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成为了职场“牛马”?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职场中,“职场牛马”一词频繁出现在我们的日常对话和社交媒体中。我们用它来自嘲,调侃自己在工作中的无奈。然而,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理机制和现实困境?是什么让“牛马”现象在职场中如此普遍?我们又该如何打破这种困境,找到真正的职业幸福感和生活平衡?在本文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关浩光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度剖析。
“职场牛马”背后的心理机制
最近热播的《长安的荔枝》,以唐代小吏李善德的命运,揭开了古代“职场牛马”的真实生活——为官十八年才勉强凑够首付买房,却因同僚算计,被迫接下“从岭南运送鲜荔枝”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一幕,很像今天的我们:拼命工作却依然面临压力,兢兢业业却总被甩锅,最终活成了“职场牛马”,只能深谙唐诗“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的无奈,并遥叹晋代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可惜“斯人不可复闻”。从唐代官场到现代职场,历史仿佛一个循环。
“牛马”本是农耕时代的重要劳动力,如今却被用来形容那些任劳任怨、加班加点却回报有限的职场人。“打工人”“职场牛马”等自嘲词汇的流行,并非偶然,而是社会竞争、经济压力与特殊企业文化的共同产物。
职场人流行用“牛马”自嘲,看似自我贬低,实则暗藏智慧。这种自我污名化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通过主动接受“牛马”的标签,接纳控制不了的局面和允许不好的结果,这样职场人就可以不用直面人生,并能卸下生活中不切实际的期待,获得某种心理释然。
这种自我污名化自古至今都十分流行,例如唐代李商隐在《蝉》中以吃不饱的昆虫比喻自己“举家清”,宋代苏轼在《记承天寺夜游》中以“闲人”自嘲。
更妙的是,这种自嘲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当“打工人”“牛马”成为我们的共同代号,实际上构建了一个跨越行业和企业的隐形联盟。在这个联盟里,一个简单的表情包就能传递千言万语,一句“牛马精神”胜过万句鸡汤。这不是简单的抱怨,而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智慧——我们用幽默消解压力,用自嘲建立联结。
这种集体自嘲背后,是当代职场人才能心领神会的默契。当组织高喊口号时,我们用黑色幽默保持清醒;当压力山大时,我们在表情包里找到共鸣。这既是应对现实的生存策略,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身份标记。
“牛马”是如何炼成的?
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在过去这么多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例如60后的员工曾经以献身工作为荣,不轻言离职,但是00后的年轻人却着重个性,强调工作和生活互补及生命的价值,有时更因为老板不听话而离职。
近年来,超时工作成为很多行业的潜规则。从互联网大厂到中小创业公司,从科技企业到传统行业,“自愿加班”逐渐演变为职场生存必备技能。
同时,近几年高校毕业生源源不断地涌入就业市场,2024年高校毕业生达到了1179万。中核集团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他们今年招聘的1730个岗位接收到了119万份简历。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在供大于求的就业市场,劳动者议价能力被严重削弱。
另外,在降薪裁员潮中,为了保住饭碗、避免断供,职场人不得不化身“拼命三郎”。去年电影《逆行人生》正是这种困境的写照。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将一个孩子养育至18岁成年平均需要花费近53.8万元,养育至本科毕业需要68万元。而在一线城市如上海,这个数字更是突破百万大关。对于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的顶梁柱来说,这份压力尤为沉重——他们不仅要承担子女高昂的教育支出,还要肩负起为父母养老的重任。
在这样的压力下,职场人别无选择,唯有咬牙拼命工作。
吃苦文化的代际传递,也为“职场牛马”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流传千年的古训,早已深深镌刻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从孩提时代起,这种价值观就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三重机制,被不断强化和传承。
这种文化传承下培养出的学生,进入职场后自然也延续着同样的思维模式。进入学校听老师的话,进入职场要听领导的话。
吃苦文化制造了一个怪圈:父母一代用自己吃苦的方式教育子女,子女又将这种方式带入职场并传递给下一代。它让超时工作、自我压榨被合理化,甚至被美化为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企业里的高管也是这样一路走来,作为全球知名女性之一,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曾出版《向前一步》,书中展现的是一位在事业与生活之间游刃有余的“超人”形象。而事实上,这种文化正在透支年轻人的身心健康,也阻碍着创新思维和批判精神的培养。
“牛马”如何破局?
