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AI曼哈顿计划”的背后，站着这群人

2018年4月的一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谷歌园区里爆发了一场不寻常的员工抗议。

起因是谷歌接了五角大楼的一个项目，叫“梅文计划”（Project Maven），用AI帮美军分析卫星侦察图像。三千多名员工联名上书CEO皮查伊，措辞十分激烈：“帮助美国政府进行军事监控——以及潜在的致命后果——是不可接受的。”

两个月后，迫于压力，谷歌宣布不再续约。

但就在六七年前，另一家硅谷公司却在做着截然相反的事。2011年，当路边炸弹成为驻阿富汗美军的头号杀手时，一家叫Palantir的软件公司派工程师去了坎大哈，帮特种部队预测炸弹埋设的位置。这家公司的CEO叫亚历山大·卡普，它最重要的投资人叫彼得·蒂尔。

蒂尔是硅谷最神秘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PayPal黑帮”的精神领袖。这个圈子里的名字你多半听过：埃隆·马斯克、里德·霍夫曼、大卫·萨克斯……他们从PayPal起家，后来分别缔造了特斯拉、SpaceX、LinkedIn、Yammer等商业帝国，如今已形成一张横跨资本、科技与政治的庞大网络。而卡普，在过去一年Palantir的股价巨幅上涨后身家也一度超过180亿美元。

2024年11月，Palantir成立21年后，卡普写出了这本书《科技共和国》。

一个硅谷“叛徒”的檄文

要理解这本书，先要理解它的作者。

卡普是个很奇特的人。他在斯坦福拿的是法学博士，并在这里跟彼得·蒂尔成为莫逆之交。蒂尔也是唯一支持他再去法兰克福大学（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读哲学博士的人。他在那儿的导师是大名鼎鼎的“当代黑格尔”哈贝马斯——没错，就是那个写《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德国哲学家。一个法兰克福学派的门生，后来成了美国最大情报软件公司的掌门人，这种身份的割裂本身就是一出好戏。

Palantir这个名字取自《指环王》里的“真知晶球”，意为能看透远方的事物。公司成立于2003年，就是因为那时彼得·蒂尔觉察到硅谷在国防方面雄心的日益衰退，他跟卡普提出要打造一家绝非仅迎合消费者市场的企业。

《指环王》里的真知晶球，资料来源：https://www.cbr.com/lord-of-the-rings-rings-of-power-palantiri-explained/

从成立第一天起，Palantir就站在了硅谷主流的对立面：它只做政府生意，只服务军方和情报机构。当其他创业者争相做社交、娱乐和消费APP时，卡普带着他的工程师去了阿富汗、伊拉克，帮美军追踪路边炸弹。

在硅谷的语境里，卡普是个“叛徒”。

而这本书，是来自叛徒的自白书，也是檄文。

消失的工程师—政治家

书的开篇讲了一个被遗忘的历史：硅谷曾经是美国军工生产的中心。

1950年代，仙童公司在山景城造侦察卫星设备；整个美国海军的弹道导弹，都在圣克拉拉县生产；洛克希德、西屋、福特航空……这些军工巨头在硅谷有上万名员工。

更早的时候，科学家和工程师是站在国家决策核心的。1944年11月，二战尚未结束，罗斯福总统就致信范内瓦·布什——这位后来被称为“科学将军”的工程师，讨论如何在和平年代延续战时科研体制，让美国持续领先于世界。布什只用了一份半页纸的提案，就说服罗斯福成立了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15分钟的会面，奠定了此后80多年的美国科研体系。

“那个时代，工程师是这个国家神话的核心。”卡普写道。

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一代。杰斐逊设计过日晷，研究过复写机；富兰克林是当时最高产的工程师之一，他发明避雷针时，恰好也在搞政治；詹姆斯·麦迪逊为了研究北美动物是否比欧洲同类小，亲手解剖了一只美洲黄鼠狼，量了33个尺寸。

