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庞麦郎

36氪的朋友们2021-09-16
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2019年9月,我在西安第一次见到庞麦郎,随后跟着他回到宁强的家,共同生活了一周。在我们这一行,这并不稀奇——为求充分理解,作者会走进采访对象的生活直至“交心”,选题完成后却未必有交集。然而,我和庞麦郎尚未“交心”,相处就在第七天意外中断了——我摔了腿,不得不休养数月。12月底,我去上海看他的演出,约定来年再把采访做完。

半年后,我失业了。2020年夏天,当我第二次到他家,采访从工作变成了“一件我想完成的事”。这一次,我在他家住了四天,感到我们的距离又近了些。此后,我寄去一张迈克尔·杰克逊的CD,他回复:“谢谢”。

2021年3月,庞麦郎住进精神病院后,我到他家探望,又陪他的父母去医院。从此父亲庞德怀常常打电话给我,讲述儿子的病情,又问我什么时候再来玩。他似乎已忘了我是个作者,而我也开始忍不住常常打给他,关心治疗的进展。

两个月后,庞麦郎出院了,我第四次住进这个家庭。庞德怀总拿治疗的事问我的意见。连着两天,当我们四个人一起种地,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受,好像我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

“治好了”

2021年5月22日,歌手庞麦郎出院第10天,距离我们上一次见面(也是在5月)一整年后,他站在我面前,向我打招呼。他穿一件宽大的棒球服,瘦了很多,头发剪短了,看着像初入社会的男孩。他笑眯眯的,看着很,“正常”,我把这个词记进了当天的日记。他看上去真的被治好了。

我们往他的房子走,他自然地从我手中接过一大袋零食,塞回一听核桃露。他告诉我,他现在只有108斤,还有,头发是医院强制剪的,他正要留回去。我注意到他走路速度比以前慢,表情和语气也“慢”了,但笑容挺多,能够主动说话:他说在医院吃的不好,菜没有油,住院74天只吃过一次肉;医院里也没有自由,除了吃饭睡觉,只能沿着墙来来回 回走。我忍不住几次对他说,你的状态变好了,你比从前爱说话了。他点点头。

这样的状态没能持久。我甚至没察觉到是从哪个时刻或哪句话开始,庞麦郎又陷入沉默。他失去话语,然后是表情,站在房檐下,折回房间,拿着手机一言不发。魔法消失了,他又变回过去两年我记忆中的样子。

我走出房门,撞见正在屋外抽烟的庞麦郎父亲,64岁的陕西汉中宁强县农民庞德怀。“没治好”,庞德怀摇摇头,也不看我,说医生让转去更大的医院,可儿子一到家就不吃药,还把药拿回自己房间藏起来了。他停了停,抬起头,“你能劝他吃药吗?”

整个下午,先前假想的种种糟糕场景又返回并挤满我的脑袋。最终,晚上,我决定单独去找庞麦郎,我想弄明白,在他眼里,关于病的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庞麦郎

“我没有精神分裂症。”庞麦郎说,表情严肃,好像这是世界上唯一确定的事,也是我们继续交谈的前提,“精神分裂症就是神经病,神经病是治不好的,我不怕(得)能治好的病,就怕(得)治不好的”。

他从抽屉里取出藏起来的药,一共三种,指着治精神分裂的那盒说:这是一定不能吃的,没有精神病也会吃成精神病;再指向治抑郁焦虑的:这种可以吃,抑郁还可以;第三种是降血压和舒缓心脏的(用于缓解精神科药物的副作用),他说这个应该吃。他反复指着这些药讲了三四遍,确认我正确地理解了个中逻辑。期间他语气平静,表情也平和,但不时投来一瞥又匆匆收回,期待着我的认同信号。

目光又一次投来时,我问他,还记得拿板凳扔爸爸吗?

他说记得,但,“只是轻轻一磕”。

“那打妈妈呢?”

