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力商人”掌控下的文化体力危机

都市年轻人的“文化体力”正在透支：收藏夹里堆着罗永浩五小时的访谈、未啃完的社科经典书单，但现实里，连在地铁上看完一篇微信长文都成奢望。高强度工作、无休止的信息轰炸，让精神疲劳悄然累积。（详见《每日人物》报道：谁杀死了我的文化体力？）

与此同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注意力又是最为稀缺的资源。长播客、短视频、直播带货，不止在抢夺我们的注意力，也塑造了新的消费逻辑。

在本期对谈里，「咸柠七」主播曹柠、「远行者与碎冰匠」主播Cindy与「问题青年」主播阳少，从个人体验到行业观察，围绕着三个交织的主题展开讨论：文化体力的透支与复健，注意力、平台与消费行为的关系，以及内容创作者的商业化困境。

注意力的分配，既是消费者的自我主张，也是品牌塑造认同感的核心资本。当消费不再只是购买物品本身，而是对精神世界的投资，每一次点赞、关注与转发，都在塑造个体、市场与文化的未来。

“注意力商人”掌控下的文化体力危机

阳少：作为内容创作者，你们也会有“文化体力”衰退的时候吗？

曹柠：我前天还在听罗永浩和宋方金的播客，从早上起床做家务开始听，到中午吃饭、下午健身，一直听到天黑，结果进度条还不到一半。当时我就怒了，为什么要把内容做得这么长？

我给自己定的计划是每天至少听一到两期播客。结果这期节目彻底打乱了节奏。后来我意识到，如今听播客往往是在做饭、走路这些碎片时间里。如果真有一整块空闲时间，我又得去忙别的事。整体感觉就是：体力透支，一天到晚都在忙，但好像什么都没完成。

Cindy：我也有类似的感受。每当像罗永浩这种“大V”进入一个新领域，我们作为内容创作者，总会想去看他们在做什么。罗永浩的播客是典型的美式长访谈，三到五个小时，以商业话题为主，也会聊音乐人或编剧之类的嘉宾。问题是，五个小时的访谈，我通常要分三到五个时间段才能听完，差不多是五顿中饭的时间。

除此之外，我发现自己也越来越爱用“倍速播放”了，以前一些平台还给我发过“单倍速徽章”，现在基本都是1.5到2倍速。因为要快速吸收信息，来支撑每周的内容输出。

阳少：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视频播客兴起后，很多节目在起标题时，会强调制作过程花了多少小时，或者标注时长。比如，五个小时本身就能成为标题，吸引人收藏，但是否有人真正去看是另一回事。其实大家对长内容，是既感兴趣又有些惧怕的。

曹柠：对，现在很多内容都会标明“精加工”“万字解析”“五小时音频”，罗永浩的视频播客一开始也是这样的。但我们这些做内容的人都知道，只要稍微成系统的阐述，把音频整理成一万字以上是很常见的事。

为什么一定要把“长”显出来？我想是因为现在信息太碎片化。我们习惯了短内容或单元循环模式，当突然面对长内容时，就会有一种不适应感。这有点像大脑适应了快节奏信息流后，突然坐下来冥想，非常不自然。这其实是一种神经系统的调配错乱，不完全是意志力问题。

Cindy：我们过去研究过一些带货主播，包括他们的内容创作、封面设计。平台后台可以精确计算点击率、观看时长、用户下单和离开时间，并不断优化这些数据。内容供给方和平台都在研究注意力行为学，使算法不断抓取用户注意力。

阳少：我刚刚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机使用时长，平均将近八小时，相当于每天看四部电影。但这些时间是碎片化积累的，就像你在淘宝买很多小东西，几十块几十块加起来，一年可能花了上千甚至上万。这种逻辑其实很吓人。

很多人意识到碎片化信息的消耗，想恢复所谓的“文化体力”，但刻意去看长内容真的能恢复吗？有没有可能“什么都不看”会更有效？

曹柠：正如Cindy说的，所有平台都是“注意力商人”，根据行为学设计了一整套榨取注意力的机制。想完全抵御很难，单靠意志力对抗效果有限，但理解机制后，可以通过微调自己的行为来应对。

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健康生活需要低脂低糖饮食，所以会主动调整烹饪和外食习惯。注意力也可以类似调控。我会把手机中容易让人上瘾的平台放在深层文件夹，需要多步操作才能打开；出门遛狗或在家附近活动时，我不带手机，把注意力放在对周围环境和自然声音的感受中。

