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郎平:一个“集体代表”的个人选择

中欧商业评论·2021-09-24
任何选择都有代价,没有平衡,只有忍痛取舍。

逆境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帮助人找到自我。主动选择人生Hard模式,塑造了郎平作为职业教练的魅力,帮助她赢得人们的尊敬。

9月1日,郎平在个人微博宣布卸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卸任后的第一天,她去往苏州,在母亲的墓碑前,同她聊了很久。郎平说,“这一年多,太忙太累时,心里有委屈时,我总是特别想念老妈,就像以前一样,和她老人家说说话”。

伦敦奥运后,央视纪录片导演梁迈曾拜访郎平的家,记录下了郎平和母亲相处的温馨细节。在这档名为《体育人间》的节目末尾,梁迈问郎平母亲,“阿姨,您还同意女儿带中国队吗”,母女相视一笑,郎平试图用玩笑缓解“紧张”的气氛,“问到了要害”。在梁迈的追问下,母亲说,“她干不了了,走路都一瘸一瘸的了”,转头望向郎平,“再干就睡在球场上吧”。郎平调皮地接话,“睡球场上,我看行”。

那一刻,没有人知道,郎平是否已经下定决心,接手“黄金一代”集体离开的中国女排,但母亲心里清楚,她这个“脖子以下全是伤”的小女儿并不怵“烫手山芋”,也不迷恋“功成身退”,就追求而言,她和别的运动员太不一样了。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世锦赛摘银,世界杯夺冠,里约奥运会登顶,女排重新成为“全村的希望”,直到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排未能小组出线,质疑伴随着失望涌向这支伤病缠身的队伍,排协官网上的文章直指主教练“赛场指挥失宜”,郎平一如既往地揽下了输球的责任,战胜意大利当晚,面对镜头,她最终没能控制住泪水,并感谢球迷的“不离不弃”。

那条宣布卸任的微博下,一位学生时代就视郎平为偶像,如今已当上奶奶的球迷留言,“1983年,每月挣46.5元时,就东借西借凑钱买了18吋的彩色电视机,理由就是想看中国女排,看郎平打球。这些年,只要郎导在电视上出现,我都要反复看,你取得胜利,我为你鼓掌,你失利,我陪你流泪。竞技体育,没有常胜将军,你是胜不骄,败不馁的诠释者。我们永远支持你”。

在年轻人聚集的B站,一个播放超过40万次的“郎平告别女排”视频中,“谢谢您,郎导”“辛苦了,郎导”“感谢郎导”的弹幕刷了屏,没有一句抱怨或指责,与黯然下课的历任主帅不同,郎平不完美的“句号”收获了一边倒的感恩和祝福。虽然不舍,人们发自内心地尊重教练郎平的选择,就像曾经为她的每一次起跳扣杀欢呼,无论得失成败,郎平的存在本身是对竞技体育精神和专业的完美诠释。

教练,一种极限职业

常胜将军巴顿有句名言“战争,让女人走开”,和平年代,体育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柔弱的女性被认为经受不住残酷的考验。竞技体育教练长期是最“劝退”女性的职业之一,就在不久前,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才迎来第一位女子助理教练,纵观国际体坛,载入荣誉册的功勋教练几乎全是男性,女子排坛也不例外,袁伟民、卡尔波利、欧亨尼奥、吉马良斯……在中国女排历任主帅名单上,女性仅占两席,郎平之外,只有袁伟民时代老女排的主攻手张蓉芳曾在1986年短暂出任主帅。

人们对于教练的期望太多了,这让它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极限职业。欧美最畅销的教练教材《执教成功之道》中写道:在任何一天,教练员都需要扮演教育家、生理学家、商业家和心理学家的角色,这些角色的扮演甚至在教练员走向运动场地之前就开始了。

对教练一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主席迈克尔·莫里茨爵士有过精彩的比喻:“他可以是精神导师、演讲家、神父、法官、陪审、行刑官、操纵一切的木偶大师、激动人心的伟人形象,短短一天里他可以扮演全部角色。”

具体到从业者,“职业教练”意味着“放弃个人生活”,且拥有不必对家人感到特别抱歉的“特权”,如果职业生涯足够成功的话。

一手缔造曼联王朝的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几乎没有家庭生活,也很少见他的孩子们,他天赋异禀的“孩子们”——红魔92班、C罗,活跃在球场上。个人纪录片《永不屈服》中,面对儿子杰森·弗格森的镜头,老爵爷说:“是凯茜(妻子)把孩子们拉扯大的,我对自己这点并不感到骄傲。我很后悔没能和你们多待一会儿,但那就是我的工作性质决定的。这份工作很消耗我本可以花在家庭的时间,但我们也获得了回报。”