他说也记得,那是有一天,他发现家养的鸭子腿断了,一定是妈妈下了药,他常吃鸭蛋,这样他身体也会出问题的。

他还主动透露了《总统竞选材料》的下落。那是一篇论述约瑟翰·庞麦郎认为应当如何更好地建设国家的千字演说词。他把它交给了宁强高铁站的警务员,为了让他们把高铁站修得“更国际化”。他说宁强是小地方,宁强精神病院不是正规大医院,因此他不相信自己得了精神分裂症。

夏夜雨声大作,打断了对话。他扭头看着漆黑的窗玻璃,又转向我——“我去看看鸭子。”他说。

我跟在他身后,顶着暴雨走出屋子,走进猪圈,旁边是个石砌的鸭舍,几只鸭子在里面扑棱。他把类似“门”的木头挡板往里挪了挪,用和刚刚解释药物同样的温和语气说,“下雨了,天很冷,鸭子也会怕冷的”。

第二天,他再次强调自己没病,除非“有综合医院的诊断”。他说这次住院非但没好,还治坏了,出了院浑身没劲,反应也迟钝了(庞德怀证实他刚到家时走路都困难,“人是飘着的”)。他掏出一个我没见过的塑料袋,里面有4盒药,其中一盒叫“补脑丸”,总之,全部与精神分裂症无关。他告诉我,两天前他去镇卫生所开了这些药,要“把自己治回来”。

担心药有风险,我躲开庞麦郎,打电话给他的主治张医生。张医生说,这些药没什么风险——但也没什么用,大体上算“补品”。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庞麦郎“这次住院基本无效”,症状都没消除,“再拖就很麻烦了……尽快去西安就医”。

午饭时,庞德怀提起医生的话,庞麦郎端着碗,怯生生看着我们:“我不去看精神分裂,他们是看精神分裂的”。庞德怀又劝了两句,庞麦郎全身往后缩,重复着“我考虑考虑”。他不肯再谈这个话题了。

但到了晚上,他又答应去西安了。他说出院后,他的一只耳朵总听到蝉鸣声,这让他夜里都不敢睡觉,他想去大医院看耳朵。

坏时刻

2019年秋天,我第一次见到庞麦郎。他看上去比影像中更瘦,两只裤管像是空的,而看清他的脸让我立刻感到紧张,这张脸瘦削苍白,乍看有些惶恐,细看却有种可怕的空洞,这张脸上仿佛直接写着:一切交流都不可能。

气氛一时凝滞。经纪人白晓开始替庞麦郎回答问题,庞麦郎垂着眼,手放膝上,像假人一样安静坐着。

我坚持要庞麦郎回答。他的眼神迟疑着,几秒后,把提问的后几个字重复了一遍。我渐渐意识到,重复听到的最后几个字是他的习惯。只有在聊音乐时,他能磕巴着说一段很长的话,语言书面到像前一晚专门写好背过的。好歌的标准是什么?“非常优美的曲调,非常唯美的歌词”。

稍微熟了点,他就不总这么讲话了,但凡听到自己的歌名,他就能唱起来,有时能把整首歌唱完。没演出时,他最常做的事是在百度上搜“庞麦郎”,看自己的演出视频,看着看着就抿嘴笑起来。看完,他露出向往的眼神,说他下台后还和歌迷去喝啤酒、吃小吃,是“一个让你觉得心旷神怡的生活”。

聊完这些,他又不看我了,拿起手机,面无表情,手指在屏上快速滑动。

2021年3月4日,庞麦郎住进宁强县精神病院的第三天,我去看他,没能获准进入病房。监控画面上,他戴着棒球帽,盖着被子,躺在床上。主治张医生告诉我,庞麦郎几次说自己能听到身体里发出声音。

失控从去年10月开始,庞麦郎在宁强高铁站发传单(就是那封《总统竞选材料》),为此进了派出所,庞德怀和村支书把他领了回来。12月,情况进一步糟糕,庞麦郎动手打了妈妈,张医生检查发现,他已出现幻听与思维障碍。

以张医生的职业视角看,这正常甚至必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有幻觉和妄想。有时这的确触发暴力,但和影视剧常见情节不同,比起攻击他人,他们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发病日久,人会退化,以致难以保护自己;表达能力减退,不能理解他人的语言;日常认知也变得困难,世界重新变成一个陌生的地方……得不到科学干预的病人可能发展成早发性痴呆,那有些像阿尔茨海默症被植入一个年轻人的头脑。

庞麦郎的神经中枢正在退行中。当天张医生告诉我,他相信庞麦郎只要坚持服药,完全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但风险在于,出院后,病人往往觉得自己好了,或因为担心副作用想摆脱药物,以致终生在医院与家之间往返挣扎。

庞麦郎病程的原点已无从追溯。精神分裂病因复杂,遗传基因、大脑神经递质变化、后天环境、社会心理等等单个或集体发生作用,让疾病选中一个人,通常在18-25岁间的某个坏时刻,降临到他们身上。

庞麦郎的坏时刻可能发生在24岁(走红前六年)。表弟郑开宁记得,那年他们一起在苏州餐馆打工,庞麦郎有时自言自语,有时像在想事情,想着想着就笑起来。但那时他和外界交流顺畅,在亲人面前也开朗。

