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公开喊话90、00后：这件事，要早做准备
景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过去15年间，他和团队走访了全国的多家医院、临终关怀机构和养老院，研究中国人如何养老和面对死亡；他也尝试与更多人公开讨论这个“禁忌的话题”——给本科生上死亡社会学的课，举办以“死亡”为主题的展览，把抽象的学术成果融入进艺术作品。
7月下旬，一条在北京见到了景军。他与我们谈到90后、00后可能面临的养老送终危机，提醒年轻人应该提前为此作准备；谈到临终关怀的多种模式与反向关怀，个人的尊严死，以及多元生死观。
在聊天接近尾声时，他说：“我们不知道到最后是什么样子，只能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提出一个最低的要求，就是提升中国人的死亡质量。最起码的，不要让我那么疼。”
国人如何谈死亡？
2019年，景军在清华大学开了一场讲座，主题为“我们将如何老去”
67岁的景军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也曾在清华大学医学院做过10年的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从2010年开始，他与研究团队开始关注“中国人如何养老”，并逐渐延伸到对国人临终关怀模式、死亡质量等问题的研究。
2019年底，景军在清华大学开了一场主题为“我们将如何老去”的讲座，吸引了全国将近200多万人线上观看。他后来反思，这次讲座之所以受到这么高关注，也许是因为它探讨的不仅仅是我们会如何老去，还有“我们将如何离去”的问题。
过去5年里，景军与团队调研走访了全国多家医院、临终关怀机构和养老院，从逝者家属、朋友和医务人员的口中收集了364份临终叙事。他们想知道，中国人如何谈死亡？
景军曾给本科生上“死亡社会学”课程 作为本次展览“将死亡带回生活”的学术支持和参展人 他将课堂上学生分享的《我的五个愿望》生前预嘱 也带到了展览现场
除了学术研究，近年来，景军也越来越多地在公共场合谈论“死亡”。
他曾给清华的本科生开了一门“死亡社会学”的课程，但觉得开展得并不顺利。
他观察，面对死亡这个话题，学习知识和好奇心都不是学生们选课最重要的动机，他们心里各有所求——有人失去了男朋友，想来这里疗伤；有人想了解死亡具有什么意义，从而寻到人生价值。
他还记得有一位外校来旁听的男生，20多岁，两条胳膊上全是自残留下的刀疤。他尝试用自己那个年代的观念与男生交流，告诉他这样做对不起父母，结果男生回答说，“我的父母对不起我，他们不应该把我带到这个世界”。
电影《人生果实》剧照
在这些时刻，景军感到力不从心。“我熟悉的理性主义是没有办法的，一个老师的学术背景不足以帮助解决学生面临的所有问题，我觉得我得给他介绍一个心理咨询师……讲死亡实际上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大概半个月前，一条在北京MACA艺术中心“将死亡带回生活”的展览现场和清华大学见到了景军。他来时戴着墨镜，头发灰白，刚坐下便点了一杯三分糖的冻柠茶。他会在半夜看美剧《绝命毒师》，平日爱骑着电动车到处走，说话语调顿挫、声音洪亮。
最近他时常在这两地往返。在展览的学术支持的身份之外，他回顾自己的研究，与艺术家周雯静、岳明月，学生宋敏等合作完成了数件不同主题的艺术作品。
“把死亡变成公共教育的一部分是有风险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听你说的。”但让他高兴的是，在过去的数个周末，每周都有几千人来。
以下是他的讲述。
90后，可能面临养老送终危机
在疫情期间，我母亲去世了。
得病了之后，我们一开始要求她去医院，她不去。她自己也是医生，是内科大夫，她说我太了解他们了，像我们这种80多岁快90的，医生不会给我们看病，就是糊弄糊弄我们，说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
当她在家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叫不可承受的照顾负担。
我们家可以说照顾条件非常好，姊妹兄弟三个，加上各自的配偶和孩子，再加上护工，有7个人可以照顾我妈。但是她1个人把我们7个人的生活全部打乱，因为我们不会帮她清洗身体。
每一次帮她清洗身体都需要一个多小时，然后过一个多小时就又乱了。她的房间是臭的，大家全都病了。以至于护工后来说，景老师你必须把你妈送到一个医疗机构里去，否则我是干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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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次经历可能是未来25年之后根本看不到的一种经历了。90后、2000年以后出生的小孩，可能连兄弟姐妹都没有，是低生育率的一代，你没有精力，也没有经验去照顾你们的父母。
老年照顾也好，养老也好，还有临终关怀也好，应该是一种社会性的服务。
