“腾讯游戏能否摆脱路径依赖、获得持续成功”那样的命题，企业文化、人文关怀、创新能力之间从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

但至少，在中国互联网从“扩张时代”进入“存量时代”的过程中，企鹅岛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样本：当一家互联网巨头开始重新组织员工的工作、生活与社交时，会吸引来什么样的人，又会逐渐塑造出怎样的一种人格与文化。

仅供各位看客围观、讨论，忌轻易得出结论……

搬家

企鹅岛搬迁过程，像是一场大型模拟经营游戏。

工位是盲选的。搬家前，每个组的位置已提前划好，但工位只是一个数字，对应的会是一扇巨大的海景落地窗，还是人来人往的走廊过道，全凭运气。小亿觉得自己“运气爆棚”，搬家那天，她找到自己的数字，“帘子一拉开，直接能看到海。”

小亿工位外景

公寓也是随机的。公司设了摇号窗口，想住在岛上的人需要登记、排号，按无房、有房等指标分成A、B、C三批，每批2000号：第一天开0-100，第二天开100-200……莓子入职晚，最后一天才登记，却摇到了第一批，成功入住企鹅公寓。“它确实没有在里面设置什么特殊规则。”莓子说，“完全是随机的。”

企鹅公寓外景

聊到公寓为何如此抢手，鱼人来了兴致：最初，公寓定价在四五千。行政同学说，品质对标泊寓，价格也接近。同事们表示“不可接受”，纷纷在意见帖下留言：“这么贵，狗都不住。”最终上市惊喜价落到2000到2600，大家立马改口：“真香。”

最早入住的幸运“鹅”，最早遇到drama时刻。

第一批住户获得了朝向优先选择权，立马研究起来：一面朝园区，一面对马路，最理想的不必说，自然是朝向欢乐港湾，正对内海湾和摩天轮。轻轻毫不犹豫选了第三个，幻想着搬进“天空之城”，夜幕降临，站到窗边，看到前海的高楼一排排亮起灯来，美不胜收。

轻轻拍摄的窗外夜景

然而，到了夜里，窗子一开，耳边全是施工的“咚咚”声，群里开了锅：是地震了吗？怎么这么吵？

原来，他们只顾着欣赏远方的海景，没注意脚下还在修的跨海大桥。为了尽快联通对岸的宝安中心，需要乘车通勤的同学一直在催，市政特批了24小时施工。在行政同学的一声声道歉和解释中，这批住户很快学会了桥梁施工的行话：“打桩”“浇筑混凝土阶段”，于是，他们数着日子，无奈地望着窗外，推土机和塔吊在灯光下像沉默的巨兽，和无垠的海景一起，构成一幅荒诞的“海景工地”——“天空之城”突然有了实感。

住在岛上的毕竟只是小部分，腾讯大迁徙，最先嗅到变化的，是岛外的中介。

腾讯搬家的消息一出，科兴周边的租客开始退、转租。吖吖在科兴做了快两年租房，她的客户里已经有三个幸运儿摇到了岛上的公寓，“一个是10月份，一个是3月份，一个是5月份，都转了。”

流失最多的是四十多平的小户型，租金跟着掉得夸张，“以前6500的房子，最高峰能租到7000，现在5000多就能拿下。”好在科兴公司多、流动还算快，“提前一个月说，差不多都能转出去。”

早上九点的科兴依旧人来人往，但莓子注意到，这两周科兴的店铺已经关了一茬。

离企鹅岛最近的地铁是坪洲。阿荔跑过来见我时满头大汗，他刚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给要上岛的实习生，“5800，两个人租，每个人预算都有3000。”最近，他一边帮正式员工找房源，一边帮大批涌来的实习生找短租，电话、信息停不下来。他说，企鹅岛搬迁最大的影响反倒不是涨价——“是房子被他们租得差不多了，想要好房子满足不了他们，因为他们有预算。”

企鹅岛员工选房有三站：西乡、坪洲、碧海湾，每个站都有自己的商圈。再往上一个站，宝安中心，价格就上一个台阶——华侨城的单间70平要9000，壹方城旁边的酒店式公寓单间7000。

连带沙井房子也涨了，沙井离岛24公里，11号线八站地铁直达宝安，但上岛还要再折腾一段。土豆在沙井做中介，他说，“沙井的房租有企鹅岛一份功劳。”即便如此，沙井依然是性价比之王——科兴6000块只能租单间，沙井能租到很好的三房；差不多的房子，坪洲要4000，沙井1700。很多预算不高、或有家庭有车的，会选在沙井。

腾讯人的预算总是高一些，但也不全是刻板印象的样子。吖吖接过刚毕业就背着LV的小哥，也接过三个女生合租7000元的房子；阿荔接过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客户，月薪一万，上来就要租8000的房子，“要的是品质”；土豆接过两三个四人合租、人均不到一千的四房。也有普通家庭的孩子读书好、靠自己本事吃饭，就住得远一点。“刚毕业能拿出五六千租房子的，算很有钱了。三千多的群体才是最多的。”

但腾讯人有一个共性：他们对房子的要求，比价格更靠前。

“腾讯的人更看房子，而不是价格。价格敏感是有的，但没那么敏感。看装修、生活配套、新不新、好不好看。”吖吖说，“我们以前刚来深圳那会儿，熬一下。现在年轻人对自己一点都不差的。”

