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大选之后，理解美国的五本书

美国的每一次权力更迭，都会引发整个世界的关注。而在2024年美109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关于美国的讨论，已然远远超越选举的范畴，触及它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冲突、科技发展等方方面面。要理解这个复杂的国家，需要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接下来的五本书，将从不同角度切入美国：有揭示权力运行和社会撕裂的政治分析，有解读身份认同和文化冲突的深刻观察，也有梳理资本主义演变与科技发展冲击的洞见。

01《 大混乱》

A Great Disorder：National Myth and the Battle for America

作 者: [美] 理查德·斯洛特金（Richard Slotkin）

出版社: Belknap Press

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形式，“神话”（myth）不仅仅是关于神灵、英雄或超自然事件的一系列故事的集合，更是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可以塑造国家身份、引导社会行动。看似虚构的“叙事”，却拥有足以影响现实的强大力量。具体到美国的历史与当下，从《圣 经》中的“创世记”，到19世纪美国的“边疆精神”，再到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时所宣扬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些神话都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历史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理查德·斯洛特金（Richard Slotkin）在新著《大混乱》（A Great Disorder: National Myth and the Battle for America）中分析指出，美国神话在塑造国家身份的同时，也经常被反动势力挪用，成为推动排斥性政治和暴力行动的工具。

斯洛特金最为人所知的，是对美国“边疆神话”（Frontier Myth）的研究，通过文学、历史和文化分析，他揭示了美国边疆神话在塑造国家认同和政治文化上的重要作用。而在《大混乱》中，斯洛特金则展现了神话在美国 政治中的双面性。

一方面，神话可以强化反动意识形态。例如，电影《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通过浪漫化的南方叙事推动了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合法化。而在2020年的美国国会暴乱中，挥舞邦联旗帜的叛乱者正是这一神话的现代延续。另一方面，神话也可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斯洛特金以美国内战和民权运动为例，展示了进步的神话如何凝聚共识。比如，美国内战时期，林肯将废奴行动与美国建国理想的自由精神挂钩，赋予了战争崇高的意义。而在民权运动中，马丁·路德·金以“新生的自由”作为叙事核心，激励边缘群体将斗争视为国家自我完善的一部分。

然而，斯洛特金指出，反动势力往往在“故事战争”中占据上风，因为他们更擅长将自己的行动融入特定的历史叙事。这里的“故事战争”，指的是不同的政治势力通过讲述不同的叙事，来争夺文化主导权和公众认同。例如，保守派可能会将社会变革描绘为对传统价值的威胁，而进步派则可能强调社会变革会推动平等和自由。斯洛特金指出，美国南方所流行的“失落的事业”神话（lost cause myth）将南北战争美化成一场捍卫高尚生活方式的斗争，而不是一起维护奴隶制的反叛。这种叙事不仅为20世纪的种族隔离提供了合法性，还在21世纪被特朗普重新激活，成为煽动种族主义和否定民主选举的工具。例如，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引用《乱世佳人》来包装怀旧情绪、激发种族主义，进行排斥少数族裔的政治动员。

反观进步派，在与保守派进行的“故事战争”中，他们常常处于劣势，因为他们倾向于批判性地解构神话，而不是创造新的神话。解构神话虽然能够揭示社会的不平等和历史的阴暗面，代价却是削弱集体行动的动力。斯洛特金因此主张，进步派需要不仅仅局限于揭露历史的黑暗，而是要以凝聚人心的方式重新讲述国家故事，这样一来，才能为他们试图推动的社会改革赋予正当性。他呼吁进步派通过创造更具凝聚力和包容性的叙事，来对抗特朗普所推动的歧视少数族裔、白人至上的排斥性政治。

在斯洛特金看来，神话既可以是通向团结和进步的桥梁，也可能成为分裂与仇恨的武器。美国的“故事战争”所取得的不同结果，决定了社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前行。

02 《 美国资本主义时代》

Ages of American Capitalism：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作 者：[美] 乔纳森·利维（Jonathan Levy）

译 者：鲁伊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在《美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美国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乔纳森·利维（Jonathan Levy）回溯了美国从殖民时期到现代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展现了这一体系的复杂演变及其对全球经济的深远影响。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梳理，他不仅描述了美国资本主义如何从英帝国殖民计划中萌芽，又揭示了工业革命、金融化和全球化的交替推动如何塑造了今天的美国经济格局。

利维将美国资本主义的起点追溯到17世纪英帝国的殖民计划，这一计划为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最初的经济增长依赖奴隶作为劳动力来源，将非洲黑人转化为资本化的可移动资产。然而，随着经济模式的不断分化，南方蓄奴州和北方自由州之间的对立逐渐显现。19世纪，美国的政治斗争集中于解决这一矛盾，最终以林肯的当选和南北战争的胜利结束了奴隶资本的扩张，开启了新的资本主义时代。