但是我们现在很少有人关心这个问题，90后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还很健康，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
2001年，我们国家65岁以上人口达到7%。而到了2021年，65岁以上的占到了14%（根据联合国标准，此为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标志），翻了一倍。
很多欧洲国家，至少用了六七十年才完成了老年人口的翻番，那就意味着很多国家在面对老龄社会的时候，有充足的时间去做准备，我们只有21年，没有时间做准备。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养老送终的危机，但是如果不去做努力的话，在90后这一代就必定发生。
我希望90后的年轻人能更超前一些，能够更及时地意识到你们这代人将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危机。应该大声疾呼，社会建立更好的养老和送终机构。
临终关怀的多元想象
镇江大圣寺，老人饭后自行洗碗
养老不可能是单独的养老，它必须还有送终。
最传统的临终关怀是家庭临终关怀。第二个比较新潮的，就是在医院里头做安宁疗护。
很多人认为在医院死就是安宁疗护。其实不是那样子，死在ICU里头，死在最后的抢救台上，那不叫安宁疗护。
安宁疗护
安宁疗护就是最后不做任何的医疗干预，只做止痛和舒适。在中国能够得到安宁疗护的人每年是多少呢？不到30万人。大多数人死得非常痛苦。
每年300多万癌症患者去世，他的问题是剧痛，他回家之后不能带任何注射的麻醉剂，因为麻醉剂的注射必须在医院完成。尤其是在农村，很多人打着滚死的，死于剧痛。
一个老师告诉我们，有一天他接到紧急电话，得知爷爷失踪了，回到家里才问清楚，爷爷半夜梦见自己的弟弟召唤他走，说这么疼了，你跟我走，我们不要留在这个世界了。
爷爷走到山上跳下去，被一棵松树拦着，从树上爬下来，然后回到家。
寒山寺养老院房间
除了医院的临终关怀模式（安宁疗护），在汕头有医学社工模式，上海现在是街道和家庭的临终关怀模式，还有医生周末寻访模式，农村的赤脚医生模式；其实还有佛教的助念团模式，这个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我这几年一直在做临终关怀研究，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精力、把所有的钱放在一个领域，好像只有一个安宁疗护值得推广，而应该是多元的，应该撒钱。
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农村的赤脚医生是不是应该轮训做临终关怀的培训，赤脚医生是不是也应该被信任，可以获得注射性的高效的止疼剂，他们现在是不允许的。
中国人是非常有想象力的，我们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模式可以使用，医疗机构只不过是中国人关于怎么处理死亡的一小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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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这个事情的时候，这里有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
中国人走的时候关心别人的故事太多了，这叫反向关怀。最典型的是拒绝继续治疗，把钱省下来给家里人。
还有其他并不是一个物质上的。张伯伯是一个农民，他不会对自己的4个女儿说我爱你。最后一天他坐在家里沙发上，给这些女儿剥花生，剥了一桶花生放在这儿，一仰头走了。
还有疫情期间住在清华大学一家医院的李奶奶。每当护士走到她的房间的时候，她都抓住护士的手，已经不能说话了，指指自己，然后指了指外头，那意思是说我很好，你去照顾其他的病人。
还有一个故事是四川的一个大夫跟我们讲的，有一个12岁的女孩得了血液病，临走的时候说我要捐献器官。她说我就懂一个道理，大家对我太好了，我只能这样回报大家。
关心自己的家人，关心病友和医者，关心社会，我们很多中国人都能做到的。
到底是谁的生命？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死亡跟社会变迁和社会价值观有特别的关系。
100年前的死亡大多数是死在家中。今天的死亡在上海，70%是死在医院，像北京、杭州这样的城市，至少一半死在医院，全国跟上海是一个倒数。
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反问，我们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死在医院了？
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说现在医院普及了，其实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现在越来越多的希望来自现代医学，现代医学给我们更多的承诺。它可以把你放在ICU里头，让你多活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在北京郊区外头有一个植物人医院，可以让你活5年7年10年。
