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弹少年团之父，入狱倒计时？

韩娱再次大地震。

5月28日，HYBE创始人兼董事长、被誉为“BTS之父”的方时赫，因涉嫌在公司IPO前利用内幕信息操纵股权交易、误导早期投资者，获利达4000亿韩元（约2.9亿美元），被韩国金融监督院（FSS）移送检方，面临无期徒刑指控。

此案迅速在韩国文化产业与资本市场引发震动，创始人神话崩塌，关于制度、信任与资本的裂痕，已经不可逆转地蔓延开来。

老股东被“做局”了

2018年起，防弹少年团全球爆红，Big Hit（HYBE前身）创始人方时赫开始考虑上市。

进入2019年，一些机构投资者开始催促公司尽快上市。9月，传奇资本等持股方正式致函Big Hit要求尽快启动IPO流程，然而方时赫却称“以当前企业价值，上市不可能”，明确回复“无上市计划”。

这一说法令老股东信以为真，在担忧长期套牢、退出无门的情况下，同意将持股廉价出售。

与此同时，方时赫的亲信悄然主导成立了Eastone Equity Partners和New Main Equity两支PE（私募股权基金），于2019年6月至11月间，以约1300亿韩元从包括AlpenRoute、LB投资和前副社长崔某在内的早期投资者手中收购了11.4%的股份。

调查显示，这两支PE架构上与HYBE高层深度交织，可谓方时赫的“影子团队”。

其中，Eastone PE自设立起便由方时赫的亲信担任董事，而方最信任的资本人士之一、Big Hit前战略融资高管金重东在听闻此次投资机会后，召集了Eastone PE代表梁俊锡、New Main PE代表金昌熙等人一起设计收购方案。这导致金重东既参与公司内部业务，又出现在PE运作中，还曾轮流担任Eastone PE高管，HYBE品牌协同本部的李升锡代表也在PE任职。

这些交叉任职表明，该基金本质上由方时赫的关系人控制，与公司之间的界限也异常模糊。

但事实上，Big Hit早在2019年9月前就申请了上市所需的“指定审计人”，并于11月与EY韩英会计法人签订审计协议。这一IPO关键步骤要求提交主承销商合同、董事会决议等，足以证明公司已有明确上市意图。

也就是说，方时赫一边对老股东宣称“不会上市”，一边早已秘密推进上市。

最终，Big Hit于2020年10月在韩国主板上市，市值飙升。PE所持股份成倍升值，随后迅速抛售，获得巨额利润。

根据媒体调查，方时赫与PE早有“利益共享协议”：若成功上市，他将分得该PE出售股票收益的30%；若未如期上市，则由其个人回购这些股份。

这实际使方时赫借道PE进行“无风险套利”——他向PE保证上市、提供内部信息，PE则作为代持者低买高卖，收益再按约定分配给方本人。整个过程中，老股东被蒙在鼓里，被诱导低价卖出股权，错失上市高收益，而PE和方时赫本人则渔利颇丰。

据业内消息，Big Hit上市后股价大涨，方时赫从中获利达4000亿韩元（约合2.9亿美元）。而主导交易的金重东赚得约1000亿韩元，Eastone和New Main的代表亦分得500亿韩元不等。利用这笔隐秘交易，方时赫与其亲信完成了财富跃升。

上市后，HYBE乘势开启全球扩张，但这桩埋藏于上市前的交易也逐渐引起监管注意。

2022-2023年，韩国金融界对HYBE上市过程中存在利益输送的质疑渐起。2024年11月，《韩国经济日报》等媒体首次揭露方时赫涉嫌通过PE套利的细节。韩国金融监督院随后以“信息披露违规”立案调查，并很快将案件定性为“欺诈性不正当交易”，转入刑事程序。首尔警察厅金融犯罪搜查也同步展开侦查，2025年4月底警方首次申请搜查HYBE总部（初次被驳回），5月再次申请获批，对公司相关资料展开扣押。

5月28日，金融当局宣布将此案通过“快速通道”移送检方。随着证据确凿，案件正式进入司法程序。

方时赫被控违反《资本市场法》第443条，该条规定：若违法行为所获利益或避免损失金额超过5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600万元），可处无期徒刑或至少5年以上刑期。方时赫通过隐瞒上市计划、操纵股权交易，牟利高达数千亿韩元，远超50亿韩元门槛，因此法律上最高可判无期。