工业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进入工业化高潮期，资本流向了以厂房、设备为代表的固定资产，这一变化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然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带来了周期性繁荣与萧条的矛盾。利维分析了信贷周期如何通过债务驱动投资并引发经济波动，这种波动在大萧条中达到顶点，最终通过罗斯福新政和二战期间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得以缓解。工业革命的时代，见证了美国在不断平衡国家干预与市场力量的过程之中，是怎么样逐步从内向发展迈向了全球经济霸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资本主义进入金融化阶段，投资逻辑从长线实业转向短期流动性资产。利维指出，这一转变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使得资产价格的升值取代了生产性投资，成为财富创造的主要手段。换而言之，资本开始厌倦漫长的实业投资，转而投向那些“来钱更快”的流动资产。在高利率政策的推波助澜下，美元成了全球资本的吸金池，但美国自己的产业却陷入空心化，地区差距也随之愈发拉大，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美国经济更加依赖资产升值和消费驱动，而不是劳动创造。

利维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定义为“新型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科技发展与全球化进程深刻改变了经济结构。资本更为游移不定，跨国公司依赖“网络”重组资源，而美国国内则依靠政策倾斜刺激消费。尽管全球化和科技繁荣带来经济增长，但也加剧了区域经济失衡和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资本主义的长期可持续性遭到了巨大挑战。

《美国资本主义时代》为我们理解美国资本主义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通过审视资本主义的演化过程，它揭示了美国经济模式的本质与矛盾，这不仅是对美国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也是对资本主义如何塑造现代世界的全面思考。利维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依赖经济逻辑，还深受政治力量的影响。从商业时代到金融化的转型，资本主义的每一次蜕变都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尽管书中充满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利维也承认它作为经济体系的灵活性与创新力。不过，他也发出了警告：如果不平等和社会矛盾继续恶化，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可能并不光明。

03《 新政以来美国 政治保守主义的演变》

作 者：陶文钊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政以来美国 政治保守主义的演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先生的力作。在这部新著中，陶先生清晰、系统地梳理了美国保守主义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脉络。

作为美国主要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因20世纪30年代对罗斯福新政的反对而兴起。新政打破了自由主义在美国的主导地位，引发了社会和价值观的分野。起初，保守主义聚焦于经济领域的反对国家干预，此后逐步扩展到社会、文化和外交等多个层面。20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开启，宗教福音派加入保守主义阵营。60年代，民权运动引发了南方白人、宗教团体和中产阶级的强烈反弹，“文化战争”兴起。70年代后期，反对全球主义与缓和政策的外交鹰派也加入保守主义阵营。在里根总统执政时期，保守主义达到了巅峰，形成了“里根保守派”的主流力量。进入21世纪后，茶党运动与特朗普的崛起推动保守主义民粹化。

陶先生从实际政策和历史事件的角度剖析了保守主义的演变，详细描绘了里根、戈德沃特、班农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和政治实践，具体展现了保守主义如何塑造共和党的纲领及美国的内外政策，在社会运动和文化冲突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陶先生指出：美国保守主义并非严密的思想体系，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运动，目标在于通过民主选举掌握权力，从而改变政策、遏制自由主义。正因如此，在上述百年来的发展脉络中，保守主义才能不断吸纳各种异质力量，从经济自由主义者到宗教保守派，再到外交鹰派和右翼民粹主义者，形成了庞杂的联盟。然而，这种多样性也导致保守主义内部的巨大张力。以外交领域为例，从二战前的孤立主义到冷战时的自由国际主义，再到新保守主义者的干涉主义，展现出保守派在具体政策上的截然区别。此外，自由贸易与反全球化的对立、建制派与草根民粹主义者的冲突，都凸显了保守主义在利益与理念上的分裂。

在陶先生看来，美国保守主义近年来呈现出日益明显的民粹化倾向，这不仅改变了传统保守主义主要为精英服务的特性，也加剧了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在当下美国民粹主义崛起和政治两极化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保守主义，尤其是关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抗，对我们深入理解美国的社会结构与国际地位有着重要意义。陶文钊先生在书中给出了一个观察：“目前美国保守主义的最大问题是主流的保守主义能否与民粹保守主义、民族保守主义结合与重塑。”

那么，具体到当下，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面对这个问题，特朗普会给出怎样的解答呢？美国 政治未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些都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04《 我们从未觉醒》

We Have Never Been Woke: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a New Elite

作 者：[美] 穆萨·加尔比（Musa al-Gharbi）

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在《我们从未觉醒》（We Have Never Been Woke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a New Elite）这部社会学著作中，美国社会学家穆萨·加尔比（Musa al-Gharbi）对“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展开了分析和批判。

