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当代,越有知识反而可能越愚蠢

塔门·2021-09-22
成为网红的知识,是怎么导致人类愚蠢的?

如今,学术明星似乎史无前例地多:刘擎、项飙、薛兆丰、罗翔、戴建业、戴锦华、沈奕斐……

在 2020 年 6 月,Bilibili 顺势成立知识区,主动邀请各类学者入驻,沈奕斐、戴建业、戴锦华都开设了官方账号。知识区也成为 2020 年 B 站增长最快的版块之一。

2021 年 9 月,快手也推出了一档泛知识脱口秀节目,邀请沈奕斐、韩秀云、付鹏等嘉宾出镜,节目的 slogan 是「嗑着嗑着就懂了」。而泛知识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内容类目之一,《2021 快手内容生态半年报》显示,平台 60 秒以上品类视频数增长 Top5 分别是:法律、科学、财经、资讯、历史。

显然,如今的学术偶像,已经和 2000 年后《百家讲坛》式的学术明星很不相同。于丹、易中天等人所论述的多是国学、历史,甚至心灵鸡汤,与现实关系不大,而如今的学者大多需要直接回应现实,其中尤其受到追捧的是社会科学。

一个原因是,在社会转型下,人们需要通过这些学科来理解世界,解答困惑。

然而,当社科知识成为流行,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种新现象——知识鸡汤。

为什么现在流行起知识鸡汤了?

一种流行的叙事是通过社会科学建立起来的。

以前鸡汤宣扬的都是正能量,「努力就能成功」,「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现在社会学强调的是,个人是受制于整个社会结构的。社会学说的当然是事实,但放到每一个使用这些社会学的网民身上,知识反而常常成了另一种鸡汤。

以贫困问题为例,社会学知识会告诉人们,不应该把穷人污名化,因为在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缺乏下,一个人事实上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实现阶级跃迁,因而贫困是一个制度性问题。

而在现在的环境下,这种说辞自然就有吸引力,因为它通过理论解释了年轻人感受到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在认识到社会层面的原因之后,一个普通人就有机会把自己的处境合理化,进一步还能把自己「过不好」的责任,指向一个抽象而面目模糊的庞然大物——社会。

况且,这样指控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怎么也要比谈论具体、琐碎的周遭更有成就感。

发现没,现在在社交网络上,似乎已经形成了统一口径,面对一种现象,集体下意识地套用同一种理论去作解释。例如「异化、规训、消费社会」等等,这些词大多是在谈论一个非常抽象、宏大的对象。

它们充斥在公共议题的讨论,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无异于破罐子破摔的用法:

工作累了,就说自己被劳动「异化」了,被老板 PUA 了;

出于尊重去遵守社会规则,就是被「规训」了;

随便买点东西,就是被「消费主义」洗脑了;

任何一件坏事发生,所有置身事外的人都得集体反思,因为根据「平庸的恶」的说法,「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内部存在竞争,就是「内卷」;

追星时点了几个赞是「数据劳工」;

打开抖音、快手,就是「娱乐至死」;

男性夸异性漂亮,是「男性凝视」、「性别霸权」;

有人扎堆、聚众,就是「乌合之众」;

替弱势群体说话,就是「政治正确」;

每个动作被迅速归类,归类之后就直接可以批评了,甚至不用批判。

一方面,这些知识当然是普通人试图保持自洽的工具——「资本的压榨、阶级固化,都是系统的错」,不管怎么样,它们都可以用来解释从眼下工作不顺,到人生出路的问题。它的确定性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另一方面,这种认知便利的坏处就是,它会形成一个舒适的、犬儒的、闭环,「我就是韭菜,这个世界非常糟糕,年轻人除了躺平没有出路」。

对现实来说,这是一场自暴自弃,但也自洽的逃离。

知识鸡汤带来了什么?

这类词语都是从学术界被引入日常生活的,它们之所以流行,反映的大概不是学术理论的繁荣,而是理解的模式化。

似乎很容易忘记,大多知识都会经过历史检验而不断更迭,也受到权力、传播等外力的干涉,但许多人却依然对它抱有信任,像对待「教科书」一样。知识被看成一项定论、一件事实,言之凿凿,形成了一种「自证正确」的东西。人们默认理论是完美的,能够 100% 贴合现实。