现代医学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又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面临生死的时候，我们是尊重临终者的个人意愿，还是尊重超过个人意愿的其他意愿，比如儿女的意愿？
中国每一年去世1000多万人，正常死亡的人有70%左右选择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别人。
大多数中国家庭不会把所有的尊重放在个人上，多数情况之下是代替父母做决定。而在这些案例中，哪怕医生告诉我们无力回天，我们选择的全都是全力的抢救，最后给我们的父母造成了不必要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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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强烈的孝道，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要竭尽所能地对父母好。但是这孝道里头也是有悖论的。
到底是谁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难道属于他者吗？我们的现实就是，对了，你的生命不属于你个人，你的生命属于你父母、属于你的孩子、属于你的配偶。
我曾经在一定的场合下批评过把生前遗嘱当成一个预立医疗计划的文件的这种做法。很多人认为签署了一个文件，医生就应该按照这个文件执行，尊重个人的这些意见。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西方的做法，即便在西方，实际上也很难实现。
对我个人而言，我对自己的死亡选择，如果你不尊重我，我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个人尊严死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我们经常不是独立的存在。
死亡，可以不只是一把灰
景军与学生交流
有的人说景老师，你都这么大岁数，还研究什么死亡。甚至我们很多学术杂志你写死亡的，它都不采用稿子，就忌讳到了一种完全不可思议的地步。
在清华开死亡社会学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写的感言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们家母亲是一个内科大夫，但是即便每一次我提到死亡的时候，我的妈妈都连续会说，呸呸呸，不许再说”。
我们只谈生的意义，不谈死的意义，只谈生的事实，不谈死的事实，我们不断回避。
过去我小时候，每当家里有人死亡之后，你会在他身体上看见一个标志，一个黑箍，像一个袖子，上头写一个“孝”字。我在清华20年没有见过，现在人连这个都不戴了。
我不敢戴，我怕得罪你，我们越来越把这件事情藏起来了。所以法国历史学家阿里耶斯说，现在的死亡反而进入了一个“野蛮的死亡”，它不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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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第一次面临死亡，我们的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人面临过死亡。在唯物主义的观点里头，死亡就是一把灰，但是各种传统社会里头有各种各样的意向对它解释。可以重于泰山，可以轻于鸿毛。
早年我曾经在甘肃做过田野，我知道甘肃的转经轮，也知道汉族有长明灯。我和岳明月就做了一个作品。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它既像一个转经轮，又像一个长明灯，把手伸进去之后，它的图像是我们中华56个民族的生命象征。
我觉得我们要回归传统，它可以让我们中国人关于死亡的意象多元具象化。我们需要丰富起来，不能够用单一的价值观去解释死亡。
在北京的一间安宁疗护房间里老人为志愿者的歌声鼓掌
别人说你讲半天死亡社会学了，你自己有没有准备？
今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作为一个没有直接面临死亡的一个状态，我就在想我也应该做到反向关怀，应该提前做出决定，应该把什么东西捐出来。
但是我一定要说，那是因为还没有直面它。当告诉你只有三个月就没有的情况之下，可能反应完全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不敢吹牛。
我们不知道到最后是什么样子，只能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提出一个最低的要求，就是提升中国人的死亡质量。
最起码的，不要让我那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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