使用手机时也可以微调。我长期关闭微信提醒，避免不必要的刷屏。如果没有明确目的，我就不拿起手机。类似于戒酒或戒烟，通过增加行为成本，让成瘾行为更难发生。这是一种小而有效的行为干预方法。

Cindy：过去在券商做消费分析师时，行业要求我们必须高效、及时地对信息作出反应，并将之转换为洞察或分析反馈给客户。你看上去在处理和思考信息，但其实反而被消耗了深度思考的能力。

我的应对策略是，定期把自己拉回深度思考模式，比如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减少路演频次，把精力集中在写深度报告上。

就像刚才曹老师讲的，通过增加注意力分配的难度，强迫自己放弃一些事情，可以帮助大脑建立新的神经连接。初期很耗时间和精力，就像Wifi信号覆盖不全，需要慢慢建立“基站”，一旦形成肌肉记忆，信息处理能力就会变得更加自然。这是一个重复、强化的过程。

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

从屏幕到身心，如何恢复我们的注意力？

阳少：媒体内容和商业咨询这样的行业，要求我们对于海量信息快速作出反应，但真正的休憩，在于放下头脑，不必立刻回应这些信息，让身体自在徜徉。

比如，我上个月去影博IMAX看了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新片《一战再战》，整个体验非常放松，是独属于电影院的视听享受。你当然也可以带着头脑去分析电影的文本，但也可以不必如此，影院的视听空间赋予了这样的弹性。

相比之下，即便是收听视频播客，当分析与判断的冲动上来以后，你还是会感到疲惫，更不必说被评论或弹幕刺激产生情绪。某种意义上，在信息泛滥的今天，我们的身体是过载的，更不必说其中大部分信息还是同质与低质的。

曹柠：我最近搬到浦东，对面有一个小社区影院，只有两个厅，票价二三十块，也没有人看。我去看《一战再战》和《EVA》，几乎都是包场。感官被影院包围时，沉浸感非常强，如同阳少说的注意力被全身感官占据，非常爽。但从行业生态来看，我又担心短视频四五百亿的市场可能已经超过电影，这说明媒介变化没有定论。

你刚才说的让我想到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讨论电视时的忧虑：他认为电视让严肃内容和娱乐混合，注意力频繁切换，对外界信息过度反应，这已经是一种堕落。相比之下，传统文本阅读或生活中的仪式，比如教堂弥撒或与朋友长谈，信息流单调，你必须专注才能沉浸，这训练出专注能力。但现在注意力信息工业太发达，能够完全适配你的行为。

现在新能源车座位上都有大屏幕，我第一反应是恐慌——坐车看风景这么点时间，你都要用屏幕把我给框住。前几天看到一个年轻人把电梯广告屏幕停掉了，我觉得很爽，因为不想在电梯中被广告轰炸。我们一直处于信息的狂轰滥炸中，之前看到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社交媒体时代的大脑，就像鸡蛋放在热铁锅上，一下就熟了。每当我控制不住自己看手机时，想起这个比喻就能稍微忍耐一下。

电影《一战再战》

阳少：很多人去禅修、身心灵等训练营时，第一件事就是收手机。这一定程度有效，但我觉得这并非解决之道。现代人总会被信息包围，训练营七天之后仍要回到都市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在都市里“修行”，时刻察觉并训练自身的定力与注意力。

人们摄取信息的方式，是被媒介环境所构建的。比如我们不能默认人天生就喜欢碎片化信息或短视频。像朋友的孩子，明显就对电视有更强的接受能力。小时候，我们都有固定观看电视的时间，比如每天六点半看动画城之类的。那时候选择少，现在选择多了，反而容易无所适从。以前的强制性是外部设定的，现在人得自己去寻找这种强制性。我想到这一点，觉得很有意思。

曹柠：我理解你说的是一个动态过程。人的注意力模式和技术、媒介环境是互相演化的。就像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忧虑电视会破坏注意力，但他没见过互联网。现在有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甚至AI，人类并没有被毁灭，反而对媒介影响的认知更清晰。

有时候，这是一种相互催生的过程。比如，“侘寂风”或极简风格在现代流行，部分原因是我们被过度打扰，渴望干净、简洁的环境。开始可能有些不适应，甚至觉得像牢房，但一段时间后会慢慢放松，让疲惫身心得到释放。在物质贫乏的年代，这类风格不会流行，只有在过度丰盛、精神压力大的情况下，极简反而带来一丝释放。

