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战争生死博弈背后，7位经济学家举足轻重

引言

1935—1955年是一个充满冲突、对抗和毁灭的时期，世界频繁爆发各类战争，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可能有多达8000万人死于这一时期。以此衡量，这是世界历史上最糟糕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经济学家的技能被用来为军队融资、识别经济脆弱性以帮助战后重建。经济学开始被视为一种政策工具，经济学家作为顾问越发受到重视。宏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计算科学全部诞生于这一时期。

新西兰经济学家、前财政部长艾伦·博拉尔德的《战争中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如何影响世界大战的胜负》这本书把目光聚焦到战争中六个国家七位经济学家或财政部长身上，详述他们在二战期间的人生境遇以及他们对战争进程的影响。

通常，战争被认为是军队之间的对抗，战场是政治家和军人的舞台。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战场外的另一种叙事：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后方，一群经济学家如何运用他们的学识和专长制定经济政策、参与军事决策。在东亚，将日本经济从萧条线上救回来的功臣高桥是清最终被刺，斡旋于军阀和帮派头目之间的孔祥熙填满国库和自己的金库；在欧洲，沙赫特内心煎熬地为德国纳粹工作，经济学天才凯恩斯被手足无措的英国严重依赖着；在苏联，康托洛维奇的新技术受斯大林阻止而无法应用于整个经济；在美国，里昂惕夫和冯·诺依曼运用经济学和数学使轰炸更为有效和致命。这些奇才共存于20世纪的舞台上，既有交好，亦有交锋，既分属不同的国家，又有千丝万缕的相似之处。

高桥是清：从萧条中拯救日本

高桥是清，第20届日本首相，第7届日本银行总裁，1913-1936年间7次担任大藏大臣，既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了解人民的人。在他第6次担任大藏大臣时，日本经济正经历凶险的动荡期。1929年，日本政府无视凯恩斯的建议在高汇率点重新加入金本位制，同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的影响跨越太平洋冲击了日本经济。1931年，英国废除金本位制，日本经济登时陷入资本外流、投资干涸、债台高筑的境况中。军部极端派认为经济乱象是民族耻辱，1930年，首相滨口雄幸被右翼分子暗杀，文官政府风雨飘摇。高桥是清愉快的退休生活就此告终，时年79岁高龄的他于1931年底被新政府首相犬养毅说服，重新加入内阁，再度担任大藏大臣。这一次，高桥是清既没有想到也并不情愿，但他感觉自己对国家负有责任。

1932年初，高桥是清几经犹豫复出后，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以应对大萧条中的问题。这是一个危险而动荡的时期，军队的右翼势力已失控，政治刺杀不断发生：1932年的“血盟团事件”，造成前大藏大臣死亡；在“五一五事件”中，立宪政友会最后一任首相犬养毅被刺身亡。高桥是清目睹了朋友的死亡并了解到他面对的危险，但仍同意担任几个星期的临时首相，直至新的联合政府成立。

高桥是清的一生充满活力和勇气，尽管此时他已年迈多病，但并没有丧失对经济事务的直觉。他总是愿意做一些冒险尝试。高桥是清建议推行一项激进的新经济政策，与大多数国家采取的紧缩性政策完全不同。

他采用三管齐下的方法，以推进日本经济尽快复苏。第一个举措是切断日元与金本位制的联系，使日元贬值；第二个举措是实施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并刺激国内需求；第三个举措是财政政策，实施一项为期三年、总价值6亿日元的中央政府融资方案，并由地方政府提供同等数额的配套资金。高桥是清也将这些举措与更积极的产业政策联系在一起，为进口商提供融资，为工厂主、小企业主和农场主降低贷款利率，为区域性银行提供较便宜的资金，以及为问题贷款背书。

总之，从国际视角看，高桥是清政策方案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日本从大萧条中恢复的速度，比美国快了五年，也比德国以外的其他世界强国要快。日本专家休·帕特里克认为，这个政策方案“在世界前所未有的不利国际环境下，最成功地组合运用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

凯恩斯：“没有人比他更聪明”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他的传世巨著。这本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书，集合了他在十年中发展出的理论和政策思想。《通论》出版之后，他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脑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但他强硬的个性以及在经济、外交政策和政治方面随意发表的公开观点，使英国政府不愿意任命他担任官方职务。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时候，英国就实施了应急国防计划，但到1939年，英国还没有为战争将带来的巨额经济代价做好准备。凯恩斯彼时56岁，他看起来已从糟糕的健康状态中恢复。他感到很恼火；他希望能够更多地参与到战争准备当中。