“科学家”这个词直到1834年才在一篇书评中被发明出来。在此之前，它叫“自然哲学家”，跨界是常态：一个人可以同时研究语言学、化学、动物学和物理学，因为人类知识的总量还没有大到需要专门化。

后来呢？

202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州立法机构里，科学家和工程师占比只有1.3%。政治舞台上全是律师。

卡普用一组数据来表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美国的式微：1971年，只有6%的哈佛毕业生去了金融和咨询业；2007年，这个比例涨到了47%。工程师离开了国家事务，最聪明的头脑涌向了华尔街。

硅谷则转向了另一个方向——消费者。

硅谷选择了消费者

1996年，迪士尼的一位战略规划副总裁收到了主题公园部门的邀请，让他去当老大。这可是金饭碗——从1955年的加州迪士尼乐园到1971年的奥兰多迪士尼世界，主题公园是这家娱乐帝国的现金奶牛。

但托比·伦克拒绝了。他要去创业，在互联网上卖玩具。

他的公司叫eToys。1999年IPO时，市值达100亿美元。伦克本人的身家可能一度达到8.5亿美元。他对《广告时代》说了句很有时代感的话：“我们正在故意快速亏钱，为的是建立品牌。”

两年后，eToys破产。股价从85美元跌到9美分。

卡普把这个故事写进书里，但他的批判对象不是伦克个人，而是整个时代的方向。

“在线广告、购物、社交媒体、视频分享平台——这就是数字时代的主旋律。一代创业者的宏大宣言只是一个词：建（build）。没人问需要建什么，为什么要建。”

他继续补刀：

“今天被称为创新的东西，吸引了大量人才和资金，但这个十年结束前就会被遗忘。”

这话说得刻薄，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想想看，过去二十年，最聪明的工程师在干什么？优化广告点击率，设计让人上瘾的推荐算法，把外卖送到门口的时间从30分钟缩短到25分钟。

大卫·格雷伯在《狗屁工作》里问过一个尖锐的问题：“飞行汽车呢？力场、牵引光束、传送舱、反重力雪橇、星际旅行、长生不老药、火星殖民地呢？所有这些20世纪中后期长大的孩子以为现在应该存在的技术奇迹，都在哪里？”

“我们必须对这种资本和文化的错配发出怒吼。”卡普写道，“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夜！”（Let us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引自狄兰·托马斯的诗）

蜂群与即兴剧

书的第三部分是我认为最有启发性的：卡普试图定义什么是“工程师思维”。

他从一个德国生物学家讲起。

1951年6月26日下午1点半，慕尼黑的一个公园里，一群蜜蜂开始聚集。马丁·林道尔在现场，观察这群蜂如何选择新的巢穴。

蜜蜂选巢是个有趣的集体决策过程：侦察蜂分头出去找潜在地点，回来后用“舞蹈语言”向同伴报告——舞蹈的距离表示巢穴的远近，角度表示方向。哪个地点获得最多蜜蜂“投票”，就成为最终选择。

整个过程没有蜂后指挥，没有中央控制。

林道尔观察到：那天下午，侦察蜂报告了八个潜在地点。经过几小时的“辩论”，北边的一个地点逐渐失宠（可能是夜里下雨灌了水），新的地点冒出来。最终，一个300米外的位置胜出。第二天早上9点40分，整个蜂群起飞，搬入新家。

“这就是创业公司应该成为的样子。”卡普写道。

他接着讲了另一个案例：椋鸟群的飞行。意大利物理学家乔治·帕里西研究发现，椋鸟群看起来像一个整体在移动，但方向信号其实来自边缘的鸟——它们最先看到捕食者，然后信息在几分之一秒内传遍整个群体。

“在蜂群和鸟群中，没有层层汇报，没有给上级准备PPT的会议，没有为了开会而开的会前会。只有蜂群，只有鸟群。”