“牛马”现象在各个国家都有,只是表现的形式和程度不同。
亚洲国家的内卷表现得更加显性,亚洲国家的“牛马”普遍面临工时长、工作强度大的问题。比如日本的“社畜”文化,其实质和“牛马”一样。日本企业强调忠诚和奉献,并且职场中等级森严,过劳死在日本十分普遍。而韩国的年工作时长为1900小时,排名OECD(经合组织)国家第一,并因此造就了韩国年轻人盛行的“五抛世代”(抛弃恋爱、结婚、生育、住房、人际)。
欧美国家同样存在“牛马化”问题,只是更隐性化。无论是零工经济从业者、低薪服务业人员,还是高薪的投行精英和科技行业从业者,都面临超长工时、高压竞争的问题。然而,欧美更完善的法律保障、社会福利和强大的工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困境,使得劳动者的权益和话语权相对更有保障。
“牛马”困境下,员工付出极大代价。过长工作时间和高强度工作严重危害员工身心健康,引发职业倦怠、情绪耗竭、抑郁症等心理问题。这种困境还限制员工职业发展,使他们忙于执行性工作,无暇提升技能,陷入“低质量勤奋陷阱”。长时间加班也让年轻人无暇恋爱,引发家庭矛盾,如“丧偶式育儿”,进而破坏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牛马”困境同样反噬企业。它不仅无助于提升员工绩效,还可能导致优秀人才流失。长期过劳引发的情绪耗竭,会通过工作倦怠影响员工表现和离职意愿,降低认知灵活性和风险承担意愿,削弱创新能力,使员工难以进行创造性思考。此外,这种困境还会助长不良组织文化,如形式主义和伪奋斗,表现为无效加班和朋友圈晒加班等表演式努力。长期高压环境滋生的这些问题,会影响企业健康发展。
破局职场困境,需要各方面的协同变革。
在企业层面,要进行管理优化与人文关怀。企业需革新管理理念,摒弃“唯工时论”。推行人性化的工作制度,如“弹性工作制”,有助于提高员工满意度和生产效率,吸引人才并降低离职率。有条件的企业应设立员工关怀计划,提供心理咨询等人文关怀。
在个人层面,则需要认知升级与策略调整。职场人需建立清晰的职场边界意识,学会对不合理要求说“不”。心理学研究表明,懂得合理拒绝的员工职业倦怠感更低。职场人应从“执行者”转变为“价值创造者”,关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在快速变化的职场环境中,聪明的职场人积极布局“第二赛道”,作为一种职业风险对冲策略,确保自己永远有选择权。真正的职场智慧在于聪明地经营自己的职业生涯,不断提升个人能力,关注自身健康和心理健康。
破局“牛马”命运,并非无解。无论是李善德的绝地反击,还是当代打工人的“躺平”与“觉醒”,都让我们更好地看清自己的困境,共同寻找突围的可能。正如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说:“效率是把事情做对,效能是做对的事情。”
真正的职场突围,不在于拼命向前拉车,而在于看清方向,选择更聪明的奋斗方式。职场不应该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苦役,也不应该只留下“皮囊”,而应该是一片让每个人都能绽放光彩的舞台,所谓“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教授简介
关浩光博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在加入中欧之前,他任职于同济大学管理高等研究院,曾担任经济与管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
关博士毕业于美国德雷塞尔大学,并获得组织与战略学博士学位,此外,他还拥有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环球商业和管理学硕士学位。关博士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培训、领导力和偏差行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ID:CEIBS6688),作者:关浩光,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