三四年后重逢时,庞麦郎在KTV上班,工作运转正常,但人明显孤僻了。他不爱交流,只偶尔说自己想成为国际明星,要追赶迈克尔·杰克逊的脚步。郑开宁没往疾病上想,认为表哥“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觉得没人理解自己,没有人认可自己”。

直到2018年,庞德怀终于觉察到儿子的异样。庞麦郎“总上火”,不好好吃饭,怀疑饭菜有毒。他给儿子买了清火的药,又跑去镇上的庙求神。情况并未好转。

但庞德怀并没有更多精力分给这件事。一家三口一年开销18000元,靠务农远不足支撑,他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也见不上儿子几面。庞德怀说,“我对他不太了解”。

在中国农村,精神疾病难以得到正视。患者变成隐形人,隐居家中,精神恍惚,无法劳动,这样的人“一个村(30户)可能就有一两个”。“我们把这种病就叫疯子,你知道吧?疯子是在我们农村很正常的。疯了,大家都不去惹他就行了,也不会花多少钱去治疗他,他就这样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生活。”郑开宁说。

总之,漫长的拖延后,2020年下半年,庞麦郎的状况明显恶化了——经纪人白晓常看到庞一个人对着窗,长久地站着,自言自语;有时他会莫名发脾气,突然推白晓一把。

直到2020年12月初,庞麦郎第一次被送治精神病院。三天后,他偷跑出来。三个月后的一个早上,庞德怀坐着生火,没注意到儿子夹了个凳子丢向他。他求助村支书,村支书联系了警察和医院。

警察用透明胶布反绑了庞麦郎的双手。他没有反抗,眼泪汪汪,问爸爸,你会来看我吗?庞德怀说,你好好治疗,我三天来看你一次。一小时车程后,宁强县精神病院到了,庞德怀让人赶紧把胶带松开,对医务人员说:“他不是犯罪了,他是来治病的”。

“六年友谊”

2021年3月11日晚,白晓发布一条时长7分半钟的视频,确认庞麦郎已住进精神病院。他的语气缓慢沉重,回顾了庞麦郎如何带病创作,两人如何一同“与疾病赛跑”,还有经纪人与歌手的六年友谊,最后,他强调庞麦郎是艺术家,“是中国版的梵高”。

12日一早,“庞麦郎”登上微博热搜,点击量突破了150万。有人惊讶同情,有人转发成名作《我的滑板鞋》,回忆六年前这首歌如何因为“魔性”让庞麦郎的故事刷屏。不过,多数人并不认同“中国梵高”称号,更被认同的说法是“流量时代的牺牲品”。6年后,在没有任何准确医学信息披露的情况下,庞麦郎以新故事刷屏:草根歌手一夜爆红又过气,以致精神崩溃了。

时间向前一周,我和白晓同去庞家时,曾为是否公开病情发生过争执。我还能想起那晚庞麦郎妈妈做的四五样菜的香气,混着炭盆的呛味,白晓一边向后薅头发(这个90后男孩额头已快秃了),一边指点庞德怀应该怎样上电视:学唱《我的滑板鞋》,或者朗诵庞麦郎写给父亲的歌《我的父亲是瓦匠》的歌词,开直播赚出庞麦郎的医药费。

遭到拒绝后,离开庞家的路上,白晓告诉我,他准备在网络上公开庞麦郎的病情。

“我觉得不应该心软,每个人都有命”。白晓说,他还打算写一本书,写庞麦郎是个艺术家,在精神疾病的折磨下创作了《我的滑板鞋》。

这番话使我深深不安。我提醒他,写歌与得病,先后没法判断,以及,他不是监护人,公布病情侵犯病人的隐私权。

“我没什么非要尊重他的,他过去也没有尊重过我。”白晓说,合作六年来,庞麦郎经常违约,逼得他四处道歉。考虑到庞麦郎是病人,“我多给了他五年可以不尊重我的时间”。

白晓与庞麦郎正式相识是在2015年秋天,庞麦郎成名一年后。那时,庞麦郎负面新闻缠身,演艺事业停滞,为开演唱会上网求助,认识了做演出接洽的白晓。白晓家在陕西富平县,高中毕业后去录音棚做学徒、跑剧组,梦想进军演艺界,一直没门路。那次合作后,他俩签下协议,从此由白晓为庞麦郎安排livehouse巡演。