与之对照的是传统企业。1960年代，电子产品制造商Philco有一本厚厚的内部规定，详细规定高管办公室里能摆什么家具——根据级别来定。

卡普说，Palantir试图建立一种“建设性的不服从”文化。创始人的方向会被内化，但也会被下属挑战、调整、重塑。“组织内部的一定程度的对抗是必要的，如果要建成任何有意义的东西的话。”

他还会给每一位新员工发一本书：《即兴表演》，作者是英国戏剧导演基思·约翰斯通。这本书讲即兴喜剧的原理，但卡普认为它揭示了创业的本质：

“把自己暴露在舞台上，进入一个角色，需要拥抱偶然性，需要心理上的灵活度。这和从零开始创建一家公司，服务一个尚不存在的市场，是一回事。”

约翰斯通有个核心观点：地位是“扮演”出来的。高管不应该在所有场合都是高管；真正的领导力是工具性的，是为了达成目标而使用的，而不是一种内在属性。

“当一个组织内部‘谁在负责某个区域’是模糊的，反而可能是好事。”卡普写道，“因为也许那个人应该是你。”

“AI曼哈顿计划”的幽灵

如果说前半本书是诊断，后半本书就是处方。

卡普的核心论点是：原子时代正在终结，软件时代已经到来。

1945年7月16日凌晨，新墨西哥沙漠，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奥本海默在场，范内瓦·布什在场。那道紫色的闪光在沙漠中久久回荡。从那天起，核武器塑造了世界秩序长达80年。

但卡普认为，这个时代正在被软件时代取代。

他举了个例子。F-35战斗机1990年代立项，计划服役到2088年——还要飞60多年。整个项目预算2万亿美元。前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说了句大实话：“我们真的认为，到2088年还是有人驾驶的飞机在制空吗？”

2024年，美国国防部申请用于AI能力建设的预算是18亿美元——仅占国防总预算的0.2%。

卡普的呼吁很直接：美国需要新的“曼哈顿计划”，这次是为了AI。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写于2024年11月，而就在2025年11月，美国政府真的启动了一项代号为“创世纪任务”（The Genesis Mission）的国家级AI科研工程。行政令开篇即称，这项任务的紧迫性与雄心，“堪比二战期间对我们取得胜利至关重要的曼哈顿计划”。

这绝非巧合。

卡普所代表的那批硅谷人——彼得·蒂尔的投资圈子、埃隆·马斯克、大卫·萨克斯等——正是这一政策转向的幕后推手。他们被称为“科技右翼”，核心理念是：技术公司不该是中立的服务商，而应该与国家使命深度绑定。

从曼哈顿计划到创世纪任务，从范内瓦·布什到卡普，这条历史脉络正在闭合。一场新的“大科学时代”正在到来。

这本书，就是他们的宣言。

信仰的缺失

书的后半部分，卡普的火力从硅谷转向了整个美国精英阶层。

他讲了1976年的斯科基案。弗兰克·科林，一个美国纳粹党的头目，要在伊利诺伊州斯科基镇游行——那里住着很多犹太人，其中不少是二战幸存者。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站出来为科林辩护，理由是第一修正案。

ACLU当时的执行主任叫阿里耶·奈尔，1937年生于柏林的犹太家庭，幼年逃离纳粹德国。他收到了成千上万封谴责信，三万名会员退出。但他坚持：“我必须用自由来约束权力，即使暂时受益的是自由的敌人。”

卡普的问题是：今天还有这样的人吗？

2023年，哈佛、宾大、MIT的三位校长被召到国会作证，被问到“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算不算骚扰”。宾大校长麦吉尔的回答是：“这要看语境。”

卡普的评价很尖锐：

“这三位校长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立场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主张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在其他场合又积极管控语言以免冒犯他人。她们的证词冷静、精确、算计——是新行政阶层的典型：临床式的、小心翼翼的，最重要的是，没有感情。”

后来据报道，两位校长的证词都是由大律所WilmerHale准备的。结果两人都丢了工作。

卡普的更深层批判是：当代精英文化系统性地惩罚任何真诚的信念表达。

“我们这一代领导人被教导：信仰本身就是敌人，不相信任何东西——除了可能相信自己——是获得奖赏的最稳妥路径。结果是，那些负责做出最重大决策的人，往往不确定自己的信念是什么，或者更根本地，他们是否有任何真正的信念。”