觉醒文化起源于美国，最初是呼吁整个社会“觉醒”，以对抗种族不公。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关注点逐渐扩大，涵盖女性权益、性少数群体平等、环境保护等领域。通过对当代美国社会的分析，加尔比提出：那些积极支持“觉醒”议题的精英往往并不是真正致力于改变社会现状，而是利用“觉醒”作为巩固自身地位、削弱对手的工具。借用最近上映的电影《好东西》中“女权表演艺术家”的梗，这些精英可以称得上是“觉醒表演艺术家”。

加尔比使用了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象征资本”概念来描述美国社会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群体。这些“象征资本家”由学者、记者、官僚、咨询师和其他专业人士组成，与传统体力劳动者不同，他们依靠“贩卖符号和修辞、图像和叙述、数据和分析”获得影响力。加尔比认为，“觉醒”已经成为这些象征资本家之间竞争的重要资源：谁更“觉醒”，谁就能在精英阶层中占据更高地位。有趣的是，觉醒文化的兴起，是精英群体“内部过剩”的结果。换而言之，这种现象服从于一种“内卷”的逻辑：当社会无法容纳过多的精英时，过剩的精英会通过团结弱势群体、激化社会矛盾的方式，来为自己争取更多地位跃升的机会。这种行为带来的只是“社会正义”的虚伪表象，最终代价却是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

加尔比对“觉醒文化”展开了毫不留情的尖锐批判。他指出，精英的行为与话语之间存在脱节，许多精英公开支持LG BTQ、环保和女性主义等议题，但这些支持往往停留在象征层面，而缺乏实际行动。例如，越来越多的左翼精英自称为“非二元性别者”或“酷儿（Queer）”，但在行为上却与传统的性别角色毫无区别。在加尔比看来，热衷于“象征性表态”的精英在乎的只是如何利用觉醒文化攫取权力，对其所倡导的议题缺乏真正的关心。例如，许多大学教授一边高喊“去殖民化”，一边牢牢握住自己的特权不肯放手。这就是为什么觉醒文化难以推动实际变革的原因。

尽管如此，加尔比并不认为觉醒文化的倡导者都是虚伪的。他承认，许多人对平等和正义的追求是真诚的。然而，这种真诚常常为精英群体所利用，因而无法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回溯历史，加尔比提出，美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试图推动社会变革的觉醒运动，每次觉醒运动的背后都伴随着精英内部的权力斗争——当前的“觉醒时代”也不例外，精英群体通过争夺“觉醒话语权”来获得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对社会底层群体的真实需求并不关心。由此，加尔比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精英内部的权力斗争往往以社会正义的名义进行，实际上却巩固了现有的不平等。

《我们从未觉醒》不仅是对觉醒文化的剖析，也在更大层面上揭示了，一直挥舞着社会正义的旗帜、将保护少数族裔作为倡导的民主党，为何会在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败下阵来。

05《 科技政变：如何从硅谷手中拯救民主》

The Tech Coup: 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Silicon Valley

作 者：[荷兰] 玛丽耶·沙凯（Marietje Schaake）

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在《科技政变：如何从硅谷手中拯救民主》（The Tech Coup: 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Silicon Valley，简称《科技政变》）一书中，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Stanford Institute for Human-Centered AI）政策研究员玛丽耶·沙凯（Marietje Schaake）发出了警告：硅谷巨头的权力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大胆闯入政府职能的领地，对民主制度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她揭示了科技公司如何以颠覆性的方式篡夺国家职能，从操控信息流到影响选举、执法，甚至国防。

沙凯尖锐地批评说，这些技术权力几乎不受法律监督，规避了民主制度的问责和透明原则。更糟的是，政府本身也成了“合谋者”，通过外包职能逃避责任，比如执法机构雇佣黑客公司绕开法律限制。科技巨头对公共资源的掠夺同样令人担忧：如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被刻意隐瞒，这种不透明的操作加剧了权力失衡。

面对数字科技的“野蛮生长”，沙凯提出了明确的应对措施。她呼吁为科技行业制定严谨的法律框架，像监管医疗和食品行业那样设立问责和透明机制。她主张扩展“公共问责原则”，确保科技公司为其对公共事务的影响负责，并建议立法机构引入独立技术专家，以抗衡科技公司强大的游说力量。此外，沙凯特别推崇欧盟的“预防原则”，要求对新技术进行社会影响评估后再推广，这一原则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尤为重要。她还强调公众的力量，呼吁更多人参与民主议程，敦促美国的政治领袖采取行动来遏制技术对民主的侵蚀。尽管美国联邦层面的改革步伐缓慢，一些州政府正在通过地方立法填补空白，为全面改革提供可能的路径。

总体而言，沙凯的《科技政变》揭示了美国科技企业的无节制扩张对民主构成的威胁。书中不仅系统性地剖析了问题，还提出了具体的应对之策，值得关心技术发展与民主未来的读者关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ID：BKfudan），作者：郑诗亮，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