“作为父亲来说,我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也无须向孩子们认错,我只能说我有必须要做的事情。”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曾写下这样决绝的自述,“在我要求选手们与结婚、青春的娱乐断绝,一心扑在球场上之前,我自己首先断绝了家庭,断绝了地位的提升,成了排球的’魔鬼’”。

袁伟民执教期间也秉持同样的信念,“整整八年半,我基本上没有享受过什么天伦之乐,对小家庭几乎没尽什么义务。可是为了拿世界冠军,这一切我们都认了,觉得值得,一辈子也不后悔”。

几乎所有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女性都会被问同一个愚蠢的问题,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这个问题预设的前提是,男性天生就是事业型人格,不平衡是正常的,是可以被允许和理解的,女性则天生有责任和义务去思考如何平衡。郎平在35岁前就意识到,任何选择都有代价,没有平衡,只有忍痛取舍。

1994年底,郎平收到恩师袁伟民的请求,希望她考虑回国执教。当时,中国女排的成绩一路下滑至世界第八,几个老队员感到心灰意冷,写了辞职报告。离亚特兰大奥运会只有一年半时间,女排一蹶不振,需要教练用一种人格力量来调动运动员,凝聚整支队伍。

郎平犹豫了,她没想到国家体委会向自己发出邀请,对于带领中国队走出失利阴影,她没有任何把握。更何况,眼前还有另一场硬仗要打——与第一任丈夫的婚姻面临解体,选择走出家庭,回到中国女排,仿佛人生道路上出现一个急转弯,前方除了“放下个人生活”之外,全是未知数。

这种选择需要一种近乎“赌徒”的心态,竞技体育本身就像轮盘赌,是比拼勇气——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气质——的地方,成王败寇,赢家通吃,活到最后的才是胜者。

在自传《激情岁月》中,郎平忆起那段经历,“当我收拾完这一切,忙停了,我才发现,我这样的忙碌十多年,结果把什么都忙没了,属于我的,只有我自己和竖在我身边的两个箱子……要回中国了,一走就是那么远,我很想先飞香港看看女儿,但我不敢触动自己的感情,我得把感情牢牢地封闭一阵,因为,我马上要出师,等着我的是硬仗,肯定要干一番大事业,而且,这一走,是没有退路的,不管前面会遇到什么情况,也不管等待我的是怎样的命运,哪怕彻底牺牲了,我也义无反顾”。

在女儿和排球之间,郎平选择了后者。她的美国朋友不理解,问她,“这样大的牺牲值得吗”。前中国男排主教练汪嘉伟谈起郎平时坦率直言:“我认为郎平不应该回来,她是个女同志,顾不了身体,顾不到孩子,这么干,女同志就没有这个必要。”郎平内心不认同,嘴上用玩笑“反驳”:“国家的需要,大概是不分男同志和女同志的!”

抵御Easy模式的诱惑

在中国,竞技体育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是短暂的,举国体制虽说给精神和心理上带来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衣食住行提供无微不至的呵护,除了提高成绩,运动员几乎没有普通人的烦恼,也因此缺乏经验应对日常的挫败。在郎平时代,你很难想象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会因为失恋而情绪不稳定,因为队内根本不允许谈恋爱,所有人合力构建一个“无菌”的真空环境,一个心无旁骛的乌托邦。

体育的世界相对单纯,一走出这个圈子,世界很大,有了比较,才能够明白自己。也有人选择待在相对安全的“舒适区”,选择Easy模式,比如退役后进入体制内工作,过上安稳的生活。

郎平也有这样的机会。退役后,北京市体委想聘请她当副主任,副局级干部,但郎平拒绝了。她说,自己不愿意当官,性格也不适合。“当了官还得顺着别人说话,不管这是不是你的思想,上面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我当不了这样的官,我没这个’修养’,我心太软,老同情人,不是当官的料。我希望自己能学点实在的、科学的、真正有用的东西。”

但她毕竟是典型的“民族英雄”,走在路上到处都有人找她签名、合影,以她为原型的扣球形象出现在邮票、纪念币、纪念章上,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初期,国民充满希望又感到迷茫,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中国女排仿佛一剂强心针,振兴了整个时代的情绪。

郎平想出国深造,家喻户晓的声名夺走了她作为普通人的生活,老是被别人注意,身不由己,连上个街买东西,都受拘束,放不开。有人挽留她:“你是世界冠军,你是有功之臣,国家不会亏待你的。”

但郎平想的恰恰相反,她觉得自己被误解了。“我不是怕被’亏待’,我就是觉得,国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够再躺在’冠军’的奖状、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荣誉不能当饭吃。人是活生生的,我还得去干,想干,就得抛开过去,不能让’冠军’挡了自己的路。我努力不被’五连冠’的巨大成功和巨大荣誉蒙住眼睛,保持心地透亮。”

她把“世界冠军”的奖状、奖杯统统锁在北京的小屋里,调整心态,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一点一点把当“世界冠军”的自我感觉踩到脚底下,重新学习本领,重新开始生活。

