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氪出海·欧洲｜从中国到欧洲：跨越两千年的商业征途

常薇倩·2022年02月17日 09:47

在丝绸之路开启的两千年之后，新一代中国出海人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踏上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亲手把来自中国的创新带到了欧洲。历史螺旋式地重演，只不过这一次轮到欧洲人试图关上贸易的大门，以保护疲态毕现的本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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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1年，一名出生于江苏南京的24岁中国青年沈福宗，跟随他的拉丁文老师、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 Couplet）从澳门启程踏上了欧洲之旅，先后游历了葡萄牙、意大利、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六国。作为有史书记载的第一位抵达欧洲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说一口流利拉丁语的沈福宗引起了欧洲上流社会的极大关注，被罗马教宗意诺增爵十一世（Innocentius PP. XI）、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等欧洲权贵接见。彼时的欧洲对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知之甚少，充满好奇与向往。沈福宗作为伴手礼随身携带的一批儒家经典著作，立即被欧洲各大图书馆竞相收藏，由此可见一斑。

宫廷画师笔下的沈福宗，现存英国国家肖像馆

遗憾的是，这位“出海欧洲第一人”在结束十年的欧洲之旅、返回中国的途中染病身故，未能够将其在欧洲的种种见闻带回到江南故乡。中国史学界对沈福宗的传奇经历并没有太大兴趣，关于其赴欧前生平的研究考据甚少，反倒是在欧洲各国文献之中，这个使用“Michael Alphonsius”为西式名字的中国人被反复地提及。在沈福宗之后，中国面孔虽然开始更多地出现在欧洲大陆，但绝大部分依然是出于宗教或文化目的，而非商业。究其原因，长久以来中欧之间的商业通道一直被欧洲和波斯商人们牢牢把持，中国商人往往只在贸易的一端扮演着出口者角色，鲜有成功出海欧洲经商之先例。

事实上，中国与欧洲的漫长的贸易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游说西方各国联合抗击匈奴的张骞，带回了西域各国详细的文化、政治与经济情报，从而改变了中国对西域的外交策略。汉武帝设西域都护府，正式建立起治理西域的国家机器，在用兵征战的同时，以朝廷之令招募天下商人，以国家资源配给全国货物，对西域开展贸易活动。正如《史记》所云：“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即通过由张骞从无到有开凿出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通过贸易将中原大国诚信之美名传播至西域各国。中国的丝绸、铁器、纸张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域，不仅换回了金银珠宝与汗血宝马，同时输入了葡萄、黄瓜、苜蓿、高粱等大量之前未曾见过的外来品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产和农业经济结构。

然而，这条连接东西的丝绸之路所带来的真正商业价值，在此之后的十几个世纪里一直被紧握在波斯商人手中。位于中欧大陆交汇处的安息帝国（版图覆盖今日之伊朗地区）从东方的中国购入大量丝绸，转手高价输出至西方的罗马帝国，从实质上垄断着丝绸之路的巨额利润。富裕的罗马人对丝织品趋之若鹜，丝绸价格被波斯商人不断炒高，一度与黄金旗鼓相当，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大量黄金外流和通货膨胀。公元301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颁布最高价格法令，规定生丝价格最高不得超过黄金的六分之一，以期稳定罗马帝国的经济。但由于贸易信息的严重不对称，罗马人长久以来竟一直以为丝绸是一种生长在树上的神秘东方特产，只能从前来贸易的波斯商队手中高价购买，没有直接从中国进口丝绸的渠道。

或许古代的中国商人们已经隐约察觉到，在这条繁忙的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存在着一个购买力极强的超级买家。如果能够绕过作为中间人的安息帝国，势必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在丝绸之路打通200年后的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手下甘英率团出访，试图与这个当时还被称为“大秦”的神秘西方国家进行接触。经过长途跋涉，甘英顺利抵达了安息帝国的西南边境、中国史书中称为“西海”的波斯湾边。然而，波斯人担心汉朝与罗马取得直接联系后将会有损自身的商业利益，向甘英谎称如欲继续前往西方必须乘船出海，一路充满危险，需要花费三年时间才能抵达罗马，丧命于海上亦是家常便饭。

生于内陆、没有航海经验的甘英听信了波斯人的说辞，最终放弃了出海计划返回。作为有史料记载的第一名抵达波斯湾的中国人，甘英在决定折返时其实已经相当接近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只需要沿幼发拉底河向西穿越伊拉克，便能够到达处于罗马控制下的叙利亚地区并到达地中海。在甘英之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商人再也没有主动尝试过与欧洲建立直接贸易联系，各朝皇帝也满足于从丝绸之路输入的西方珍奇货物，以及通过沿线关卡所取得的丰厚赋税收入。

与此同时，中东-中亚版图却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竞争与冲突在几个世纪里不断加剧。九次十字军东征，再加上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使得一度繁荣的丝绸之路逐渐变成了一条充满危险和困难的商路。欧洲商人们开始扩大航海活动，绕道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以期开辟直接与东亚进行贸易的新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时代的齿轮变速进入了大航海时代。

公元1513年，一支葡萄牙船队抵达广州，占据屯门岛并欲开埠。尽管葡萄牙人的舰队很快就被明朝水师击溃并撤退，中国与欧洲之间非官方的海上贸易接触就此开始。在往后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葡萄牙商人不断拓展在东亚的海上贸易版图，从明朝租借澳门为基地，建立起了第一条直接连接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贸易通道。