住的问题之外，行也一样折腾。

狮子住在二十公里外，登岛后开车上班。她没有正式车位，只拿到一张临时月卡——办的时候就知道是临时的，公司说过全部人上岛后就要收回。行政解释说填海地质复杂、车位有限。员工不买账：“车位不足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搪塞的理由。”

事实上，登岛前，公司内就有人讨论过科兴的拥堵问题，分析拥堵原因，列举医院和高铁站的车道布局，给出参考方案。登岛后，“停车问题”果然成了老大难，也成了社区里吵得最凶的事。

狮子刚听说要搬去企鹅岛时，就立刻买了车，提前一年多就开始排车位。她不担心自己排不到，反倒担心那些刚刚买车、住在三四十公里外的同事。

目前，公司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两公里外有一个地方可以停。狮子觉得好气又好笑。

鱼人还听说了一个更荒谬的说法：如果你摇到了公寓但没排到车位，你又有一辆车，上班时间必须把车从岛上开出去，停到指定停车场，再坐一个接驳小巴回岛上班。

但最近，鱼人说，不知道是不是行政承受了莫大的压力，停车位排队进度突然前进了1000名。“排队成功的同学纷纷感激涕零，又不敢声张，默默把车开进了岛内。这波真是大赦天下了。”

岛民们抱怨：现在上班最大的阻碍，是没法上班。

登岛

最初的忙乱之外，每个受访者都会不断地提到行政同学的努力。这某种程度上可能迫于鹅厂人的脾气——“我们的人很挑剔的。”轻轻说。

于是，企鹅岛像一个不断更新补丁的大型多人在线游戏。员工既是玩家，也是测试员。行政同学成了那个需要不停修补Bug的人。

去年11月，魔方成了岛上第一批“内测玩家”。搬来没几天，群里就炸了。有人说嗓子疼，有人说眼睛干涩，很多人怀疑办公室甲醛超标。行政一轮轮上门检测，后来，每排工位旁边都安上了空气净化器。有人甚至申请了三台，寻找一种被净化器环绕的安全感。

这种“挑剔”与“响应”的循环，成了企鹅岛乱中有序的特色场景。

员工通勤难，全城都可以申请增加班车站点和班次，“五到十个人在附近住，就能开一个新站”。企鹅公寓住户反馈盒马的生鲜、顺丰的数码需要当面签收，管家很快跟渠道谈好了申请资质，允许送货上门。有住在岛上的同学需要暂时反向通勤去科兴，投诉绿化带挡了赶班车的路，几天后，草坪里被挖出一条通道。

“我觉得在一个听起来很冷漠的互联网环境下面，还是挺宝贵的。”莓子说。

我按照小莫教我的路线，早上从科兴出发，坐地铁1号线到宝体C出口，换乘C70班车直达云海大厦1栋

慢慢的，大家开始安定下来。

很多人刚搬来时都会迷路。1栋魔方的食堂在1到3楼，2栋光子的在负一层，6栋楼下围着一圈档口，小莫找不到一个档口，随口问了一个工作人员，对方没有指路，而是“亲自把你带过去”。

Pie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住得远的人因为要赶班车，反而很少迟到；住岛上的人，却经常迟到。早餐取餐点原本在食堂里面，后来被打包好挪到了进大厦的路上——“行政发现太多人迟到，连走几步路的时间都帮你省了。”

有些时候，食堂“听劝”得令人困扰。

从在科兴开始，每个餐桌上就有一个二维码，不满意可以扫码反馈，工作人员会立即过来处理。

那天，狮子带我去食堂吃饭，我们正吃着，一个服务员走过来，柔声问道：菜品口味怎么样？狮子说，还可以。服务员没有走开：还可以吗？我也补了一句：不错不错。服务员说：给你换一个虾吧，因为刚刚有同学反馈说，这个虾好像有点咸。狮子连忙说不用了，服务员这才离开。

在企鹅岛“蹭”到的第一顿食堂

“这是有人投诉了。”狮子说。去年开始，很多常在食堂吃饭的同学发现，工作人员似乎有了KPI。“不仅给你更换，还从别的档口拿小吃给你，要你填问题回执，好像他们有KPI，一定要消掉投诉。”

岛上的商业也才刚刚开始。

魔方最初登岛时，几乎只有食堂可吃。最近的商场在四公里外，外卖常常要多加五到七块钱。离开了科兴的小摊小贩，人也被迫健康了起来。好在岛上还有罗森、百果园、麦当劳和星巴克，能应付正餐之外的需求。

餐馆很快一家家开起来。Gaga和大馥串烧是适合一人食的“社畜午间快餐”；榕意和哲品适合同事聚餐。路过五栋公寓楼下时，狮子看到一家标榜高端的理发Toni&Guy，源自伦敦，洗剪吹要100+，忍不住吐槽：腾讯是不是对自己员工的消费能力有什么错觉？