所以，没收手机就像戒酒或戒毒，有戒断反应。如果不跨越戒断周期，每次尝试都无法真正产生效果。就像周末读书，很多人知道好处，但短暂的剥离很难坚持，回到日常生活时，手机诱惑反而更强，容易产生“报复性消费”。

有时候，我们过度依赖手机，是因为日常生活太累、太无聊、太匮乏，正常活动无法提供足够的刺激和愉悦。于是我们用手机或社交媒体作为替代，但这反而让我们忘记了原本的需求。和好朋友在一起时，根本不想发朋友圈，也不想看手机，只顾聊天。孤单、无聊或缺乏社交，才让我们用媒介去填补这个空缺。

Cindy：曹老师提到的让我想到一个词——FOMO，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错过信息的恐惧。近两年这个词挺火，尤其是在AI爆发之后，加上国内经济和就业情况不太理想，大家的FOMO感加深了。同时，我们又处在信息供给极度过剩的时代。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像播客这样的媒介，近年来依然受欢迎。它可能成为一种抵抗——对抗那些过分吸引你眼球的信息，让人更放松、流向心流的方式。不能说是深度思考，但至少是一种更从容的体验，一种不被信息完全榨取的休息。

曹柠：我觉得播客是一种“中间值”，既没有主动学习那么累，也没有被“短视频”硬控那么被动。人其实不喜欢被硬控，尤其是对生活有一定要求的人。我们现在的媒介环境，也在催生新的替代方式——比如大家过去看李子柒的视频，或者是各种自然疗愈类的综艺。为什么会觉得疗愈？因为它呈现慢节奏的生活。我自己有时心情烦躁，就会看电影《小森林》，看完之后平静下来，甚至去切菜、打扫卫生都会觉得疗愈，因为你在主动做一件事。

这种慢综艺或生活类内容，也是现代媒介替代了以前田园牧歌式的体验。我们不再需要亲自参与，通过观看就能获得类似的感受，就像坐在家里感受朋友聊天一样。播客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满足这种需求。但观看不能完全替代本来的生活。如果每天只是躺在家里当“社畜”，看慢生活、看向往的生活，那也不健康。真正的体验，还需要一部分属于自己的、主动创造的生活。

电影《小森林》

从“买爽”到“买对”，当注意力被转化为消费

阳少：现在的内容消费已经不同于传统媒介时代。以前内容主要是看的、听的，提供视听愉悦。而现在，尤其在直播或团播平台上用户的注意力一旦被抓住，就会立刻转化为下单行为。许多上班族下班后花两个小时看直播，看完就可以直接购买商品，这是一种即时化的注意力转化。

这不仅改变了内容消费习惯，也反映出注意力分配与消费行为的复杂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消费趋于理性，各类评测视频让注意力被用在比较、选择和平替决策上。年轻人常说：“可以买贵的，但不能买贵了。”这体现了一定的自主性和觉知——他们的注意力部分掌控在自我决策上。

但另一方面，当内容与消费无缝连接，注意力也极易被平台算法、推荐逻辑和社交压力牵引。即便自认为理性选择，也可能在不自觉中不断被刺激去购买或尝试更多产品。即时消费和体验式消费让注意力既被自我掌控，也在不断被外部刺激占据——消费行为背后，其实是一场关于注意力的拉锯战。

曹柠：逻辑是一样的。几年前的新消费热潮中，我们买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把原本可以满足基本功能的商品分化成多种，家里堆满了扫地机器人。现在消费降级了，更返璞归真——我们需要的只是最简单的平替。这不仅是一种反思，也是一种对个体生活的回归：我是否需要去完成别人定义的“美好生活”，还是回到自己的体验？

我觉得新一代消费者，尤其是00后在这方面的意识不同。他们看到商品，第一反应是：“我能找到平替吗？我真的需要吗？”不是简单追求消费，而是掌控自己的欲望。这种带有防御性的消费心理，倒逼商家重新思考：到底要满足消费者什么需求？不能再由品牌高高在上地定义需求。

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老牌子一个个被戳穿，消费者只想在生活中找到平衡。现代生活负荷太高，人们需要重建主体性。我听说现在00后谈恋爱、交朋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个有主体性的人，你呢？”虽然有点荒诞，但也反映出心智的进步——因为他们面对的威胁太多，首先要建立自己的护城河。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乐观其成，看看能平衡成什么样。

