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涨价再返补贴：国补的迷局与博弈
你今年用“国补”消费了吗？9月开学季，往往是大学生更换或购买新电脑的时节，今年很多大学生却发现，有了“国补”，买电脑却更难了——“国补”要么抢不上，或者厂商先涨价，国补后的价格才恢复正常水平。
这种现象只是最近最直观的一个缩影。按照国家统计，截至8月14日，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1.9万亿元，惠及超3.2亿人次：汽车以旧换新超730万辆，家电以旧换新超1.1亿台，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超7400万件。
当然，这些数字仍然很大，但如果对比总销量，补贴占比就更清晰了：乘用车销量2112万辆，补贴车占比34.6%；手机销量约2亿台，补贴销量占比也能达到30%左右。可见，对这些品类而言，补贴规模空前。但回到整体消费中，1-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3,906亿元，被补贴的消费仅占5.8%，并不算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各批次资金都在下发，社零同比增速从5月后便一路下滑。
从6月开始，补贴政策细节又生变化：多省在6月底调整政策，凸显部分地区资金见底，无法继续；另一些地方，流程也开始变繁琐。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笔巨额补贴出现“抢不到、用不上”的尴尬局面呢？
中央设计的蛋糕，地方的执行与博弈
这轮“国补”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从表面上看，对消费者而言，它像是一种国际通行做法的刺激消费手段。然而，细看细节，这背后是一场精密设计、带有鲜明“供给侧”烙印的经济干预：政策的核心机制、执行链条以及实践中遭遇的波折，共同揭示了中国当前经济治理模式的特征与矛盾。
该计划的资金基石是2024与2025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在2025年，国债为包括“消费品以旧换新”在内的设备更新方向规划了约3000亿元的年度资金池。资金并非一次性拨付，而是按批次分配：2025年1月810亿、4月810亿、7月690亿、10月计划690亿。这样的“脉冲式”供给模式，为市场波动埋下伏笔。例如，5月份各地补贴退坡，就与4月批次资金划拨有关。
仅靠批次资金无法解释所有问题。如果补贴与消费高度相关，且批次有季度性，那么为何社零总额在3月和5月达高峰后，却一路下滑？其中一个原因是央地分担机制与地区差异。总体上，中央承担90%的资金，地方配套10%，东中西部因经济差异，中央承担比例分别为85%、90%和95%。规则中有两条例外：中央额度用完后，超出部分由地方承担；年末未用完额度将收回中央。
资金在各省分配虽未完全公开，但从部分省份可见端倪。以陕西为例，2025年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为75亿，占全国资金2.5%，略低于人口占比（≈2.81%）、高于社零占比（≈2.24%）。贵州则在2024年获得35亿，占比2.33%，高于GDP占比（≈1.68%），接近人口占比（≈2.74%）。可见中央分配既遵循规则，也体现一定扶助性，同时还受各地执行进度影响。
中央设置了一个规则非常明确的蛋糕，那么在规则内，就一定会发生套利。例如闹得沸沸扬扬的“零公里二手车”：经销商以亲友名义上牌领取补贴和返利，再出售车辆。而在2025年8月发布的24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也披露了大量骗取补贴的案例。
为应对这些问题，国家又设计了一系列流程：“资格获取—交易下单—信息核验—旧物回收/车辆注销—资金结算—后台审计”。多重数字关卡、跨库核验提高可控性。但对消费者而言，获取补贴则需要走过一条漫长且环环相扣的行政摩擦之路。不过也值得注意，为减轻商家压力，政策明确不得以“垫资能力”为由限制商家参与，并推广预拨付模式。这使得电子化核销与直减成为主流，这对中小商家是一个有利的政策，体现了某种扶助性。
为何要为“国补”设计一个如此复杂的系统，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呢？
电影《驾驶我的车》
拉动服务业，还是托举工业链？消费券目标的分野
作为一种精巧的短期需求管理工具，消费券在如新加坡、日本、韩国、北爱尔兰、中国香港和台湾等经济体都有案例。通过对比，能更清晰地揭示我国经济政策选择的独特性与深层原因。
多数经济体的消费券都明确指向本地生活服务业和小微商户，以拉动社区经济和就业。例如，新加坡的 CDC Vouchers 将金额一分为二：一半只能在超市使用，一半必须流向邻里小贩；北爱尔兰的 “高街计划” 禁止线上消费，强制把客流导回实体门店；韩国的 “地方爱心券” 则限定在本地使用，以扶持中小商户对抗连锁企业。这类设计的底层逻辑是：服务业是最密集的就业部门，财政资源精准滴灌于此，能最快稳定就业和线下现金流。
相比之下，中国的“以旧换新”补贴并不面向服务业，而是集中于耐用消费品产业链（汽车、家电、家装、数码）。它的核心逻辑是“以消费带动制造”，通过释放需求来消化库存、保障开工率、稳定产业链。这决定了它更像是一种产业政策工具，而非消费拉动工具。
另一个显著差异在于资金来源。新加坡、北爱尔兰和中国香港的消费券均由中央或自治政府直接出资，不要求地方配套，因而政策连贯、可预期。而中国大陆采用央地共担模式：中央拨大头，地方需配套。这既能调动地方积极性，也防止道德风险，但地方财力差异和“配额用尽即停”的规则，使政策在执行中出现“暂停、限流、提门槛”等摩擦，连贯性受到挑战。