12月，Kuddo咖啡开业；1月，高大上的美国西海岸咖啡连锁Reborn Coffee在岛上开出中国首店，但生意始终比不过星巴克。某一天，四栋公寓楼下出现了一家小酒馆，去过的人吐槽“又贵又难喝”，老板灵机一动，挂出“凭工卡免费领鸡尾酒”的牌子，鱼人回忆起当时的场面，“那家伙，水泄不通，我就想着咱们鹅厂小伙伴也蛮爱占便宜的”，等活动一结束，酒馆又恢复了门可罗雀。老板本人在小红书上自嘲，企鹅岛店为“味雀塌房之作”。

春节一过，光子登岛了，更多店铺陆续开业。平价的优剪来了，打工人最爱的下午茶阿嬷手作和霸王茶姬也来了。3月，早就开始疯狂拉新的紫苏醒了开业，成了很多岛民聚餐的首选；新来的711开始大搞折扣，和罗森抢生意，岛上甚至出现了一家按摩店——康粹中医。楼下工地的围挡也拆除了，小亿发现，这里也叫前海石公园（大铲湾段），和对面的欢乐港湾是同一个。人们开始期待这片“海景工地”未来的样子。

4月，天怡兴百年蒸饺后来居上，成了饭点时人最多的餐馆。混果汁、瑞幸、Grid Coffee、ANNND接连开店。有人疑惑：“怎么好吃的小店没几个，咖啡店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的鹅厂人开始在小红书上起号，分享“企鹅岛美食攻略”，哪栋楼下又开了新食堂，哪个新档口值得一试；还有同学蠢蠢欲动，能不能自己也包个档口——毕竟，这里有3.5万稳定消费人群，是个“美食蓝海”。

岛上还有云海警务室、宝安区中心医院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昀湾文体中心、幼儿园、学校。这里越来越像一个完整的社区，甚至一座微型城市。

那几天，我轮流坐在岛上各个角落的奶茶店和咖啡店里。当你一整天盯着窗外的云海大楼，会产生一种活在游戏里的魔幻感：

早上九点到十点，大巴把人一车车运到岛上。上班的点一过，岛就空了，像游戏的初始界面。没走几步，就会定点刷新出NPC——清洁工、保安、餐馆服务员、工人。偶尔有几个戴着越南斗笠的园丁弯腰干活，让人恍惚。星巴克里，永远零星坐着几桌谈合作的人，嘴里说着“S级活动”“S级资源”。

十一点半，楼里开始有人三三两两往食堂走。高高的台阶上，人影被衬得很小。十二点，有人穿着拖鞋去买奶茶和果汁。星巴克里挤满了五六个人一桌、组团打游戏的人。下午两点，岛忽然空了。吃饭的人回到楼里。平台安静下来，只剩风和飞机的声音。三四点，办公楼下会刷出抽烟的人，便利店里刷出挑选零食的人。

沉浸在岛上的几天里，我有时真的会忘记这里其实有几万人，也会慢慢忘记自己其实还在城市里。

从学校到“学校”：校招“鹅”的生活

采访那天，鱼人反问我：“你会羡慕企鹅岛的员工有这样的工作和生活圆心吗？”

我愣了一下。圆心——这个词很准。在岛上，从公寓步行到工位只要五分钟。地下停车场联通每栋楼，生活被收拢成一个圆，圆心是工作。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是必须离开这里解决的。

我问了十几个人搬到岛上后的感受，大部分人给出的答案是：还好吧，挺方便的。后来，我发现，很多人在搬来企鹅岛之前，就已经在围绕圆心生活了。

小亿是校招进来的。

几年前，她从河南一个小县城考出来，毕业那年稀里糊涂投了腾讯，连BG都没看。“谁捞着你就去面哪条线，”她说，“命运的安排。”

“腾讯确实挺像大学，”她说。她自称是个“思想壁垒”不高的人，喜欢学习新事物，把新的视角带到不同岗位。接触新项目时，更多的是兴奋——她开始享受不断“做新人”、“心里还是没数”的感觉。

时间久了，她接触的大多是同事、同事的同事。好在大学同学很多在深圳，能让她保持跟其他圈层的联系。但慢慢她也发现，差距真的很大——工作的风格、关注的东西、晋升的规则，都差很多。那种“不一样”是什么，小亿也说不上来。

这两年，她的正念冥想开始有了效果，越来越向内求，她撒种子、看它发芽儿，就很满足。部门上岛后，她带着狗一起搬到了宝安，她发现自己的快乐不太来自于外界了。“心理也有肌肉，像健身一样，得练它才能生长起来。”

腾讯也是狮子的第一家公司，“大概率也是最后一家——懒得动，想早点退休。”她说。

她在腾讯结了婚，老公是同一届校招训练营的队友。她告诉我，IEG新员工入职时要参加的mini game比赛，不同部门的人组队做游戏，“每年都会出很多情侣”，她说，“相当于有别的机会认识同龄的人，又不是你隔壁的同事。”

我问她：这感觉像是没出过学校？

“差不多，”她说，“我没怎么换过环境。之前也考虑过活水，但过了半年也没把简历做出来。这里还是挺适合我这种懒的人的。”

公司的生活很方便，早饭免费，晚饭免费。早上九点，她跟老公一起开车上班，第一次上岛时，他们不熟悉路线，硬着头皮开，果然迟了很久。“但是没有关系，”她说，“所有人都迟了，因为都堵在路上。”