Cindy：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媒介如何影响消费。不同平台差异很大，尤其是电商与内容结合的方式。以抖音为例，它的直播带货逻辑非常典型。早期，大主播依靠高额交易抽佣生存，收益可观。但随着流量分散，很多主播无法再仅靠交易额赚钱，于是出现了买流量、付坑位费的情况。结果是品牌方利润被压缩，主播收益有限，最终变成为平台打工，直播间本身更多成为品牌曝光和批发渠道，而非直接盈利的场所。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抖音开始往“买手店”逻辑转型，让主播用自己的审美和经验做更专业、更个性化的推荐。平台在用内容留住注意力，也在改变消费者的消费方式。

再看淘宝和拼多多等传统电商。淘宝的“逛逛”频道就开始融入短内容和社交元素，类似小红书的切片内容，目的是留住用户的注意力，并让内容直接转化为购买行为。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过去的消费更多是“买爽”，冲动、囤货、拆快递的刺激很强，大家对经济也更乐观。但爽过之后的代价是家里堆满用不完的东西。我自己甚至最近才清掉三年前双十一买的囤货。

背后其实有平台和品牌策略的推动。像抖音，高佣金和高投流成本逼着品牌必须把货卖“够多”，用大包囤货来锁住用户预算，从而提高 ROI。结果是平台赚钱、品牌卷销量、消费者囤垃圾，形成恶性循环。

但这几年消费者开始觉醒：不想被迫囤货，也不愿被平台“算法式引导”。他们开始拒绝大包装、拒绝冲动消费，只买实际需要的东西——从“买爽”转向“买对”。这不是宏大自觉，而是从生活成本里自然长出的理性。

曹柠：Cindy 说的其实都指向一个核心：平台试图在同一个场景里完成“观看—种草—购买”的闭环。这延续了他们过去在人、货、场景上的匹配思路。你们可能也注意到短剧的迅速扩张，很多电商都开了短剧入口。我一开始也不理解，但后来发现，这正是平台在争夺用户的停留时间，让场景的成交额达到它的投入。

只是这种高密度的场景竞争，会不断挤压其他生活空间。我其实很喜欢逛街和小店，但这些年的感受是：城市里真正能逛的地方越来越少。过去街边、社区、小卖部承担的日常消费，被电商一次性囤货替代了。双十一囤一年的纸巾或可乐当然高效，但它的代价是线下空间逐渐消失。

比如闪送，现在确实很方便，二十分钟可以买到几乎所有生活用品。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生活中也越来越没有菜市场、没有可以随意走走的街区。许多城市都变得像北京：大型社区外是萎缩的配套商业，消费只能在 mall 里集中完成。我们失去了那种在市集里慢慢探索、随手发现的体验。

这些体验被移动互联网高度集成化的机制吸走了。我们获得了效率，也失去了物理世界的丰富度。这当然是系统性的问题。但至少有几个问题值得反问：我们究竟想过怎样的生活？是否效率更高就意味着更好？包括内容消费和注意力，“爽”是不是就等于“对”？这些都需要重新想一遍。

我想，没有人真正向往这样的生活。去欧洲旅行时，大家会赞叹那里的多样业态与城市质感。但别忘了，人家有严格的休息制度，放到这里的竞争逻辑里根本“卷”不过。所以这种回潮往往是一种“多么痛的领悟”：只有在付出代价之后，我们才意识到多样性的珍贵，需要被守护。

电影《绝美之城》

“注意力经济”下的长期主义

阳少：品牌总会不断瞄准新的内容入口，滚雪球式地演化。很多奢品会把播客作为投放渠道。但你又很难说，相比于其他平台，播客受众是更加有购买力的。不知两位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Cindy：为什么奢侈品愿意在这些平台上增加投放？并不是因为这里已经聚集了他们的核心用户，而是这些平台能筛选出未来可能与其品牌形象更契合的一批潜在人群。对奢侈品来说，品牌形象和审美调性才是最关键的，这些平台的用户气质与他们的定位更接近，因此天然更容易形成匹配。

其次，我觉得播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40 到 120 分钟的讲述，无论是阐释还是思考，都有足够的篇幅展开。当你每周都听到同一个主播的声音时，那种感觉有点像“许久未见的朋友”。虽然未曾谋面，却似曾相识，这种持续陪伴会建立非常高的信任感。内容越深入，你的接受度越高，它的渗透力也就越强。

而这恰恰是奢侈品愿意、也有能力去做的内容：讲长故事、讲品牌的文化源流、讲他们对时尚和美学的理解。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在几十秒、三五分钟的广告里完成，它需要一个长内容的载体才能沉淀下来。

