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对面的张维迎：我的青年时代就是一部《平凡的世界》
关于纳税、民生、财富、制度……经济学家发声招致激烈的批评已成为一件机率很大的事，这更像一场“沉默的螺旋”——支持者通常是不发声的，理性思考的人反而不善于到网上争执，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多是谩骂。在这样的网络生态下，不断的发声需要额外的勇气。
经济学家张维迎从1983年登上公共舞台至今，经常出言犀利，直击要害。他说“我做研究，一直特别强调观念的变化。”但任何观念上的微小革新触发的反弹动静都极大。
青年时代是一部《平凡的世界》
张维迎出生在老少边穷的西北农村——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辛庄村。19岁上大学之前，经历过人民公社，生产队解体，“不安分的人”投机倒把，农村政治学……贫困和饥饿始终如影随形，再有想象力，他也想不出后来的人生。
“农村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有老实本分的人，也有流氓无赖。没有能力的玩不转，有能力心地善良的又要吃亏。”张维迎说。
五年级时，张维迎读到了人生第一本小说——榆林作家柳青的《铜墙铁壁》，说的是50年代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张维迎后来评价柳青：是一条汉子，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柳青去世十年后，榆林另一位作家路遥写出了《平凡的世界》。路遥说柳青是他的“精神导师”，在柳青墓前拜一拜，都能获得创作灵感。但《平凡的世界》写的是农村集体化解体的故事。
“我的青年时代就是一部《平凡的世界》。”张维迎说。那是底层青年的绝望、自卑、追求和奋斗，不甘于像多数人一样被命运完全埋葬。
曾经有一位算命先生在见到张维迎第一面时，和他母亲说“这孩子长大必有出息，至少是个县长。”这更像一种强烈的生命暗示。1977年“十年浩劫”后高考重启，张维迎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拼命学习抓住了这个日后看来可谓阶层跃迁的机会。
在这种现实和虚无之间，他在1977年考上了西北大学政治经济系，同班同学有“地产界的思想家”冯仑。张维迎和冯仑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其他同学很多都是“老三届”。
“但张维迎的理解力比我们都好。”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对笔者说。
冯仑总结原因，“为什么草根阶层创业的成功率要大于草尖阶层？做生意要更懂得人性的恶而非善，而草根更懂得恶，草尖更懂得善。经济学家也一样。张维迎为什么能成为好的经济学家？很大程度源于他少年时就开始对人的了解。因为经济这件事需要对生活、对人的了解。”
使命感从何而来？
西北大学如今的排名已非“985”，但是80年代却培养出了一批经济学界的“顶流”——北大国发院特聘教授张维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清华大学教授魏杰等，以及冯仑这样企业家中的常青树。
一个原因是，平凡的世界西北大学，当时有位不平凡的教授何炼成带出了很多知名的学生，被称为“何炼成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班上三分之一的同学是来自北京的知青，前沿的思想不知不觉就影响到了西北大学。
1983年，张维迎考取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当年5月15日，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头版看到一条报道：首都个体户青年座谈反对“向钱看”。他很不认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势必要把几千年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来一个根本性转变。当天晚上，他一气呵成写了一篇四千多字的文章：《为“钱”正名》——“在商品经济下，钱是社会的奖章，得到钱，意味着你对社会作出了贡献······”
1983年8月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这篇文章。10月份，“反精神污染”在全国展开，张维迎因此文成了负面典型，全国掀起了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西北大学经济系也被批“对研究生疏于管理”。许多师生为了不让张维迎再犯错误非常严肃认真地对他展开批评教育。
刚出道就遭遇“网暴”，这场风波让张维迎动了离开西安的心思，尝试到北京发展。
他接触到了北京一个自发组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就是一批年轻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研究农村问题，到农村做调查，写研究报告。后来从一个自发组织变成官方认可的组织，设在社科院的农经所下边。农村发展组在全国的热血青年里就像一盏明灯。一群思想活跃的年轻人跃跃欲试参与改革。
发展组后来衍生出多个知名研究所，也出了一批赫赫有名的人物。