至于实际效果，消费券本身就存在边际性问题。研究表明，它往往导致消费在有效期内集中爆发，期后迅速回落，难以带来长期拉动。日本 1999 年的商品券、台湾地区 2009 年的消费券都显示出边际消费增长率很低（后者仅约 0.25），大量补贴被用于原本就会发生的消费。北爱尔兰 2021 年的 “高街计划” 总支出约 1.397 亿英镑，净增值仅 5320 万英镑，边际消费增长约 35%。
这些结论同样适用于中国，但差异在于补贴的目标对象。由于聚焦于高客单价耐用品，其边际消费倾向更低，更容易与消费者的原有换新计划重叠。因此，它更接近于附带消费条件的产业补贴，而非典型的消费券。短期内对 CPI 和餐饮就业几乎没有拉动，但对产能利用率和上游订单的传导效应更明显。2025 年 CPI 数据就几乎未受到消费券的波动性影响。
综上，与其他经济体普遍扶持本地小微服务业的消费券不同，“以旧换新”补贴本质上是一种产业补贴，目标在于稳产业、稳就业，而非直接刺激居民消费。
电影《我是布莱克》
为什么手机和电脑的补贴最少？答案藏在产业链里
这种选择深刻反映了中国在经济治理上的“供给侧”偏好和对“可验证考核”的追求。而这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虽然官方未公布分品类的具体金额，但根据“成交量×单位补贴”可以大致推算资金流向：
●汽车：截至2025年1–8月，以旧换新超730万辆，单车补贴1.3万–2万元，总额约949亿–1460亿元。
●家电：更新超1.1亿台，补贴300–1200元，总额约330亿–1320亿元。
●数码产品：购新超7400万件，补贴150–500元，总额约111亿–370亿元。
显然，汽车是补贴中的“资金黑洞”。虽然家电和数码销量庞大，但由于单笔补贴额度较低，其财政成本远小于汽车。正因如此，在“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机制下，财政资金往往被汽车消费迅速“顶格”消耗。多地首批资金很快告罄、暂停发放，印证了这一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倾斜？核心在于两点：
一是产业链考量。汽车和白色家电是中国最完整、最本土化的产业链，能直接带动中上游制造业开工和就业稳定；而手机等数码产品的二手机市场更具全球化，且苹果等外资厂商占据主导，本土受益有限。因此，汽车与家电理所当然地成为补贴的优先对象。
二是可验证性。与餐饮、理发等服务消费难以审计不同，大型耐用品交易留下了完整的证据链——汽车报废或二手交易票据，家电数码的产品序列号、能效标签、发票等。这让财政补贴在央地共担的框架下更易追溯和考核，也体现出中央对地方的不信任。
因此，这轮补贴在前期确实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汽车销量飙升，家电数码成交激增，制造业产能压力得以缓解。但隐忧同样明显：
●需求透支。在补贴实施6个月后，汽车销量增速明显回落：3月+38.0%，到8月仅+7.5%。即便补贴延续，新增需求也可能乏力，更不必说补贴退出后的后果。
●服务业被忽视。资金几乎没有流向接触型服务业，对餐饮、休闲等就业带动有限，CPI服务分项也缺乏起色。
●外贸压力。持续补贴维持高产能，与早年的“出口退税”逻辑相似，短期稳定了产业，但掩盖了产能泡沫风险。一旦国内需求回落，必然加剧出口依赖，增加对外贸易摩擦的可能。
总而言之，“以旧换新”补贴的品类选择与资源配比，是一场服务于产业政策目标的精准计算。它以牺牲中期消费稳定和服务业复苏为代价，将财政资源集中用于稳住制造业基本盘，同时暴露出央地财政博弈与外贸风险的制度性矛盾。
纪录片《美国工厂》
以消促产还是以民为本？中国式补贴的博弈逻辑
如果把过去一年多的“国补”和“以旧换新”放到更宏观的视角上，会发现这背后带着浓浓的产业政策色彩：供给侧偏好、对可验证考核的执着、依赖电子票据的数字化审计、18个月的运动式执行，共同勾勒出当下中国经济治理的典型特征。
在巨额财政的推动下，汽车和家电产业链的产能利用率被短期托住。但它也把内需拉动再次扭曲成了行政与财政的KPI考核，并将刺激的重心固定在耐用品与制造侧，而非服务业与家庭部门。IMF以及多个国际机构对中国的基本劝告——扩大社保与服务业开放、把增长重心“再平衡”到居民消费——在这个周期里看似获得了回应，却再次被“以消促产”的逻辑压过。经济政策继续进行大量刺激，但社会经济结构“再平衡”遥遥无期。
中央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央地财政划分与对贵州这样欠发达省份的扶助性；与地方自下而上，不断附加门槛，限流与暂停，相映成趣。构成行政与官僚层级中一种独特的博弈，也是真正博弈的所在地。企业家们则被挤压在夹缝中：一边是地方政府维系高产能，一边是国家限制价格战，再叠加消费补贴的波动性。至于社会与服务业，甚至从未真正进入过这场博弈。
这套逻辑必然加剧“内卷”。当汽车消费增速下滑、国家补贴资金不断消耗，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外部市场又对中国产能扩张设下更严门槛（关税、反补贴案），于是内循环中的运动式补贴就可能持续、常态化，甚至被迫加码。但这种刺激模式，很难转化为居民稳定的生活性消费。
一个更健康的模式，恐怕仍要回到IMF反复强调的那条老路：更强的社保与公共服务、更放开的服务业竞争与准入，把居民的消费意愿与能力激活。只有这样，才能让增长的动力来自家庭和社会，而不是一次次项目化的产业补贴。至于“数字化审计”和“可验证考核”，如果能服务于这一转向，而非固化“产业为纲”， 也许才是这套治理技术的下一次升级，与整体社会的转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中李，编辑：阳少，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