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梁建章

强调Next·2026年04月08日 11:31
“好老板”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昨天(4月7日),携程又发了一条公告。

说是要从5月1日起,在部分部门搞一个“无理由事假”实验,随机抽取约6000名员工,进实验组的人,每年可以额外申请最多45天的事假,不用说原因,想请就请。

公告发出后有两类典型声音:

“事假本来不就应该是无理由的吗?”有人质疑其目的性。

“这是在反垄断调查之前,还是之后?”有人这么问。

这个问题问得很刻薄,但也很真实。今年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刚刚对携程启动反垄断立案调查。紧跟着2月,携程两位联合创始人范敏和季琦同步辞任,“四君子”时代正式落幕,只剩梁建章一个人坚守。

然后4月,这条“无理由事假”出来了。

说这纯粹是巧合,有人不信。但说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公关对冲,也低估了梁建章这个人。

那么,到底是哪个?

先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

2006年,梁建章辞掉携程CEO,跑去斯坦福读书。他走的时候,携程市值几十亿美元,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用梁建章的话说就是,拿高倍望远镜都看不到携程的竞争对手。

在斯坦福,他不忘拿自家公司员工做实验。和教授Nicholas Bloom合作,把携程员工随机分组,对比远程和到岗的效率差异。研究结果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后者是全球顶级经济学期刊,普通学者发一篇能吹一辈子。

梁建章用的是自己公司的员工做测试,研究“怎么让人少上班”。

然后他开始分析各国人口数据,越看越不安。2012年,他出版了《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个头部企业家出来说“中国人不够多”,联合茅于轼、许小年等三十多位经济学家联名建议。

三年后,全面二孩。2021年,三孩。

这十多年期间,梁建章持续推进携程在这些方面的引领。2013年开始灵活办公探索、2022年开始推进“3+2”混合办公制度,等等。

微博上,他的“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微博粉丝90万,他的“携程梁建章”账号只有25万粉。这个数字对比本身就足以说明,他在人口问题上投入的精力,早就超出了商业回报能解释的范围。

这就是梁建章。他是中国互联网里,少见的不卷AI、不卷智能汽车,却会为“另一件事”真正分心的老板。

但这里要转折了。

梁建章这个人的故事,和携程这家公司的故事,从某一刻起开始分叉。

分叉点大概在2015年,携程宣布合并去哪儿。合并之后,中国在线旅游市场的基本格局定型。

按交银国际2024年测算,以GMV口径计,携程在国内酒旅市场的份额高达56%,若再加上关联的去哪儿和同程,携程系合计市场份额接近70%。机票、酒店、火车票、周边游,几乎所有主流品类的定价权,都归到了这一个体系里。

一位河北酒店老板写的《致携程的一封分手信》,记录了合并之后的一个细节:佣金被单方面从8%涨到15%,不接受就下架,“我们本不是同路人,还是早点分开吧。”

这不是个例。

按照方正证券研报披露的数据,携程对酒店的佣金率普遍在10%到20%之间,叠加营销活动后,部分合作酒店综合佣金超过30%。以华住为例,其支付给携程的佣金,2019年到2023年这五年间,增长了244%。

而在此期间,全国酒店行业过得如何?2024年全国平均酒店房价同比下跌6%,近两年累计约3万家酒店关闭,其中超过95%是单体酒店。

与此同时,携程的毛利率从2022年的77.5%升至2023年的81.8%,2023至2025年三年保持在80%以上,净利润从14亿涨到333亿。

图:携程集团核心财务指标(2022—2025)

供应商在亏钱,平台在狂赚,这条剪刀差是导致反垄断调查的真正背景。

捆绑销售、默认勾选保险、大数据杀熟、帮用户绑定贷款服务然后通知你逾期……这些投诉年复一年出现在黑猫、3·15、各种消费者维权渠道里。

直到今年1月监管总局的介入。据媒体报道,此次调查涉及的核心是携程在OTA市场的支配地位,以及利用该地位实施的排他性行为,也就是“二选一”在线旅游版。

这个时候,范敏和季琦辞任了。

两位联合创始人同步离场,在反垄断调查启动一个月后,时机之精准很难说是偶然。从公司治理角度看,让梁建章独自站在聚光灯下,以“改革者”的形象接受审视,某种意义上更纯粹。

然后是“45天无理由事假”。

梁建章自己说过一句话:“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让民众过得更轻松、更体面,而不是更辛苦,更不是去做世界的工蜂,以放弃繁衍的代价来贡献自己的劳动。”

他推混合办公、生育补贴,他用数据验证“对人好,对公司也好”,都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且有《经济学季刊》的实验结果做底。

但问题不在于梁建章的真诚度。

问题是,一个平台型公司在市场中的行为,本质上不完全由创始人的偏好决定,而由结构决定。

携程对员工好,并不妨碍携程对供应商狠;

携程给员工45天事假,并不改变携程对中小酒店单方面涨佣的事实;

一个人对内展现温情,对外利用垄断,这两件事并不矛盾。前者降低内部摩擦,后者积累外部筹码。

好人还是坏人,这个问题太便宜了。

在一个反垄断调查已经启动的节点,45天事假能解决什么?它能改变携程在OTA市场的支配地位吗?能让那些五年间佣金被压高244%的酒店老板回来吗?能让反垄断调查撤案吗?大概率不能。

所以,梁建章身上复杂的地方,不是他的品德,而是他的局限。

他是这个行业里少数真正相信“对人好也能赚钱”的老板,并且真的在用实践验证这件事。

他同时管着一台已经运转了二十年的垄断机器。这台机器有它自己的惯性,有它自己的利润逻辑,有它自己服务于股价和市占率的运转方式。

好人的善意,在流向利润洼地的过程中,会被这台机器有选择地吸收。那些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留下,而那些与利润冲突的部分则被搁置。

45天事假,是被这台机器选中保留的那类善意。

反垄断呢?那是监管部门的问题。

这才是梁建章真实处境里最值得注意的部分。他在试图弥合“对人好”和“市场逻辑”之间的裂缝。但他选择弥合的方式,一直是HR政策和人口研究,而不是主动割让平台权力。

这在道德上无可指责。在结构上,无济于事。

反垄断问题,从来不只是靠一个“好老板”解决的。它需要另外的力量。

那把剑,还悬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资本镜像”(ID:leo89203898),作者:新见,编辑:小白,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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