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斯断言，英国经济此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价格信号，而不是采取直接又笨拙的管制措施。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晰，严重的战时物资短缺将不可避免。他的新见解是，通过需求配给而不是供给配给，能否获得一个更好的结果。此前，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考虑配给问题。对多数人来说，战争是忘记象牙塔而关注真实世界的时候；而对凯恩斯来说，战时是发挥思想力量的最好时期。

凯恩斯并不支持在战备环境下的再通胀，反而担心需求过多的问题。凯恩斯的激进想法是拒绝采用传统通胀式融资和配给制度为战争支付费用。相反，在英国应该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管理来取代控制措施和官员。这一计划被媒体广泛报道，引发公众辩论。或许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主义者和非凯恩斯主义者，似乎都同意这一计划。最后，凯恩斯将之写成了《如何支付战争费用》一书。

该书最终销售了38000册，成为当时的一本畅销书。一些人认为，它是《通论》中观点的特殊应用，另一些人则把它看作从“充裕时代”到“稀缺时代”的转变。斯基德尔斯基写道：“《如何支付战争费用》是凯恩斯成就的精髓之一，它包含了他复杂本性的所有特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济原理与政治哲学的联系，所有这些在这里汇成了最引人注目的艺术表现。”

1941年9月，凯恩斯回到萨塞克斯农场家中安顿下来，摆在他眼前的新问题是：面对战后巨额赤字，英国应该如何重建货币均衡？凯恩斯此时建议，从英镑区的清算机构转向一个真正的国际货币联盟；他还建议成立一支跨国警察队伍，设立一个重建和救助机构，并由清算银行提供缓冲资金——这些想法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以及对布雷顿森林汇率体系的形成都做出了贡献。凯恩斯还介入英国向中立国家购买大宗商品的政策，以断绝敌方的供给。此时他建议，利用库存物资为欧洲战后提供食品和衣物，这个想法就是后来的美国“马歇尔计划”。而这一揽子政策最后被称为“凯恩斯计划”，受到白厅经济部门的一致好评。

冯·诺依曼：20世纪最具科学头脑的人

这位身材魁梧、思维敏捷并带有匈牙利口音的普林斯顿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同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尤金·维格纳说：“世界上有两种人：冯·诺依曼和我们其他人。”

1943年9月，冯·诺依曼受命加入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当时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科学项目。该项目集中在洛斯阿拉莫斯外的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的一个大型秘密建筑物里。当时对原子弹设计采用了两种主要方法，一种用铀-235，另一种用钚。从化学角度，钚比铀-235生产起来更容易，但现有爆炸装置对钚不适用。最终，冯·诺依曼设计出了汇聚内爆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汇聚内爆法设计背后的数学是极其复杂的，现有计算机不足以支持此类运算，而现代电子计算机尚未诞生。转机发生在1943年夏末的宾夕法尼亚州阿伯丁火车站台上，冯·诺依曼遇到了戈德斯汀。戈德斯汀回忆道：“当冯·诺依曼清楚地知道我正在开发的是一台能够进行333次/秒计算的电子计算机时，我们整个的谈话气氛从轻松幽默变成了更像数学博士学位的答辩。”

戈德斯汀说的是一种ENIAC（电子数字集成计算机）的机器。冯·诺依曼参观了其在费城的实验室后，立刻开始思考如何利用ENIAC来协助空气动力学爆炸的计算。1945年3月，他发表了EDVAC（电子离散可变自动计算机）的报告草案。这份101页的报告是他在乘长途通勤火车到洛斯阿拉莫斯途中手写的，他把这份手稿寄回了费城的摩尔学院。

正是这份关于EDVAC的报告，改变了世界计算发展的未来。它解释了现代计算机的构成，提出了新的结构形式，并详细介绍了“极高速自动数字计算系统”的设计。而在希特勒自杀和欧洲轴心国投降之后，摩尔学院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们为美军（当时仍处于战争状态）打印了EDVAC报告，并在1945年6月30日作为专著出版。由于其中包含了大量技术细节，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据此构建EDVAC。这也许可被视为当今的开源计算传统的开端。

大约在1945年该报告发表的同时，冯·诺依曼在美国顶级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革命性论文。他刚刚改变了计算的未来，这篇新论文又将对动态经济模型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这便是发表在1945年《经济与统计评论》杂志上的《一般经济均衡模型》，此后该模型一直被称为扩张经济模型（EEM）。起初，经济学家们对此文有些困惑，它太简短新颖，深奥难懂，主要运用数学语言。直到半个世纪后，艾略特·罗伊·温特劳布教授重新发掘了它，他宣称“这是数理经济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论文”，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支持。