社会学家徐贲说,教科书是一个利弊参半的发明,自此以后所有学生都得用同一本教科书,教科书才是可靠知识的标杆,换句话说,知识有了「标准答案」。

这种当代中小学学生的思维,演变到成人之后,就是对(我认同的)专家学者的信任:认为每个现象背后都有一个对应的「正确答案」。

于是,我们更容易找到符合理论的现实,让现实进一步「佐证」理论,变成循环论证:「因为符合理论,所以很合理」,之后越发相信这一套理论。当看到网上杠精横行时,因为事先装载了「乌合之众/观念自由市场/沉默的螺旋/民众智慧」等理论说辞,就会让人认同,这种行为就是正常的,「杠精嘛,乌合之众」。

心理学里,有个认知偏误的概念,叫「确认偏差」,指的是无论事实怎样,人们都倾向于支持自己的成见、猜想,选取愿意相信的来相信。说白了,就是挟持现实中的社会现象,去印证自己相信的理论——这么做,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因为我们愿意这么相信。

本来作为「我」和「世界」之间的「中介」的知识,反倒因此取代了真实本身,成为更真实的东西。而那些个体细微的差别,就在这些抽象概括中,被忽略掉了。

这也是为什么,对社会有关切的人往往更相信「世界要完了」——尽管从许多指标来说,世界都在变好,但他们并不忍心这么相信。而社交媒体对「坏信息」的癖好,也趁机散布了悲观的情绪。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一个单一的解释能让世界显得更有序、更可控,对于普通人来说,它能省却「一事一议」的麻烦,用一个原因解释所有事(比如,「系统的错」)。但是,把一种解释的要求定得太高,在层层抽象之后就容易和现实脱钩,变成一种抽象、朦胧、含括的「观念」。

比如,现在很多人热衷于把政治主张看作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而非一项现实的制度安排或技术手段。年轻人之间很流行的说法是,民族主义就是仇恨、排外,全球主义就是开放的。

但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提出,友爱是很多公共政策的前提,而全球主义实际上逃掉了社会责任。此外,保罗·科利尔也警告: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诱人的组合,简单的道德确定性和无所不能的分析,能够为任何问题提供自信的答案。

从知识鸡汤到知识愚蠢

对概念的一种检验方式,是看这个概念能从抽象,回落到多么具体的程度。「价值上得太高」的论述,是没有办法和现实生活对应的。

好比某天在街头出现一名男子裸奔,一个蹭热点的人也许会从这事说到服装自由、羞耻的原因、男性的情欲、人类的节烈贞操史。当你对它这一切提出具体问题的时候,对方基本没有办法回应,只能把整个理论重复一遍。这类言辞通常会由一个特别单一、具体的小事说起,最后发散到整个群体,甚至整个人类。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把「爱全人类」和「爱一个人」区隔开来,他认为: 现代最大的罪恶,是抽象的人类之爱——在遥远某处的非人格之爱。 他认为,这种笼统的爱是廉价的,因为它不仅简单,没有任何牺牲的风险,同时还可以满足自己良心的虚荣。

换句话说,当只谈论概念时,知识很容易变成语言游戏。对理论夸夸其谈的人,可能并不关心周遭的人事物,反而满足于自己的渊博、甚至博爱。

近年来许多知识分子的「倒掉」之所以受到关注,一个原因在于人们发现,拥有知识并似乎没能让这个人变得更好,尤其当知识显得政治正确的时候,一个人拥有关涉某种道德的知识,不能直接带来「这个人是道德的」的结果。

在「周玄毅事件」后,许多人开始怀疑「女权男」这个人设是否真的存在。但说到底,一个人——无论性别,都可能挂靠着「女权主义者」的人设,熟读波伏娃、巴特勒,受到女性认同,但同时在陌生女性受到威胁时一言不发,轻叹一声拍照发到社交网络(配以感慨:大环境对女孩子真是太差了)。更严重的,会在私底下物化女性、用荤段子吹嘘自己的性经验和性能力,把她们当作性猎物。这种情况下,知识仅仅只是能够标榜自己有观点、有关怀的道具。

而打着「道德」、「正确」旗号的知识,可以合理化自己,反过来也能攻击别人。

《维特根斯坦传》中,一个故事描述了这种陋习:

「他俩路过一个报摊,报摊的牌子上写着德国政府指控英国试图谋杀希特勒;维特根斯坦评论道,如果那是真的他不会吃惊。马尔科姆提出异议。他说,这种行为和英国的『民族性格』不相容,维特根斯坦生气地回答这个『粗劣的』议论:

学习哲学还有什么用,如果它对你的全部意义,是让你能够像是有道理地谈论某些深奥的逻辑问题,等等,如果它没有改进你对日常生活的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没有令你在对某些危险的词汇的使用上比记者更谨慎——那种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那些词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塔门”(ID:DT-Tamen),作者:钟宛彤,编辑:王朝靖,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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