午饭过后，她带我在岛上兜圈。走到一处平台，她停下来。

“科兴上面那一层，会让你感觉很放松、很惬意，”她说，“有很多咖啡奶茶的档口，还有很多椅子。没事的时候，大家会把椅子拖到花坛边上坐着。夏天傍晚，风吹过来很凉快。”

她扫了一圈四周零星坐在花坛边的人，“这边儿呢？没有椅子，没有档口，除了花坛就是过道。它不惬意、不放松，大家上来就是走道儿，不是休息的。”

狮子身上有一种我反复在腾讯人那里看到的东西：他们会把任何问题都当成一个项目来推进——哪怕是车位。他们会认真观察公司的每一个细节，从档口周转到动线规划，每一件事都“操心”，然后发帖、建议、抗议。这种参与感，在今天的互联网环境里非常特殊。

狐狸也在腾讯快十年了，她更是堪称奇人。加拿大本科毕业后，她没离开过腾讯，全职工作期间，远程读了一个两年半的英国硕士、三个南加大的Summer School、还有一个未完成的哈佛Master。疫情期间，白天全职上班、半夜全职上网课，“不怎么睡觉”。她做项目管理，业余时间办了几场摄影展、当了几次电影节评委、拍短片、写小说、画漫画。

我问她做这些有什么目标、目的。“好玩儿，”她说，“我做好玩的事情多一点。”

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海外客户，之前疯狂投诉合作业务。她把事情解决了，和对方成了朋友。客户知道她喜欢摄影，特意扛了五公斤重的艺术家画册来中国。“他从酒店走了很远的路、拖着很重的行李箱到科兴，把画册从行李箱里拿出来给我的时候。”她说，这是她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和小亿一样，狐狸也在腾讯内部漂流了很久，但她完全是“兴趣导向”。刚来IEG时，她做商业分析，给大老板汇报海外工作室的投资策略；后来觉得做游戏更有意思，就“活水”到了光子做游戏研发；游戏要三五年才能上线，她有些熬不下去，想看看海外项目，又去了IEGG。这期间，她在USC学了编剧，自己也想做策划，于是原地从PM转岗做策划。直到最近，项目没做成，又重新回到光子。

腾讯很大，从一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都不需要离开公司。系统内部有一条完整的河流，你可以在里面漂流，不需要上岸。

我在光子楼的卫生间门上发现一张洛克王国世界“活水”海报

她认为，能有这样的机会成长，老板很重要。她第一次对接大客户时，不知道怎么处理投诉。领导一句话一句话地帮她改邮件，改了好几遍，才让她发。“我蛮幸运的”。

小亿、狮子、狐狸——她们都是校招进来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腾讯，系统是她们的“第二所大学”。她们想法相对简单，生活丰富，自我表达欲强。她们相信努力会有回报，相信系统会保护她们。

在我看来，深圳的腾讯像一个巨大的培养皿。这里有竞争，但不激烈——至少不像外面那样。很多机制指向的，是教你怎么在这个系统里自处。“腾讯的机制，当上leader的人，你只要不犯什么错，就不会被抛下了。”这是很多人的共识。于是大家有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目标：当Leader，等退休。

你很难说这好或不好，毕竟，在一个人人都在“突围”的时代里，能有一个不用急着突围的地方，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奢侈了。

社招“鹅”：另一种视角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运气。

还有一群人。他们没有在腾讯长大，从外面突围进来，带着另一个世界的记忆。

当校招“鹅”们习惯了围绕圆心的生活时，这群社招“鹅”具备明确的对比参照系，能清晰感知到腾讯文化的特殊性。他们为我带来了很多“外部视角”。

轻轻在华南大厂待了五年，我问她两家公司有什么不一样的气质。

“那可太不一样了。”她说，

在前司的几年间，组织架构连着变了三次，“先分组，组合并，组拆开，政策一天三变，精力都在内部PK”。此外，她还要花大量时间做汇报、算账，“我一个搞设计的，搞得跟会计一样，非常烦”。

来到腾讯后，她的工作没变，组织架构也类似，但不用再做工作以外的东西。

搬到企鹅岛后，她经常在楼下遇到前同事，“今天在楼下碰到个策划，明天碰到个美术。”前同事们不约而同把腾讯称为“避难所”。我问她，大家来了之后状态怎么样，她说，“人都变得温和了。”经历了这些，她把人的性格归结为环境的影响。“不是说人本身怎么样，因为大家都是工作嘛，是环境迫使人改变的。”

莓子从阿里跳过来，这是她的第二份工作。她用了一个词——“托举”。

准备换工作时，她在身边的朋友里做了深度的调研，最后发现，“腾讯是唯一一个我觉得所有风评都没有什么负面的公司。”身边有很多腾讯过来的同事，“他们都怀念那段生活，很多人说愿意回去。”

她也跟字节、拼多多、华为的朋友聊过，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你为了快速高密度地提升技能、快速获得经济上的上行，可以去那些公司；腾讯在给员工的经济支持上没有其他大厂那么大方，但是把成本放到了公共池里支持大家成长。”