这让我想起阿兰·布鲁姆在1987年写的《美国精神的封闭》。布鲁姆说，当代美国大学生“对我们的政治遗产既不感到鼓舞，也无法认真批判它”。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批学生已经成了今天的管理者。而培养他们的那种文化，已经把任何接近勇气的东西都系统性地消灭了。卡普说。

一些必要的批评

写到这里，我得说说这本书的问题了。

第一，作者的身份利益冲突太明显。

卡普是Palantir的CEO，这家公司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政府合同。他呼吁硅谷与军方合作，就像麦当劳呼吁大家多吃汉堡一样——他有再充分的理由，你也得打个折扣。

书里花了很大篇幅讲Palantir如何帮美军在阿富汗预测路边炸弹，如何在法律上击败国防部拿到合同。这是商业成功，但把它上升为民族大义，有点“夹带私货”了。

第二，对科技滥用的风险几乎只字不提。

面部识别技术被滥用、监控系统侵犯隐私、算法歧视少数族裔——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卡普把反对者简单地归类为“精英的奢侈信仰”，这不太公平。

技术从来都是双刃剑。核能可以发电，也可以毁灭城市；AI可以预测炸弹，也可以实施大规模监控。卡普对前者热情讴歌，对后者却轻描淡写。

第三，对“西方文明”的论述有些一厢情愿。

书中花了大量篇幅讨论重建“西方认同”和“国家文化”的必要性，引用了新加坡推行语言政策的案例。但这种论述有个根本问题：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五百多万人，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美国是三亿三千万人的联邦制国家，构成极其复杂。

卡普批评美国精英不敢谈“国家文化”，但他自己也没给出什么具体内容——除了“我们需要共同叙事”“我们需要神话”这类口号。

第四，对消费科技的否定过于武断。

卡普把Zynga、Groupon、社交媒体一律贬为“琐碎和短暂”的东西，但这个判断未必经得起推敲。

硅谷确实有大量泡沫和浪费，但“服务消费者”与“服务国家”并非零和游戏。亚马逊的AWS现在也在服务政府机构；SpaceX既发射商业卫星也发射军事载荷。卡普把问题简化为“消费科技vs.国防科技”的二元对立，丢失了很多灰度。

事实上，许多关键技术的突破恰恰来自消费市场的规模效应——智能手机芯片的进步反哺了无人机技术，电动汽车电池的发展推动了储能革命。消费市场不是创新的坟墓，有时恰恰是摇篮。

尾声：谁来造那艘船

说了这么多批评，我还是要承认：这是一本值得所有企业家读的书。

不是因为它的结论都对，而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真问题：

当一个国家最聪明的头脑都去优化广告点击率了，当最有野心的创业者都在琢磨怎么让人在APP上多待五分钟，当工程师对造基础设施的兴趣远不如对造表情包的兴趣，这个国家的长期竞争力从何而来？

卡普的答案可能有偏颇，但他的问题是真实的。

书里有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引用了歌德《浮士德》里的名句：

“你若不是发自内心，就永远无法打动他人的心。”

硅谷的问题，也许不是没人会造船，而是大家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造船。

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这本书提供的是一面镜子。

我们常说要避免“脱实向虚”，要发展硬科技，要解决“卡脖子”问题。这些话说了很多年，但落到实处，最聪明的年轻人还是涌向考公，涌向互联网大厂，涌向一切能快速变现的地方。

卡普批判的那个“迷失的硅谷”，不是一个美国独有的问题。

范内瓦·布什在1945年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中写道：“基础研究的进步取决于少数杰出人物的创造力，他们被好奇心和想象力所驱动，去探索未知。”

卡普花这么大力气写这本书，可能目的之一就是寻找美国还相信这些话的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ID：BKfudan），作者：宋朝阳，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