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了一场全国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研讨会，史称“莫干山会议”，来自全国的几十位中青年学者连夜讨论如何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改革方案。发言之热血沸腾，导致最后因为发言的人太多太热烈，学者们要拿个牌子写上自己的名字挂自己脖子上发言。
“莫干山会议”产生的最有影响力的成果是价格改革的双轨制思路，张维迎是其始作俑者。1985年元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发文，生产资料计划外产品的价格放开，标志着价格双轨制改革方案被中央采纳了。
慧聪网的创始人郭凡生评价张维迎，“我宁可相信价格双轨制理论，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不是看了哈耶克。”
有企业界人士这样评价双轨制在改革上的价值：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它的意义太大了，为整个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路径。渐进式改革不是一步跳过去，价格双轨制是整个渐进式改革的先声和基础。
1984年12月28日，研究生毕业的张维迎终于来到北京，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的很多骨干都来自农村发展研究组，做各个产业的改革研究。后来，冯仑也进入体改所。刘世锦、魏杰等西北大学的校友也相继进京。
冯仑认为：“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研究体制改革的都在北京。张维迎相当于一下子从省队进到国家队了。他在体改所接触和研究的都是中国改革最前沿的问题，最迫切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以及最难的问题。就像一个好的运动员，试过奥运会你才能出来。这是思想的奥运会。”
“没有这些大背景，就不知道一位经济学家的使命感从何而来。”冯仑说，“没跟农村发展组发生过这些脑力激荡，他也不会研究价格双轨制这些前沿的问题。此后他的思想研究一直贴着中国现实的改革。做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强烈的使命感就是参与国家的改革。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自己的意见。而且专业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成果。这才是精英。”
一篇篇文章惹风波
《为钱正名》可能是张维迎“理论思辨”的发端。此后多年，他始终喜欢辩论，总说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几乎每次都掀起舆论的波澜。
2004年，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提出“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
2012年，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坛上讲“语言的腐败”。一位校友看了说“你讲时没有放开。”张维迎回复：岂止没有放开，我是越讲越害怕啊。
这些东西都不合主流，是异见分子。但张维迎在一些现实问题上仍然忍不住发声又语惊四座。2022年6月，他的恩师何炼成去世，张维迎写了一首信天游：一道道沟来一道道坡，一篇篇文章惹风波；前山里有雨后山里雾，不管旁人走自己的路……
张维迎认为，“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众投票的办法评价谁是真正的学者。那些号称自己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学者，实际上是典型的投机分子，需要大家高度警惕。”
一位熟悉张维迎的人士对笔者说，“有时候他会故意把话说大一点，说重一点。因为轻轻搔痒别人是没有感知的，如果扎他一针让他痛，才能意识到问题。张维迎就是多说20%。从传播的角度，没有这20%的深度，你的观点太平庸就引不起注意，达不到传播效果尤其是思想改变的效果。”
但这个前提是，一要懂得体制，否则容易触碰“雷区”而翻车；二要懂得生活，就像信天游，来源于生活，写实又有传播度。
冯仑是语言大师，在语言的张力和传播上有发言权。“最低境界是劳而无获，中间境界是劳有所获，最高境界是不劳而获”“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等名句传播到审美疲劳。
冯仑：“你的语言系统越发达，可以选择的词汇就越多。语言体系包括生活语言体系；体制内语言体系；学者语言体系。我和张维迎有点像，都是故事+启示录。文化低的就听听故事，聪明人就听启示录。”
2016年11月9日，北大国发院在朗润园举办“产业政策思辨会”，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评价这次辩论“可能是历史性的”。张维迎和林毅夫（国发院名誉院长）足足辩论了三个小时。1995年，张维迎和林毅夫就国企改革问题就发生过辩论，被媒体称为“北大交火事件”。此后，两大国家智囊团教授的观点就多有PK。
张维迎在“产业政策思辨会”反驳林毅夫的语言风格，有时会引发会场一片笑声。
事实上，二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有一个不乏理想化的构想，林毅夫寄希望于政府的推动，放大了政策的积极作用，张维迎信任自由化市场的效率，放大了产业政策的反面因素。
归根结底，理论的思辨可以让很多东西逼近真理，逼近最佳解决方案。