初到美国,为了省钱,她学习自己做三明治,吃到后来,见三明治就想吐;去意大利,为了挣学费,她像一个普通打工人一样,学会了看老板脸色,明明膝盖肿得厉害,四周都是积液,但“拿人手短”,只好硬着头皮上场卖命。

出国后“一文不名”的生活使她彻底放下了“五连冠”的包袱,“一直留在中国,我的心态肯定也降不下来。但我拥有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感受,使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又成熟了许多,我不会再受外界干扰,去计较别人会怎么看我”。

逆境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帮助人找到自我。主动选择人生Hard模式,塑造了郎平作为职业教练的魅力,帮助她赢得人们的尊敬。年轻人追随英雄榜样。她们崇拜郎平身上的品质,并将之内化为自己拥有的品质,就像《执教成功之道》所揭示的,“当你承担教练这一重大责任时,要记住一点:运动员更可能变得像你这样而不是你希望的那样。其结果是,除非你知道自己是谁,你才能为运动员提供持续的积极指导”。

球场上的性别

加利福尼亚大学SantaCruz分校教授、《男性气质》作者R.W.康奈尔曾提出,运动是男性气概展现与再生产的一个重要场域,体育也因此常被认为是男性专属的领域,并排除女性。正是由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存在,致使人们理所当然地同意“在运动领域,男人是男人,而女人是入侵者”“运动是男孩的成人礼”的说法。试想如果一个女性在运动场上也可以做到心智坚毅、具有强烈的竞争性和攻击性、强壮有力,那么运动就丧失了作为帮助男性养成男子气概的特别场域的意义,因此女性参与运动的途径总是受到限制甚至断绝。

从成为教练开始,郎平就扮演着“入侵者”的角色。第一次代表中国女排参加国际排联的会议时,会议有一项规定,比赛中坐在指挥席中的教练、医生服装都要统一,郎平开玩笑地跟主席提出:“你的规定不完全准确,如果我穿裙子,我的助教和队医也得穿裙子?”主席马上补充:“除女性以外。”这说明在历届国际排联会议上,从来没有女性主教练出现过,排联的规定没有想到还有穿裙子的意外。

将男性气质与运动捆绑不但阻碍了更多女性走向场边执教,连男性教练也不能免俗地被要求具备阳刚之气——强烈的攻击性、独立性、情绪稳定、支配感强。中国女排前主帅陈忠和在上任之初受到质疑,质疑内容无关他的过往战绩和执教水平,而是“教练首先要有’威’,陈忠和能行吗?他的一团和气压不住阵”。俄罗斯主帅卡尔波利,总是在球场边走动边咆哮;弗格斯爵士外号叫“吹风机”,因为如果有球员在场上不够努力,发挥不好,他就会在更衣室里对着该球员一通狂喷。似乎只有后者才符合人们对教练的想象。

2017年,前中国女排队长惠若琪成立了女排发展基金,希望用体育打破性别的刻板印象。“中国体育一直阴盛阳衰,但很遗憾,中国女队员的杰出表现并没有转化为她们当教练,或者谋求职业发展的杠杆。不仅在中国,在全球,男性几乎垄断了教练组,但女性奔跑的样子不是扭捏,而是尽全力去跑。”

很长一段时间,郎平都是国际排坛唯一的女性主教练,她不可能感知不到球场对男性气质的痴迷与执念,但她没有选择刻意向球场上的“男性霸权”妥协,把自己硬拗成“女汉子”的姿态,而是将“职业”置于“性别”之前,换句话说,与其称她为“女教练”,不如称她为主教练、郎导,只是刚好性别为女罢了。

记者陈晓楠评价郎平“从来没有给自己的人生戏剧化、渲染化,不给自己’加戏’”。回顾她作出的选择,不给自己“加戏”的郎平一直给自己“加压”,他人眼里的“自讨苦吃”,在她看来是“拼搏的人生没有终点”。无论与体制的关系亲近还是疏离,郎平的选择基于个人意志,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正是这个特质让她广受商业世界的追捧。在“国潮”时代,新近成为海鸥品牌手表的代言人,也再次证明了其本人IP价值。

就像她对朱婷说的,“你永远都不会成为我。你是我见过最棒的球员,不用成为我,只需要成为你自己”。

参考资料:

郎平《郎平日记与书信》,人民体育出版社

郎平、陆星儿《郎平自传:激情岁月》,东方出版中心

马寅《梦想与荆棘:新时代女排奋斗记》,中国青年出版社

何慧娴、李仁臣《巅峰对话:袁伟民郎平里约之后话女排》,长江文艺出版社

袁伟民《我的执教之道》,人民体育出版社

大松博文《“魔鬼”大松的自述》,人民体育出版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周琪,责编:施杨 ,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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