另一本著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出版于1944年。如果说冯·诺依曼的EEM模型晦涩难懂，那么这本书的出版立即就引起了经济学家和其他人的兴趣。博弈论部分主要由冯·诺依曼执笔，而经济行为部分主要由摩根斯特恩撰写。事实证明，这二人的组合非常强大。由于晦涩难懂，它被描述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但阅读人数最少的书籍之一。它首次在经济学中建立了二元决策模型，为互惠互利（give-and-take）的商业竞争设定了框架。此后，以冯·诺依曼的理论为基础，经济学家创建了不确定性下的效用理论和选择理论。博弈论的应用与研究也逐渐扩展到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和战争等多领域。

孔祥熙：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孔祥熙面对的经济问题巨大，但他是一个在如此复杂环境中游刃有余的人，在履行公职任务的同时，也利用他的官方身份积累了巨额的个人财富。他不认为把家庭利益与政府利益混在一起有什么不妥，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劳工，一方面安排资金与共产党作战，另一方面又与日本商人合作，暗中谋取商业利益。孔祥熙没有高桥是清那样道德水准或家国情怀，他只是一个在充满战乱和矛盾的世界里如鱼得水，通过建立关系、做政府生意并同时为个人谋利的经济学家。

在和妻子宋霭龄促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后，孔祥熙此时发现，他已成为中国最有权势家族的一员。他本人很富有，而他的财富又得到了岳父宋查理的财富和人脉的支撑，他娶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商人，他是中国第一任总统孙中山的连襟，也是国民党委员长蒋介石的连襟，他的妻弟宋子文将成为中国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宋子文的两个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也将成为有钱人。他的大姨子宋庆龄将成为中国的殉道者，而小姨子宋美龄将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宋氏三姐妹的：霭龄爱钱，美龄爱权，庆龄爱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这意味着全面战争的开始。国民政府放弃了南京，将政府迁往长江上游数千里以外的大而贫穷的工业城市重庆。在面对中国和中国经济的生死存亡以及担忧个人生存问题的同时，孔祥熙在重庆仍有时间拓展私人生意，他成立了一间贸易商行，即复兴商业公司，为许多大宗商品交易提供渠道。在这个时期，孔祥熙经营着自己的秘密情报组织，任务包括搜集日本侵略军动态、共产党的经济状况，并全面保护家族利益。

在1939年初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孔祥熙摆出一副勇敢者的面孔，但大多数中国人遭受的悲惨状况却不曾体现在孔祥熙的演讲中。他自信地谈道，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政府如何改变经济政策，把沿海的工厂搬迁到日本轰炸范围之外的内陆地区，严格执行区域经济规划，开发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等在内的新工业领域。他断言将建设更多铁路网络，其中一部分会与外国投资者合资。他谈到禁止贩运鸦片，以及减少重要行业垄断势力的必要性，他声称他在银行业取得了这方面的成绩，他还提到已经设立了小型农村信贷银行，为农村发展提供资金。

不知道孔祥熙是否全部相信自己说的话，但对于他的自信，相信听众中很少有人能够被说服。

战后的经济学家

战火止息于1945年。战后的他们命途各异：高桥是清为人所怀念，孔祥熙“功成身退”，凯恩斯时代终落幕，沙赫特几度受审，康托洛维奇面对新挑战，里昂惕夫重返工作，冯·诺依曼“确保相互摧毁”。而这并非终点，二战结束随之而来的便是近半世纪的冷战，战时经济学家变成了冷战时期的经济学家。再一次，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了转变，投入到新的时代选择之中。

《战争中的经济学家》

作者：【新西兰】艾伦·博拉尔德著

译者：张极井, 胡宇清译

内容简介：

通常，战争被认为是军队之间的对抗，战场是政治家和军人的舞台。然而，本书则要给出另一种叙事，讲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后方，一群经济学家如何运用他们的学识和专长制定经济政策、参与军事决策。

1935—1955年是又一段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关键时期，其间不仅爆发了空前惨烈的二战，也开启了全新的世界秩序。在这段历史中，有六个国家的七位经济学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以传记式的体例简要概述了七位经济学家的成长历程，他们在1935—1955年这段时间扮演的角色，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在这些鲜活的故事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较量、不同制度和价值观的对抗。这些较量和对抗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战争进程和战后秩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当前的世界格局。书中还展现了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在这段时期的颠覆性突破和发展。

“读史使人明智”，这是一本值得你抽出时间细细品读的佳作。

作者简介：

艾伦·博拉尔德（Alan Bollard），现为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新西兰储备银行（中央银行）行长、新西兰财政部长和新西兰商务委员会主席，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