在她看来，职业早期的离职无非两种：一种是，每到三年，想尝试新业务，或者涨薪水；另一种是，这个环境不适合人的长期成长，不适合建立长期的生活方式。而莓子她想要长期留在深圳，对工作环境和制度的要求远高于眼前的薪水。

来腾讯后，一切都变了。她没想到，社招入职也有一周的脱产培训——不谈业务，同学们一起讨论社会议题、理解“成为腾讯人”意味着什么；还可以跟产品、研发等不同业务线对话，讨论“腾讯系有什么产品值得改造”。她也没想到，每天早上的“面对面”会议，是真的和老板“面对面”，站在走廊里挨个聊手上的问题。“我以为现在高节奏的互联网大厂已经没有这个流程了。”

她对比过两家公司的福利逻辑——“看似都有，背后却是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在阿里，交通补贴按月打到工资卡里，简单直接。在腾讯，行政会根据员工反馈，不断调整、规划班车路线和站点。“腾讯是希望通过各种服务给你一种情感的连接——‘我愿意用这种提供路线的方式来帮你’”她说，相比之下，阿里也提供了很多公共设施的服务，“但是点到为止的。”

餐补也是一样。阿里会把午饭钱打进工资，晚上提供食堂；腾讯则在食堂提供免费的早晚餐。入职时她专门问过腾讯的HR，对方说：我们补贴早饭和晚饭。“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她听完一愣，“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这里自上而下都有自己的理念。”

“刚出学校的时候，腾讯是第一份特别适合应届生的工作，”她说，“它把你托举得很好，不会让你有那种离开学校之后的断档。”反而是社招生，需要适应。

但每种内化掉一切矛盾的文化，也会存在另一面。

莓子也承认，这种“情感连接”的另一面，是边界模糊。

在阿里，工作时间可以随时拉起会议，随时可以Call同事，大促期间，凌晨两三点被电话叫起来是常事——“因为我工作随时插入你的节奏，是合理且被接受的。”在腾讯，她想直接Call人，老板拦住她：“是不是有点儿太push了？我们要先book一下对方的时间，最好面对面沟通。”

在阿里，下班就是下班，同事离职后才加微信，但是在钉钉上留了通道，同事之间交流靠钉钉，消息下点个“加一”就算回应。在腾讯，入职第一天就用企业微信加了全组。“它鼓励你把工作关系延伸成生活关系。”

阿里的工作方式高效、直接、目的导向，“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绝不开半小时会”。腾讯在意过程、关系和“人”，更人性化，但效率更低。

夜里九点，魔方（左）和光子（中）依旧灯火通明，相比之下，企鹅公寓（右）亮起的灯寥寥。

轻轻也说，有利有弊，前公司条条框框太多，弊端产生的同时，确实架构很清晰，流程专业。鹅厂氛围好，配置高，设计地位更高，但很多管线是现搭的，遇到问题临时想解决方案。

Pie过去在一家小公司，团队十来个人，技术栈简单，“没有什么困难的东西”。他焦虑于没有上升空间，于是来了腾讯。

“大厂就是螺丝钉，”他说，“和自己创业完全不一样。”

人不多的时候，一个人要管所有事。在腾讯，他只负责一个技术细分方向。任务明确，边界清晰，但“你带情绪的话会坐不住”。他承认，腾讯的底层都是“挺好的人”，“相处起来不会有太多心机”。但他也说不清，那种“螺丝钉感”到底是安全感还是束缚。

“在腾讯的话，就是典型的大厂，”他说，“打工就是这样吧。”

鱼人本科读水利，毕业后校招进了一家老板风格极强的中型游戏公司。一个前同事离职前跟她说：鹅厂挺好的，你可以来看看。她便也稀里糊涂来了腾讯。

在她看来，鹅厂的稳定毋庸置疑，但留下并不容易。“一年到一年半是一个坎，”她说，“如果你能待超过一年半，基本上就能待比较久。”她以前的老同事二十多人来腾讯，现在留下来的不到一半。

她说，能留下的，都是不抱不切实际预期的人。“比如不要幻想在这里做游戏的自由度很高，或者能沉淀学习很多内容，”她说，“鹅厂实际的工作流程和氛围，比较大公司一些。”

社招生带着“另一个世界的记忆”走进来。他们见过外面的风浪——大厂的官僚、中厂的脾气、互联网的高效。所以他们能说出“腾讯很温和”“腾讯在托举”“腾讯是螺丝钉”。这些判断，校招生做不出来，因为他们一直在里面。

腾讯人习以为常的“好”，在社招生眼里是一种稀缺品；就如同腾讯人意识不到的“圆圈”，在社招生眼里清晰可见。

而每个来到鹅厂的人，都多多少少怀着一个相对长远的打算。

外包、子公司、正编与岛上的秩序

在企鹅岛上，四栋是子公司，五栋被称为“外包楼”。如果你问这两栋楼里的人，他们可能觉得前面那些关于“松弛”和“焦虑”的讨论，都是无病呻吟。

小莫看起来干练自信。来腾讯之前，她已经在一家小游戏公司做了多年运营，想换个赛道，海投了很多中小公司的岗位，都石沉大海。结果意外被腾讯一个颇有名气的大DAU项目的外包岗约了面试，进展顺利。“有了这种大DAU项目的工作经历，至少达成了换赛道的目的，”她说，哪怕要逆向从正职转外包。