企业家精神的现实检验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理论，被认为是张维迎在经济学理论上的创新。因为在传统主流经济学里是没有企业家概念的，主流经济学讲的是厂商决策，也从根本上排除了企业家精神。
近40年来，张维迎一直把企业家作为研究主题。1984年，张维迎在《读书》上发表《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界讨论企业家的第一篇文章。1989年出版了《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与盛斌合作），1995年出版《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2019年出版《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与王勇等合作），2022年出版《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在这一代经济学者当中，要找到像张维迎这样近40年前后写的东西，前后逻辑保持一致的，还不是太多。
1990年，张维迎去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把自己位于北京双榆树的青年公寓借给冯仑居住。冯仑于1991年去海南创办了万通公司，“万通六君子”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经典的合伙人案例。两个人，就像一个人在研究，一个人在实践。
“我在用自己的工作，印证张维迎对‘企业家’身份的定义，和对‘企业家’职能的检验。”冯仑说。
刚开始创业时，万通几位合伙人手头都没钱，就在海口龙城大厦租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办公室，注册了一家农业高科技公司，试图找一个叫作“种衣剂”的项目来做。却意外地发现了另外一个项目。
有一天冯仑在一处大排档吃饭，很偶然地在饭桌上听人聊到按揭。那是他第一次听到“按揭”这个词，感觉非常新奇，就跟讲这个词的人打听，最后终于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这启发了冯仑，于是几位合伙人就通过借钱，付了首付，再通过按揭贷款的方式完成了一批房产的买入。买入的主要对象是八栋别墅，叫“九都别墅”。然后再组织卖出去。就这样，赚到了第一桶金。
冯仑说：“回过头来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工作，正像张维迎讲到的：企业家的职能是创新，通过组织的创新、业务模式的创新，最后完成了要素的高效配置、高效组合。”
公司在治理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僵局。在“万通六君子”第一次准备分家的时候，冯仑陷入困惑，去了洛杉矶，在那跟周其仁（现北大国发院教授）聊了一晚上，周其仁告诉冯仑，最重要的一个规则就叫僵局规则，在面临僵局的时候彼此出价，你买我，或者我买你，建立起退出机制，这样就避免了在公司内部因为利益出现股份和权利之争时出现“太平天国式”的自我毁灭悲剧。
后来冯仑又看到张维迎的叙述和理论解释，治理不是目的，治理是为了提高组织的效率，同时要在过程中有序化解由于经济利益、股权或者其他纷争带来的矛盾。
也就是说，有效的治理，一方面要使组织更有效率，同时还可以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出现了僵局甚至内部矛盾、冲突的时候，可以有序地化解冲突，解决矛盾，使公司继续往前走。
冯仑：“所以，张维迎教授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给我的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让我知道怎么跳出朋友式的企业，从而建立现代的公司治理。”
1994年获得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张维迎回到北大，成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后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2014年作为特聘教授回归国家发展研究院。他学术上的主张更加清晰，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产权改革的推动者。
张维迎认为，“理解市场的关键是理解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市场有效、有序运行和不断演化的关键”，“在传统经济学框架内是无法理解企业家的，就像日心说和地心说，如果相信日心说，理解任何异常的东西都不得要领”。
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理论的权威，张维迎对主流经济学的系统反思，使他站在了主流经济学的对立面。“我是走向主流经济学反面的少数派。”张维迎说。
陕西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张维迎老家在榆林，属于关西。张维迎骨子里有股执拗、好战的劲。说白了，就是有一股企业家的劲儿。企业家总要建立几个优势，一是成本优势；二是独到性优势；三是渠道优势。对学者也一样，他们的影响力来自于独到的研究。构建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经济学，本身就需要有点企业家精神的特质。
本文来自腾讯财经“孤勇者”对话栏目，作者：徐昙，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