纵观整个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文献，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评价大体上都是积极的：一个神秘、强大、富足的东方大国。而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们对于与欧洲发展更为广泛的贸易关系，显然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康熙帝虽然做出了：“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这样的正确判断，但在行动上依旧采取了闭关锁国的防御策略。然而，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驱动着全天下的商人们。虽然与欧洲的贸易在台面上被朝廷禁止，民间出口走私依然兴盛不绝，来自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继续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商人们通过马六甲海峡运往欧洲，中国封闭却又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继续高效运转并吸收着全世界的白银，穿梭于欧亚航线的商人们则继续享受着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迅速发力，通过东印度公司逐步压制了其他欧洲殖民者在印度洋的势力，开始将殖民地出产的“创新产品”销售至中国市场。最终，鸦片战争打响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各国对中国实力的判断以及对华策略。一场由贸易摩擦而引起的武装冲突，彻底改变了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命运。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运营的鸦片工厂

值得留意的是，尽管英国依靠战争顺利打开了向中国倾销鸦片的大门，但却也导致了云南、四川等地的逐利者扩大鸦片种植与加工产业。中国历史上提出“商战”概念的第一人郑观应，亦曾有“弛令广种烟土，免征厘捐，徐分毒饵之焰”之所谓“鸦片商战”主张。到了光绪年间，更为物美价廉的“土药”已经后来居上，将进口“洋药”的市场份额重新压回了鸦片战争之前的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的茶叶出口受益于通商口岸的大量开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至于中英贸易额在鸦片战争结束十年之后便重回顺差局面。直到伦敦将东印度公司全盘收归国有，将印度殖民地的茶叶、棉纺产业带入机械化与规模化阶段，全面提升了面向欧洲与中国两大市场核心产品的竞争力，英国才得以通过减少从中国的茶叶进口依赖、同时向中国输入大量印度产棉纺织品，再一次回到了对华贸易天平的顺差端。

无论时代如何演变，商业世界总是循着一些最基本的规律：人们永远在追求更好的产品和生活，同时又希望得到更实惠的价格。随着技术的进步，优质产能将无情地淘汰掉劣质产能。而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产品，往往又会试图通过外部干预来保留在市场中的一席之地。无数中间商们则在瞬息万变间时刻搜寻着不对称信息。

20世纪上半叶，中华大地饱经战火涂炭，内忧外患，百废待兴。新中国成立后，与欧洲的商业往来停留在与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国家通过政府间签订协定、进行记帐结算的简单易货贸易模式。直到1985年，中国与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签署了《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中欧贸易才开始恢复增长活力，并迅速达到每年30%的增量。一批具备国际化眼界的中国企业也开始走出国门，进军欧洲出海发展：

1989年，中远集团在英国成立了第一家海外全资子公司。
1998年，比亚迪成立荷兰分支。
2000年，华为设立瑞典研究所。
2004年，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贸易突破1500亿美元。
2009年，阿里巴巴成立英国总部。
2011年，中欧贸易总额突破5000亿美元。
2015年，蔚来德国公司成立。
2018年，TikTok在欧洲上线。
2019年，欧盟发布《中欧战略展望》文件，首次将中国的定位由合作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并提出针对中国的十点战略防御计划。中欧关系进入全新时期。而在比欧洲更遥远的西方，另一位列强也在密切参与着这片大陆上的博弈，以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020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2021年，欧盟宣布冻结谈判中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2022年，美国重新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2023年，宁德时代在德国的投资建设的欧洲最大电池工厂投产。
2024年，欧盟开始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和风力发电设备展开反补贴调查。

在丝绸之路开启的两千年之后，新一代中国出海人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踏上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亲手把来自中国的创新带到了欧洲。历史螺旋式地重演，只不过这一次轮到欧洲人试图关上贸易的大门，以保护疲态毕现的本土产业。但这无法阻挡来自中国的产业巨头、互联网大厂、民营中小企业、创业公司以及投资者们加速奔赴欧洲这片广袤而复杂的土地，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们的竞争对手已不再是靠信息差套利的波斯商人，而是在欧洲经营数百年的本土品牌、来自美日韩的头部科技玩家、市场背后看不见的暗涌、以及和自己一样肤色面孔的同胞们。中国企业出海欧洲的商业模式也开始从传统的外贸出口、客户项目定制，向以本地化、资本化、品牌化为核心的新范式转型。

沈福宗在游历欧洲期间，曾对各国书籍出版与流通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他通过詹姆斯二世打入欧洲文化出版界的核心圈层，与书商和出版人共进晚餐，帮助牛津大学图书馆进行中文书籍的分类整理，并成功说服了路易十四资助出版其老师翻译的拉丁文版《四书》。17世纪，正值中国风潮（Chinoiseries）席卷欧洲，以及印刷出版行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沈福宗是否在这之中嗅到了罕见中国书籍在欧洲的商业机会？在扬帆驶向中国故土的货船甲板上，这个在欧洲度过了十载青春的中国人，会在脑中勾画着怎样的未来图景？今天的我们只能够猜测。但毫无疑问的是，沈福宗已然比早他一千五百年、被波斯湾无垠海面所震撼的甘英走出了更加遥远的里程。而这条他们尚未完成的、跨越中欧两千年历史的商业征途，正在我们的脚下继续着。

本文来自“道欧洲”，36氪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