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是一团淋漓“元气”
经济增长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巨大谜题。经济学大宗师卢卡斯曾有一句名言：“一旦我们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很难再想别的。”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着接近8% 的年均增长率。经济学家们花了很大力气，试图解开这个“8%”的密码。其中4%—5% 可以用中国的高投资来解释，但剩下的3%—4%，却只能归结到一个叫“全要素生产率”的黑箱子里。就连那看起来能解释的“高投资”本身，很可能也是这个黑箱子带来的结果。
要是再看看中国内部不同地区的情况，谜题就更复杂了。东南沿海的浙江，省内多是山区，地理条件并不算好。这些“穷山恶水”，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天高皇帝远”。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骄人的经济增长。再比如浙江中部的义乌，三面群山环抱，没有海运港口，从地理上看并不适合国际贸易，现在却成了全球小商品的流通中心。
张维迎的《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正是试图解开这个谜团的重要尝试。这本书凝聚了他四十年的思考，核心观点却可以用一句话说清：经济增长的真正引擎，不是资本，不是“算法”，也不是政府规划，而是企业家那种“非科学”的判断、警觉与想象力。
这不是一本温吞水的经济学科普，而是一部带着锋芒的理论宣言。它“破而有立”，不仅对主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提出犀利的批评，并且自己搭起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框架，把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重新迎回了经济增长的“王座”。有了这个视角，再对照中国、日本和欧洲的现实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企业家精神是一团淋漓“元气”
张维迎把企业家精神放进哈耶克的知识论框架里，说它是人类应对不确定性的真本事。企业家做决定，靠的是直觉、判断、想象力，靠的是那些“只可意会”的软知识。正因这种“不科学”，他们才能在混沌中摸出机会、创造价值。
为了讲清什么是企业家精神，这本书先划清三条线，说说它“不是”什么。
第一，企业家的决策，不是基于大数据和统计模型的“科学”计算。这就把企业家和经理人、工程师区分开了。经理人和工程师做决策，靠的是可描述、可量化的“硬知识”；企业家的决策，却大量依赖个人化的、难以言传的“软知识”——老子那句“道可道，非常道”，说的就是这层意思。
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由创新的本性决定的。真正的创新，必然伴随着不确定和不可预测，因为它意味着新知识的诞生。这里有个关键的悖论：如果新知识在产生之前就能被预测和计算，那它还算是真正的“新”知识吗？企业家就像在茫茫大海上寻找陆地，前方是海岸还是礁石，事前没人知道。这不是可计算概率的“风险”，而是彻底的“未知”。俗话说得好，“小富靠勤，大富靠命”。凡是能用科学方法算清楚的事，利润空间早被挤得差不多了；剩下能成大事的，往往是别人算不清、你敢赌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成书之时，还没有现在这样汹涌的AI浪潮，因此书里也没专门提。但书中对“软”“硬”知识的区分，对直觉和想象的强调，在AI横扫一切可计算、可量化领域的今天，反而更显锋利。当机器搞定大部分的“硬知识”后，人的比较优势，大概就要回到靠直觉、判断和想象力的领域——毕竟这些都是人类数百万年演化的成果。这不仅是对企业家，对每个人都一样。大语言模型出来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很大，但受冲击的主要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职场老兵受到的冲击则小得多。大概是因为这些“生瓜蛋子”只学了一脑门子的标准化“硬知识”，刚好容易被AI 取代。
第二，企业家不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解题，而是直接改写约束条件，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些约束条件可以是技术、市场、制度，甚至是人们心里那堵墙。换句话说，企业家不是“做题家”，而是“出题人”。他们不只满足眼前需求，更擅长“无中生有”，创造新需求。书里举了个例子：18 世纪，英国的约翰·威尔金森提出用铁造船，人人都笑他得了“铁疯病”，因为铁怎么能浮起来？但1787 年，他造的纯铁驳船“试验号”，真就在塞文河上漂起来了。
第三，企业家不只图利润，他们心里有“梦”。这不是说他们不爱钱，而是和单纯盯着回报的投资人相比，企业家往往更看重钱以外的价值，甚至会干出一些在资本眼里很“疯”的事。这也让企业家和投资人的关系经常十分紧张。像乔布斯、马斯克这样的头角峥嵘之辈，就没少和投资人闹翻。当年乔布斯的伯乐兼导师马库拉，就曾在乔布斯和CEO斯卡利之间，选择了斯卡利，把乔布斯生生逼出了苹果公司。