小莫从办公室拍到的窗外景色

刚上岛的时候，外包团队跟组里的正编同事们一起聚了个餐，然后小莫就再也没见过正编同事。她说，在科兴时，组里有几个外包同事跟正编一起办公；上岛之后，“所有人都被放在了五栋。”组里只有一个正编同事来过五栋，她的“导师”还没来过。

“我感觉阶级划分更加明显了，以前在科兴可能还没有这么明显。”

过去开会时，同一个项目组的正编、子公司、外包会坐在一起讨论；现在沟通全靠线上，发消息过去，对方可能下午四五点才回。“如果还在一起办公，他开会回来的间隙，我见缝插针去找他一下，问题就解决了。现在不行。”

严格的权限下，楼与楼之间似乎有一堵隐形的墙。据小莫所知，她组里的子公司同事也好不到哪去，有一次需要去正编楼移动办公，被告知“非腾讯本公司的资产不允许带入”，得从申请电脑开始走流程。“我觉得很无语，觉得很荒谬，”小莫说，“到了大厂之后发现也就不过如此了，彻底祛魅了。”

需要说明的是，小莫的经历只能代表她所服务的项目组，子公司、外包在腾讯是两支大军，分别由无数小公司组成，福利待遇和权限各不相同，既取决于本公司，也取决于项目组。

采访中，有的项目依然保留部分外包进组，子公司的权限也各有不同。小皮和Lucky在一个上升期的IEG发行子公司，规模不大，深圳只有二三十号人。他们的实际体验是，想进正编楼，申请访客码就行，电脑可以随便带。

不过，确实很多人都会提到，那种微妙的差别藏在“你会不自觉感觉到”的细节里。

最直观的差距在健身房。正编每栋楼都有自己的健身房，随时可进；子公司员工一开始也能进，后来“系统升级”，每天只能免费进一次。外包要从公众号买票，和外部人员一个待遇。“差别待遇非常明显。”

晚上九点的健身房，还能看见有人在跑步

不止空间。餐补、加班费、调休——每一项制度都在强化这种“不一样”的感受。正编早餐晚餐免费，子公司的餐补在工资里、不是全额，外包自费。子公司加班只有调休，外包有加班费没有调休。小莫算了一下，如果加班费拿得多，她能跟子公司收入差不多。但和正编的差距依然很大——“他们有期权，还有各种隐形的福利，都是我们享受不到的。”

晚上九点，排队等班车的鹅厂人

但至少，去食堂的路顺畅了。轻轻说：“以前在科兴，食堂在楼里面，排不到电梯，我们就走安全通道的货梯，但外包刷不开门禁。”现在，食堂在外面，谁都可以直接walk-in。

最让小莫难受的，不是这些福利差异，是管理方式。

“外包楼”里有专门的“巡场PM”，每个外包公司的PM会轮流每隔半个小来看一次你在不在工位。不在，“巡场PM”就会发消息通知自己公司的PM，后者就会发消息问话，比如：“这个时间点为什么不在工位？”你需要提供企微聊天截图或者通话记录，证明自己当时在工作。这种自证过程让她很不舒服。

她回忆起前一位正编导师。有一次，导师当着她的面，跟其他正编说起另一个组的外包——“一个外包而已，开就开了吧”。她停顿了一下。“当时听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家都是为项目干活，本来拿的钱就比你们少很多了，没必要再搞歧视。”

我问她，这会让你心里也有一种“我是外包”的感觉吗？她说，“会有，但是我会跟自己说，‘咱输人不输阵’。”

采访中，很多人表示，外包的待遇取决于你的主管。“如果他是个很mean的人，会区分得很大，只让你做边缘工作。”但有的人导师不错，“活大家都能干，不会因为你是外包，就专门给你派简单的重复工作”。只是现在，很多大厂外包转正的通道已经锁死了。

深入聊下去，我发现，外包和子公司的员工，在自我定位上有明显区别。

外包认为自己做的是纯执行的工作，“可能交给我们外包的活，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活”，小莫从来没见过自己外包公司的老板，甚至不知道老板是谁。所有的工作都与正编直接沟通，外包的PM只负责请假、考勤，完全不涉及业务。评级由正编打，PM转达——“就像一个中间商”。

相较而言，子公司则更独立。他们把自己定位为“堂兄弟”——服务于某一个活动和项目，与腾讯有一定的联系但不够亲密。他们更在意自己的专项能力，竞争对手是市场上的同类公司。腾讯是他们的客户，每个项目需要与市场上同类服务商比稿、合法合规竞标。在他们眼中，外包是长期跟项目组做执行的人。

来科兴之前，子公司在单独一栋楼，外包与正编共同办公；来到企鹅岛后，子公司离得更近，走访客码就能见到正编，但他们偶尔羡慕外包没有远程办公权限，可以按时下班。

不同的身份定位，会导向不同的目标。

正编想的是“退休”；子公司的Lucky想的是“顺势而为”，更关注在自己细分领域专业上的提升；外包小莫的目标是“转子编”。“转了之后你再跳的话，应该也会比直接外包有优势。”偶尔也有“一步转正”的案例，她的前同事就跳到了一个中厂，做了正式员工。