此外，若其行为还违反了招股文件的信息披露义务，还将触及《资本市场法》第178条等关于虚假陈述的处罚条款，适用《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等规定从重量刑。据监管人员透露，若方时赫与PE间交易被定性欺诈，当事人将难逃严厉刑罚。

创始人高度集权下的治理滑坡

值得注意的是，此案也是韩国资本市场近年来少见的高层次欺诈交易指控。

以往演艺娱乐公司鲜有因证券犯罪被追究刑责的先例，此次创始人直接被控“资本诈骗”，也反映出监管层对重大证券违法行为的强力回应立场。一旦定罪，不仅方时赫本人身陷囹吾，公司亦可能被课以巨额罚金，相关非法所得也将面临追缴。

而HYBE的上市过程伴随这笔黑箱交易，暴露出公司的信息披露和审计合规存在严重漏洞。

首先，方时赫与PE之间关于利润分成和上市失败回购的协议，并未出现在IPO招股书中。此类大股东与第三方的特殊协定属于重大事项，按规定应完整披露。而HYBE在2020年提交的申报文件却只字未提，涉嫌构成虚假陈述或重大遗漏。韩国金融监督院最初正是以“申报书内容不实”为由启动初步调查。

其次，审计流程同样问题重重。虽于2019年申请指定审计人并委任EY韩英会计法人，但管理层一边向审计机构和监管部门推进上市程序，另一边却对外隐瞒上市计划。这种双重态度不禁令人质疑，当时外部审计师和监管机构是否充分获悉公司的真实战略意图。

如果审计师了解到方时赫与PE的利益分配协议，那么按照职业准则，本应对财报附注或内部控制提出意见；若并不知情，则说明这笔交易极其隐蔽，游离于审计和内控体系之外。

无论哪种情况，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公司治理透明度严重不足。事实上，HYBE此案也集中体现了韩国娱乐业普遍存在的治理风险——创始人高度集权，内部制衡机制薄弱。

众所周知，K-Pop三大社SM、YG、JYP以及后来居上的HYBE，均由创始人一手打造，并长期实行“创始人中心制”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下，创始人集创意、股权与管理大权于一身，对公司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控制力。这种模式效率虽高，却容易在缺乏监督下滋生道德风险。

HYBE在上市前尤为典型。方时赫个人持股比例高，又任董事会主席，在缺乏外部股东牵制的情况下，他得以绕开正式决策程序，与亲信暗中运作套利方案。

有报道指出，2019年Big Hit曾进行内部人事调整，在关键岗位换上了方时赫亲信。业内普遍解读为“为上市铺路”、加强对公司控制的举措，但也意味着公司管理层缺少多元意见，使潜在问题更难在内部被揭发。如果当时公司内有更健全的治理结构，或许方时赫的异常交易很难瞒过审计和风控部门。

更需要警觉的是，方时赫案件曝光前，公司已有员工因内部交易遭调查。据悉，该员工掌握HYBE计划于2021年1月投资YG娱乐子公司YG Plus的内幕，在消息公开前抢先买入股票，获利2.4亿韩元，最终引发警方对HYBE的搜查。

虽然此案与方时赫无直接关联，但两者均指向HYBE内部合规管理的薄弱——无论是创始人还是员工，都存在钻公司治理空子的情况。内部风控制度未能防范高管和员工的违法行为，无疑反映了HYBE从上到下的治理松动。

SM娱乐作为K-Pop开创者，早期同样采取创始人李秀满高度集权的模式，曾出现多起治理失范事件。最著名的事件，是李秀满通过其私人公司Like企划与SM签署独家制作费合同，20多年间从SM获取了约1734亿韩元（约合1.26亿美元）分成，引发股东不满。

更早在2003年，李秀满因为涉嫌财务违法一度被国际刑警通缉，回国后以挪用资金等罪名被判2年有期徒刑、缓刑3年（未实际入狱，但留下案底）。近年SM公司发生“夺权战”，李秀满被迫退出，公司开始引入专业经理人和外部股东监督，这正是多年治理积弊的爆发。

YG娱乐则因创始人杨贤硕的个人行为多次陷入法律漩涡。杨贤硕曾被指涉嫌海外赌博、逃税等罪名，2019年试图掩盖旗下艺人毒品丑闻，还因恐吓威胁举报人而被起诉。2023年11月，首尔高等法院改判杨贤硕胁迫证人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认定其滥用YG社长权力威逼证人撤回证词。虽然杨最终免于实刑，但其行为严重损害了YG的企业形象，也反映出公司内部对创始人缺乏约束，酿成“老板犯罪”的恶果。