但反过来说，要是一个社会真能把人群中的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激发出来，那是天底下第一等的便宜事。这帮人不全为钱而来（有些甚至“自带干粮”），就为心里那团火，全身心扑向新方法、新领域，折腾出来一派“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勃勃生机。这很像德国人说的“时代精神”，或者古希腊人讲的那种“动物精神”——说白了，就是一团淋漓的“元气”。很难用正儿八经的“科学”语言说明白，但身处其中的人都能感觉到那股劲儿。反过来，如果我们用各种条条框框把这团“元气”框起来、抑制住，又是天底下第一等的浪费。一旦这团“元气”散了，靠补贴、刺激是喊不回来的，经济就会像有些发达国家那样，陷入漫长的低迷。
“破”：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从20 世纪早期开始，新古典经济学就是经济学里的“玄门正宗”。入门不难，人人能学，但易学难精。真学到深处，对世事的洞察力极强，飞花摘叶皆可伤人。也正因它框架坚实、逻辑锋利，在20 世纪下半叶，它以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架势，侵入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
但新古典经济学有个挺尴尬的“命门”：在自己原本最该擅长的经济增长问题上，解释力却总隔着一层。原因在于，它的理论模型太“稳态”、太确定，缺少一个演化的视角，常常只能把技术进步当作一个外来的变量硬塞进去，因此没法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真正的引擎——创新活动那种骨子里的“不确定性”。也正因如此，在这个框架里，企业家根本没位置：如果未来是确定的，价格机制就能自动解决资源配置问题，那要企业家干吗？这好比《哈姆雷特》这出大戏，戏台子都搭好了，配角也都就位，偏偏少了丹麦王子本人。
在本书中，张维迎对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增长理论）火力全开。他在新古典经济学里下过几十年功夫，功力深湛，所以对它的“罩门”也看得格外透。他毫不客气，把它比作“地心说”。他还点出，就算是诺贝尔奖得主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也只是把创新和技术增长看成研发投入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真正的“探索未知”。这种过于确定的图景，很容易误导人，以为只要多投钱、多补贴研发，增长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恰恰忽略了企业家精神那团无法被规划的“元气”。
靠政府的产业补贴来刺激创新，这背后有一个关键假设：政府能够汇集一批专家，准确预判技术演进的大方向。然而，正如书中引用哈佛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那句辛辣的点评：“当看到专家预测新兴市场时，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们的预测会是错的。”此类例子比比皆是。20 世纪初航空业刚起步时，绝大多数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将赌注押在飞艇上，认为飞机不过是个“危险的玩具”。
人工智能的发展史也是如此。人工智能有两条研究思路，一条叫符号主义，另一条叫联结主义。简单说，符号主义是“自上而下”的设计思路，它试图把世界万物——猫、狗、桌子——变成一个个明确的“符号”，然后按照一堆规规矩矩的逻辑法则来处理这些符号，因而对科学家有着天然的吸引力，被大部分研究者视为“村里的希望”。
联结主义则是“自下而上”的演化思路，让机器直接从海量数据中自己摸索规律，过程像个“黑箱”，因此在很长时期里相对边缘。直到最近十几年，凭借深度学习和大语言模型，它才实现“弯道超车”。有趣的是，后来成为AI算力核心的英伟达，当初也没有认识到这股浪潮的威力。2009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深度学习先驱杰弗里·辛顿向上千名研究员推介了自己的工作，并建议他们购买英伟达的GPU来加速研究。会后，他给英伟达发了封邮件，大意是：“我刚告诉1000名研究员该买你们的显卡，你们能否送我一块以示支持？”英伟达的反应是：十分感动，然后婉拒。英伟达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在开放的学术与市场环境中，不同技术路线相互竞争、此消彼长，有人押对有人押错，但即便某些路线出局，整个社会付出的试错成本相对有限，总是可以找到新的出口。一旦政府亲自下场“选冠军”，资源错配的风险就增加了。冷战时期，美苏在半导体领域相互“别苗头”。苏联在电子管技术路线上并不逊色，然而，当美国凭借晶体管“弯道超车”时，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依然亲自拍板，集中力量攻坚“电子管小型化”。尽管坐拥大批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与工程师，苏联却因点错科技树，最终在半导体产业竞争中逐渐落败。这个例子，或许能让我们对“规划创新”的局限，多一层清醒的认识。