但小莫也有自己的坚持。她发小红书，写外包的生活。“很多人说外包狗都不干，我说那又怎么了？”她想让大家客观看待这个工种。“外包不是死路一条。如果你是应届生，外包开到七八千，你去非互联网类的运营岗位底薪才四千。”她说，国外也有外包，日本叫派遣。“为什么在国内就好像是一个非常低贱的职业一样？没必要。”

当所有人搬来同一个地方，身份秩序被强化了。在外面，即便你在一个很小的公司，也只会说自己在xxx工作，不会自称“我这个外包”。在这里，标签贴在每个人身上，从工牌到门禁到到企微备注到食堂优惠，处处都在提醒你：你自己在哪一层。

但有趣的是，即便在秩序的最底层，腾讯的子公司和外包同学也有着相对外面更加松弛的“活人感”。

子公司和外包都不能住在岛上。外包需要早上9:30前打卡，以前在科兴，小莫可以9点过后才出门；上岛后她只能选择班车，8点不到就要出发，不堵车50分钟能到。“正编都没有打卡时间，我来的早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

起得更早了，她反而尽量让自己有生活。“我想都来当外包了，再没有生活那也太苦了。”当正编还在加班、开会时，她一般会坐上晚上七点左右的班车，跟朋友吃个饭或去健身，至少要“让自己变得健康。”

傍晚七点，第一批下班的人开始排队等班车

小皮最近被通勤搞得有点累。他所在的子公司早上10-10:30弹性打卡，他在深圳完成了买房、结婚、生子三件套，住在家里。在科兴时单程一小时，现在多了半小时，堵车时单程就要两小时。上班坐地铁转接驳车，回家坐班车。“每天得靠咖啡吊一下，今年感觉状态整体没有前几年那么好。”

在科兴时，他们公司自己一个办公区，不大，五六十平，但中午能找个休息室小憩；搬到岛上，很多外包公司都在一个大平层，他不好意思去会议室睡觉，又担心自己在公共区域打呼噜，干脆放弃了午休。生娃前他打游戏、抽水烟、喝酒、听Hip-hop，现在家和公司两点一线，只是偶尔打打游戏。

Lucky是另一种样子，她非常活泼，跟正编、子公司的同事都打得火热，“我的生活有点精彩”。她晚饭一般不在公司吃，跟同事去宝体约饭。周末没工作就约上三五同事、好友看展、打剧本杀、探店、打游戏。去年还开始学跳舞。

她毕业才两年，“刚开始我会很紧绷，学生思维，想证明自己，优等生的状态。后面我会想更多生活的意义了，再后面想怎么去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

更大的互联网

企鹅岛不是一座孤岛，就如同鹅厂人的一切分层、代际、焦虑、内求、松弛、归属，也都是互联网时代的反射。

原本就像一所“学校”的腾讯，搬到岛上之后，更青睐校招生了。

轻轻注意到，公司正在积极推行“新星引力计划”，大力招毕业三年内的年轻人。“毕业三年以上的社招，除非你特别特别牛，不然不录了。”

狮子每天都在招人，她说，领导层希望公司平均年龄下降，有现实考量：年轻人可以从头培养，另外也便宜。她自己的判断是：“这个阶段跳槽，年轻人里更容易出能力强的。你年龄在那儿了，大部分时候是经验到了，但不一定是能力有多强。”

但这时候进来的年轻人，上升空间并不大——每个人似乎只要抬头看看身边的人，就都有自己的计算。

狮子说，以她所在部门的观感，在腾讯工作六年，以最快速度也只是一个“储备”；想当上最小的leader，还要更久。

这跟项目周期有关。游戏立项时，除了制作人，很少有人有title。直到项目上线、运营一段时间，各个业务线才开始任命组长。项目继续壮大，小组才会继续拆。现在的leader，基本都是早年就开始做项目的人。

当然更受行业发展的限制。前几年行业发展快，扩张也快。狮子刚来时所在的组，规模已经翻了三倍。“我们leader早年组里的几个同事，现在都是各个项目的leader。”但扩张期一过，坑就填满了。“现在增长速度变缓，公司也在培养嫡系的。没有新业务，就没有新坑，有也只是下面的虚线。”

“相比字节提拔年轻人，腾讯只是想把招的人变年轻一点。”有人占着坑，就一直占着。这未必是公司或机制的本意，但事实演变成了这样。这导致了一个结果，很多同学在采访中会说：“leader不一定很懂业务，能力也不一定特别强，但会一直在这个位置上。”

这种状况下，“老鹅”的“校园感”，放在今天很难在“小鹅”中持续了。

我把“老鹅”们的感受讲给洋洋听。她说她能理解，但无法共情。洋洋是个“00后”，思维成熟度却远超同龄人。

她观察过这种代际差异。“‘老鹅’在行业上升期进入了公司，生存焦虑被发展的势头冲淡。”洋洋说。“增长的业绩能掩盖许多个体的不满，这让他们更容易对公司和职业产生发自内心的认同。很多毕业即面临生存焦虑‘小鹅’是来不及有的。”

“小鹅”面临的是另一种局面。“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工作有点类似于突围，在有限的机会中厮杀。我们必须学会把工作和生活课题分离，不然会很痛苦。”