整体来看，“创始人特权”主导下的治理失衡一直是韩国娱乐产业的通病。SM的李秀满、YG的杨贤硕、HYBE的方时赫，这些功勋创始人在带领公司崛起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涉嫌利用公司牟取私利或卷入违法行为。

这类结构性失衡之所以长期得以延续，也与监管机制的迟滞与行业特殊性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娱乐公司规模有限、公共股东少，监管关注度相对不足。而文娱行业本身结构特殊，创始人既是管理者又可能是内容IP核心，使得其权力边界模糊，制度层面也缺乏明确规范以应对这类复杂身份的治理问题。

但如今，这些公司已成长为数万亿韩元市值的公众企业，创始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牵动资本与社会的神经。与SM、YG相比，方时赫案在金额和性质上都更为严重，其冲击也将更加强烈。

韩国文娱产业治理的拐点时刻

方时赫的欺诈案曝光后，在韩国社会和全球K-Pop粉丝群体中引发了强烈反响，一时间成为舆论焦点。

首先，投资者用脚投票。消息传出次日，HYBE股价应声下挫，当天收于26.6万韩元，较前一日下跌1.3万韩元，跌幅约4.7%，市值瞬间蒸发数千亿韩元。分析人士指出，投资者原本将HYBE视为K-Pop奇迹和稳健蓝筹，如今创始人涉案无疑动摇了市场信心，部分机构投资者可能重新评估公司治理风险，对HYBE的长期价值产生质疑。

在大众舆论方面，韩国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将其形容为“K-Pop产业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丑闻之一”。社交媒体上网民议论如潮，许多人表达了震惊和愤怒，有网友直言“希望速速进监狱”、“千万要有事”。也有人对监管迟迟未发现问题提出批评，认为这说明韩国资本市场对明星企业存在纵容。总的来说，舆论对方时赫本人相当负面，普遍谴责其“贪婪欺诈”，要求司法部门严惩。

粉丝群体的反应则较为复杂。有粉丝担心创始人出事可能影响公司运作，从而波及旗下艺人的发展；也有人安慰称艺人与此无关，希望外界不要因此迁怒偶像。然而，无论质疑与否，大部分粉丝一致关心的是，公司能否平稳度过危机、艺人活动是否会受到影响。

此次事件也同时引发了对行业信任危机的讨论。

过去十年，韩国娱乐公司纷纷走上资本化道路：从SM、YG上市，到HYBE一鸣惊人地市值翻番，再到中小经纪公司扎堆IPO，资本市场为韩流扩张提供了充足弹药。

然而，这一模式建立在投资者对行业高速成长和公司管理的信任之上。HYBE作为行业领军者却曝出上市欺诈丑闻，无疑削弱了资本对整个版块的热情。未来一段时间，投资人对娱乐公司的风险溢价可能提高，新的IPO或融资项目将受到更严格的审视。原本筹备上市的其他公司，也或将被迫延后计划、改善治理以重建信心。

当然，这一案件对韩国文化产业的全球化雄心也是一记重击。

近年来，HYBE大举进军海外市场，包括耗资收购美国经济公司、在日本组建男团、与全球唱片巨头合作等等，一度成为K-Pop全球化的先锋。如今创始人深陷丑闻，势必影响国际伙伴的信任。与此同时，监管调查与潜在诉讼也将分散公司精力，甚至可能限制方时赫本人出境或参与国际业务。这些都给HYBE乃至其他韩国文娱公司在海外的拓展增添变数。

更广泛地说，韩国文化产业塑造的“软实力”形象也会因商业丑闻受到拖累。金融监管人士表示，将以方时赫案为鉴，严正处理以重塑市场信任。一位投资行业负责人称“如果当局不为本案设定明确的标准，类似的案件将频频发生。”

由此可见，方时赫欺诈案对K-Pop产业的震动是全面而深远的。之后，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将检讨相关制度，推动法规完善；资本市场也将更谨慎地看待高增长背后的治理风险，文娱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亦面临重组优化。

归根结底，韩流的繁荣不应建立在个人英雄主义和资本投机上，而应立基于制度诚信和可持续的价值创造。偶像教父方时赫的“罪与罚”，或将成为韩国文娱产业与资本市场治理升级的拐点事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娱先声”，作者：沛雨，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