“立”：斯密-熊彼特理论
两百多年前，经济学祖师爷亚当·斯密就点破了经济增长的奥秘：分工与专业化推动了技术进步。他用一个简单的制针例子说透了这件事——一个工人单干，一天可能连一根针都做不出；而把流程拆成十几道专门工序，人均日产量竟能达到几千枚。分工的力量居然如此惊人。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分工这么有用，为什么不能无限细分下去？为什么有的国家分工精细入微，有的却很粗放？斯密的第二个洞见直指要害：分工的深度，本质上被市场规模所限定。市场不够大，再专业的产品也找不到足够买家。于是，“市场扩大—分工深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这个链条就转了起来，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型增长”。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经济史，几乎都在为这个理论作注脚。
但斯密的理论还留了个关键的“扣子”：市场本身又是怎么来的？张维迎用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补上了这一环。市场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企业家用新产品、新创意闯出来、造出来的。在很多时候，需求并不是“创新之母”。在企业家的发现与创造之前，消费者都不一定能知道（或想象）自己需要什么。书中梳理了历次产业革命，清晰展现出一条主线：每一次经济飞跃，背后都是企业家在开疆拓土，发现新大陆。回到之前的例子——若不是约翰·威尔金森执着于“铁能浮水”的狂想，哪来后来的铁船与现代造船业？至此，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才算找到了。
对当下的启示
这套逻辑完整、头尾相顾的理论，对我们看懂各国经济很有帮助。有个现象不少读者没注意：从20 世纪90 年代中开始，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大分化，美国把欧洲、日本这些发达经济体越甩越远（图1）。为什么？顺着这本书的思路就明白了——从IT 革命到AI 浪潮，美国那团“元气”一直没散，新企业家、新巨头一波接一波涌现。反观欧洲和日本，要么被烦琐的政府监管捆住手脚，要么被僵化的组织结构困住活力，生生把那团元气给耗散了。两边加起来那么大的经济体量，那么多高学历、高技能人口，居然没有出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IT 或AI 巨头，实在可惜。
图1 1962—2022 年各主要经济体的人均GDP 变化趋势（以美元计）
放眼全球，目前能在新兴产业跟美国掰手腕的只有中国了——而且这一成绩是在我国人均收入仅为美国1/6 左右时取得的。前面我们提到过浙江，2025年年初，以“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科创力量着实让世界“震”了一把。梳理一下这背后的脉络，可以清楚看到“浙商”精神的薪火相传。不过，我们同时也要警醒：这几年我国科技水平虽然在大步前进，可新增“独角兽”企业反而在减少，年轻人扎堆“考公”的热情只增不减。在中美科技竞争的关键时期，怎么保住社会里那团“元气”，已经是个躲不开的大问题。
这本书的理论，对我们理解眼下常说的“内卷”也有启发。破内卷，说到底还得靠企业家精神那团活气。不用讲大道理，看历史就行：18 世纪末的英国，随着焦炭炼铁技术普及，钢铁严重过剩。怎么解决的？不靠政府干预，不靠强制去产能，靠的就是企业家的“疯劲”。像威尔金森这种人，眼光超越同时代人，早就看到了“什么都能用铁来造”的未来。他在塞文河上架起第一座铁桥，试水第一艘铁甲船……后来，英国人真就用铁盖房子、做家具，新需求、新市场冒出来了，过剩的产能自然就被消化掉了。
结语
读完全书，我想起张维迎在不同场合反复说过的一句话：“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成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会规划，而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早、更彻底地放手让企业家去试错。”在算法、大数据和产业政策似乎主宰一切的今天，这句话像一面冷静的镜子。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人类经济的重大进步不是“计算”或“规划”出来的，而是由一群敢于改变约束条件的人，一步一步“赌”出来的。“赌”这个字眼不好听，但如果要描述企业家所面临的选择，似乎没有更恰当的字眼能代替它。未来，会不一样吗？MI·开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ID：BKfudan），作者：奚锡灿，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