AI的到来让这种“突围”变得更加紧迫。“工龄三年以下的初级员工更容易有随时被AI替代的焦虑，”洋洋说，“AI确实已经比很多初级的同学做得好了，很多人进入了内卷只为生存模式。”

企鹅岛把“老鹅”和“小鹅”放在同一个空间里。他们吃同一个食堂，坐同一趟班车，走同一条地下通道，但似乎活在不同的时代里，“谁不想在最单纯最热情的时候进入dream company，一路顺利成长，培养下一代小鹅，有一个安稳的位置，荣誉退休？”她顿了顿，“但是咱们也实在没招了，我不敢奢求这样的职业轨迹。”

上升空间变小，消费观念也跟着变了。

房产中介见证了这种时代变迁，吖吖以前做人力，后来转行做租房。她接触过很多腾讯的年轻人。“早些年入行的买房的，都赚了。”华润城的房子最高卖到二十多万一平，最低跌到十二三万，但那些早期买入的人，早就在高点套现了。

现在不一样了。豪宅市场上买房的，都是改善型的，把旧房子卖掉，追求更好的居住；有多套房的，把没那么好的资产卖掉，只留一套好的。疫情后，人都愿意把钱留在手上，“年轻人对买房没有那么渴望，宁愿把钱花在旅游上，花在自己身上。”

即便个人的消费在收缩、价值实现在挣扎，但在岛外，鹅厂人依然是被羡慕的那群人，腾讯依然是这座城市的金字塔尖。

在阿荔眼里，深圳是分层的，“人家应届生年包一万五六，加上全额公积金12%，交的都是一档。一个游戏成了，奖金上亿。而你就是其中的一只小蚂蚁。深圳保底工资2300；这座城市的底层，送外卖的、做服装的，月薪三四千，社保都没有。”

但金字塔尖也在收缩。个人的消费变了，公司的战略也在变。

腾讯搬去企鹅岛，就是这种收缩的一个缩影。深圳从香港的边缘一路向西，腾讯也跟着一直搬家——从罗湖的华强北，到南山的飞亚达、腾讯大厦、滨海大厦，再到如今宝安大铲湾的企鹅岛。阿荔说得直接：“陆地开发拆迁赔偿太高了，拆迁户一拆上千万，还得给回迁房。填海成本低，没有赔偿。”这不是腾讯的选择，这是深圳的选择。

但腾讯不是唯一这么做的。最近一年，京东、字节、阿里、小米都在拿地建园区。大厂已经成为商办市场最大的买家之一。这也不是第一波买地潮。2019年，小巨头们集中买地，是为了节省房租、扩张业务。而这一次，选择背后更多的是在商办市场低位窗口期、地方政策扶持等多重因素的叠加。

从“嵌入城市”到“自成系统”，是行业趋势。当一家公司大到一定程度，它就不再满足于租用写字楼。它要自己的门禁、自己的食堂、自己的幼儿园，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本质上和不准备再搬家的普通人买房养老是一个道理。

只是这一次，当大厂们纷纷退守自己的园区，“老鹅”的松弛和“小鹅”的突围在同一座岛上同时上演，我们看到的，不止是一家巨头的搬迁。而是互联网从“扩张时代”进入“存量时代”的下一幕。

后记

第一批鹅厂人登岛半年后，岛上的生活开始流转了起来。

洋洋注意到，物业支持养猫，甚至可以帮忙封窗。说到养猫，有一件事让莓子很在意，过年期间，管家主动发问卷，收集小猫需要照料的住户，值班管家承担了上门喂养的职责。“他其实可以不用做到这样子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意外。”

莓子对自己的公寓进行了“适猫化改造”

生活不止于工位和食堂。腾讯有一百多个员工协会正从科兴往岛上迁移。轻轻经常被同事拉去“大冰箱”滑雪，狐狸跟同事打网球，Lucky跟同事打羽毛球，莓子以前在外面花钱学爵士舞，后来发现公司协会请的老师，和自己工作室的是同一个。

岛上也慢慢长出了“班味儿”之外的公共生活。公寓一楼有共享厨房，周末晚上常能看到几群人围在一起涮火锅、喝小酒。岛上接近自然生态，于是有志愿者组织了保护鸟类、观察海岸线的亲子活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参加。”

有员工在琢磨，能不能利用酒吧空间搭个“相亲角”。毕竟，在这座方圆一点五公里就能解决一切需求的岛上，找对象似乎是少数还没被系统“承包”的事情。

“这个岛很适合谈恋爱，”鱼人说，“校园恋情那种感觉。比如我在宿舍底下等你，你给我递一个东西，我拿着饭盒送到你家门口，早上一起走路去工位。拍个土味短剧，叫‘我在公司谈校园恋爱’，肯定火。”

那几天里，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是：雨后，夕阳正在落下去，海面被染成金色，出来吃饭的腾讯人——年轻的情侣、成群的女孩子、不忿地骂着其他部门同事的嘻嘻哈哈的男生，都在路过天台时放慢、随后停下了脚步，他们呆立在那里，面对夕阳，举起手机按下快门，一个男孩站在远处的树后，把树叶当作前景，反复调整角度拍同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