曹柠：我们节目里有个系列叫“另类消费史”，也是Cindy刚才分析的这个路数。品牌做到“高级形态”究竟在追求什么？其实最终指向的都是认同感。Feeling good当然有功能性的满足，但更深层的是一种类似前现代社会通过宗教、家族、共同体获得的安全感与荣誉感。

进入现代社会后，个体被原子化，只能通过消费来重新确认自己是谁——选什么品牌、有什么偏好、站在哪条鄙视链上，通过这些比较级来找到自己的 Feeling Good。而对于品牌来说，它必须为那些看似虚无、但能营造“光晕（Aura）”的部分付出真金白银——只有不断投入，逼格才能立得住。

但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新兴的品牌总“转不过弯”，因为这种气质是靠漫长时间积累、靠资本主义社会一层层蜕壳才演化出来的。品牌必须真的把弦扭过去，意识到自己在“造神”，在为一类人讲故事。如果只是表面提价、内里还在算小账，破绽早晚会被看穿，最终没人买单。

反过来讲，我们这些播客主播也得接受这种无奈：更新周期本来就漫长，用户培养与新陈代谢都有一个自然过程，只能等。硬要说“我现在必须把播客商业化”，本身就是个悖论。

阳少：奢品看重的是内容平台的调性，而调性往往是难以被量化、同时也需要长期积累的。这也是为什么时尚顶刊会支持高质量的非虚构写作，本质上是内容服务调性，而非直接卖货。

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下，内容本身很难单独创造营收，广告投放也越来越少。我有一个暴论是，内容和变现其实是两码事，如果一个内容创作者想要赚钱，那TA应该先考虑变现模式，而不是好好做内容。除了少数头部博主外，好好做内容的人都不赚钱。

曹柠：完全同意。说白了这是两套标准。回看我们自己的精神消费和知识获取，其实我们也并没有为它们付费。即便在没有专利或知识产权保护之前，很多知识也是难以界定的。既然我们自己没有付费，为何又要求内容传播者——甚至不是原创的创作者——必须为此产生直接收益，或者为自己建立护城河呢？

有时候，被关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听众倾注几百小时收听节目，这本身就是一种“所得”，正如Cindy提到播客带来的信任感，它具有价值，但不是以金钱计量的现实收益。在这个循环系统里，我们与品牌交换的，往往是信任度、认知价值。通俗地说，就是对方认可你、看得上你，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我觉得，在一个比较良性的商业生态中，美誉度也应该被纳入衡量体系，甚至应得到更高权重，让创作者处于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而不是单纯用商业化、变现能力去衡量。那样不仅粗暴，也会让创作者们被迫走向单一化。

美剧《广告狂人·第七季》

Cindy：在 YouTube 上，只要你创作了足够好的内容，依靠订阅和流量就能赚钱，这是平台天然给到的正向循环商业模式。但在中国却不太存在。以前知识付费更多是卖课，我并不太喜欢这种方式。长期下来，大家对版权和知识产权的意识不强，也不愿意为内容付费，这也塑造了今天的生态。如果一开始就像 YouTube 那样建立商业模式，今天的环境可能会完全不同。

中国的流量纵深大，头部创作者可以直接通过流量进行多种变现方式。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因为流量不足，商业价值被局限在小范围内，难以裂变和转化。这也是中国独特的内容生态与商业模式形成的原因。

另一方面，我觉得内容创作和商业化本身就是需要平衡的。真正属于个人化的表达，常常难以商业化，但它却是创作者保持频道特色和长期输出的核心。否则大家就会陷入同质，讲同样的事情。因此，这类小众内容需要长期养护，同时也依赖用户习惯的培养。

在播客领域，很多创作者仍处在“为爱发电”的阶段，并没有赚到多少钱。如果用户能给予更多包容，通过点赞、关注、转发、收藏等方式支持创作者，这本身就能成为一种鼓励，对创作者非常重要。

曹柠：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有次看云门舞集林怀民的一个演讲。他讲到，台湾早期做舞团时，长时间找不到商业路径。现代舞剧场演出无法支撑运转费用，团队快坚持不下去了，几乎到了要解散的地步。

当时他们已经非常悲观，但随着解严，市民经济繁荣起来，文化资助机制也开始完善。这个当代舞团经过十年的磨砺，已经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突然获得了商业回报。这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反思：从事某个相对小众的文化内容创作，能否坚持十年？能否坚持到市场和丰富的业态开始认可的时候？

如果不能留在牌桌，当那个时间点到来，就不要抱怨市场不给机会。内容创作者需要自我反省动机：你到底想要什么？只有当付出的代价清晰时，你才能真正专注去做那件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阳少，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