热度不到一年就消散了,票房从200张掉到个位数。庞麦郎常常因为观众少当场取消演出,或只唱《我的滑板鞋》。一些场地不跟他合作了,嘲讽他“过气了还耍大牌”。说起这事,庞麦郎气冲冲的:“卖票都没卖出去,我还要追究他的责任。”他认为票房不好是因为场地方没好好宣传。

白晓劝庞麦郎多接触媒体。但在镜头前,主要是白晓在表达。纪录片里,他陪庞麦郎跑巡演,半夜赶火车,媒体把他俩比作堂吉诃德与桑丘。他纠正说,他自己才更像堂吉诃德,用青春陪一个人追求偏执的音乐梦,同时也寄托了自己的梦。他自费出版诗集,巡演时发放。庞麦郎唱完,他上台唱自己写的歌,做环保演讲。

2019年,他开了家个人独资公司,卖印有庞麦郎头像的滑板鞋,定价从399到18888。他说这融合了两个人的理想:他做鞋追求质量,用和阿迪、耐克一样的材料,正如庞麦郎为音乐一掷千金,这种精神“全世界罕见”,“在中国,有这种魄力”。

白晓还想让他上综艺,提议过《奇葩说》、《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他都不同意。

我问庞麦郎:为什么不想上《奇葩说》?

他愣了几秒:“它可能……我们做艺术的不太合适,适合比较奇葩的。”

“不是给你解释过了吗?”白晓又解释了一遍:这是个辩论节目,和“奇葩”没关系。

庞麦郎还是愣愣的:“它的名字……好像比较奇葩一点,我是做的比较严肃的音乐。”

去年,白晓开始带他直播,但他只会一遍遍唱歌,白晓负责说话、带货。

一天晚上,直播间观众上千,评论区滚动不止。

“我是来看笑话的。”

“开演唱会十个观众的是你吗?”

“快找个厂子打工吧。”

庞麦郎不回答,面无表情继续唱《我的滑板鞋》。

评论又滚动起来:

“你是不是智力有问题?”

“你是哑巴吗?”

庞麦郎还是不说话。唱完,他又点了播放键:我再给大家唱一首《我的滑板鞋》。

庞麦郎入院后,白晓继续用他的微博发动态,用他的抖音账号直播自己唱歌。我问白晓有没有想过,当初带他做直播,那么多恶意的评论会刺激到他。

“是会的,但他很聪明,他看到一条好的评论会让它停在那儿,就不往下看了。”白晓说。

庞麦郎的音乐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很想搞明白庞麦郎到底是怎么做音乐的,但白晓对此并不清楚。

庞麦郎也讲不清创作过程。他勉强能讲清的是,《我的滑板鞋》是他写的第一首歌,歌词里的“魅力之都”是汉中,那时他刚外出打工,买到红色的滑板鞋。“有双好鞋子穿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很激动人心的一个事情”,于是他想要写一首歌。晚上下了班,他一个人在宿舍写,三天才写完:

我给自己打着节拍

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

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

在这美丽的月光下

在这美丽的街道上

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

这不是梦

他说那之后,他开始边写歌边打工,在餐馆或KTV做服务生,不上班时就在宿舍写歌词。有段时间他一口气写了很多首,那时他正在西安一位表哥开的干果店炒核桃,两人倒班从中午炒到晚11点。在他的描述中,这份工作“创作时间很充分”,这位表哥也“支持创作”。

我问,怎么支持呢?

他想了很久,最后说:“我创作,用他们的桌子、椅子,他会给我提供。”

庞麦郎只打临时工,每过两三个月就要换工作——制作一首歌要花2000块,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于是攒够2000他就上网搜索录音室(常在另一个城市),辞职去录歌,再上传到音乐网站。录音室遍布北京、上海、西安和昆明,他就在这些城市间跑来跑去。为省漫游费,他换一个城市就换当地的手机号,不存熟人的号码,有时父母也联系不上他。

这些信息都是根据庞麦郎零碎的表达慢慢拼凑的,时间线他讲得乱,有时还颠三倒四,但这段经历大致得到了表弟郑开宁的证实:“他就是紊乱,一下跑这儿,一下跑那儿。”

我提到很多媒体文章如此描述庞麦郎写歌的起因:在KTV打工时,他点到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深受震撼,又听说一首能卖几十万,于是立志做歌手。

“绝不是这样。”郑开宁说。他1987年生,如今在修电梯,喜欢贾樟柯的电影和路内的小说。他急切地讲起哥哥的过往:

“我哥哥从小柜子上全是磁带。他经常一个人在屋里戴个耳机,不开灯,那时候他就喜欢杰克逊,喜欢跳舞,给我们表演劈叉。他还对文学感兴趣,买过一套鲁迅全集,我第一次读鲁迅就是借的他的《狂人日记》。2008年我们在苏州打工,那时我就第一次听他说,他想当歌手。他在一个本子上写歌词,还问我大音箱多少钱,想拉到公园去练舞……”

“他不是想着钱多才要做歌手的。”郑开宁最后总结道。

我的确见过不少庞麦郎早年痴迷音乐的痕迹。一个卡通封皮的中学作业本上,课文抄写和他自己写的歌词交替出现。他的吉他是初中时买的,那一天,他向务农的父亲要了200块钱,下山到县城,再坐火车到汉中,去找想象中“汉中才有”的吉他店。到了汉中他不问路,沿街一直走,直到两小时后,他找到一家乐器店。

因为不识谱,庞麦郎至今没学会吉他,写歌也只能自己写词,再找人作曲。昆明音乐人黄俊杰曾为他制作《我的滑板鞋》等多首歌曲,他向我讲述了庞麦郎作品的诞生过程:写完词,庞麦郎就凭感觉清唱,录下来发给他。这些录音常常只包含几个音符,类似于喊,他提取其中能用的元素,再延展成一首歌。

周威早年在西安开录音棚,他回忆2014年春天,庞麦郎还没走红,来录歌时连曲都没有,被劝走,一周后又来了,带着淘宝上单价600块做出来的、六七首歌的伴奏。庞麦郎跟不上拍子,但自觉不好,总要重唱,反复唱了20遍。录完,周威把他唱的一句一句拼到节奏里,庞麦郎坐在旁边,五小时里一直盯着屏幕,不动,也不看手机。

结账时要交1200元,庞麦郎从兜里掏出180多块:我想留个零头,好坐车回去。

周威急了,催他去借钱。可是,庞麦郎一直盯着地面不说话。

最后,周威只收了160——眼前这张不敢抬起的脸让他觉得这个人可能很不容易——他让庞麦郎留20,还能吃个饭。

第一次见庞麦郎时,我问他,这些年把钱花在哪儿了。他说,成名后他花钱反复修改旧作,把那些歌从个人主页上撤下来,找人重新编曲、录制再发上去,“提高我们的发行水准”。

在西安开录音棚的谭文星证实了这个说法。他说录一首歌要2000元左右,西安排名前二十的录音棚,庞麦郎几乎都去过。黄俊杰说,去年他为庞麦郎做新歌,报价6000块,庞麦郎反复说手上钱不够,最后只好给他打了折。

然而我一直不知道,一天到晚写歌的庞麦郎把歌写在了哪儿。认识半年后,我第二次到他家,问他有没有专门的集子用来攒作品,他沉默点头,回屋拿出一个掉了封皮的本子。他说是十几年前在西安打工时买的。他带着它去了很多城市,用一支2B铅笔在上面写歌词。说完,他又回屋去了。他好像根本不在意自己的心血将怎样被人看到。

我坐在房前空地上翻开本子,是那种办公常用的单线本,上面的铅笔字都模糊了,在午后阳光的直射下更显虚幻,仿佛一蹭就会掉。每一页的右下角手写着页码,总共100多页,一页一首歌,他写了90多首,几乎把整个本子写满了(第四次到他家时,我发现他在另一个本子上继续写到了第179首)这些歌词一句一行,用那种一笔一划的小学生字体写得工整,一些字下残留着更浅的、没擦干净的修改痕迹。歌名旁都标了编号:aa、ab、ba....表示未来的发行顺序。《我的滑板鞋》写在第11页,歌名旁标着一个A。

本子的前五页上列着五张专辑的计划表:

2011—2014: A 《西班牙的牛》

2014—2017: B 《独一无二》

2017—2020: C 《旧金属》

2020—2024: D 《真牛》

2024—2025: E (专辑名空缺)

他在每张专辑下面列了20首歌,歌名旁注着对应的页码。

他给自己制定了长达15年的计划。

庞麦郎最大的争议

那次告别后,我寄给庞麦郎一张迈克尔·杰克逊的CD,并附明信片写道:“希望你相信,一些人真诚地喜欢你的音乐,就不会在意你是否‘国际化’,生活在哪里。”他回复两个字:“谢谢”。

我其实希望他能敞开心扉,谈谈这些年围绕他的最大争议——2014年走红时,他自称1990年生于中国台湾,很快被揭穿是1984年生于汉中,掀起一阵“打假庞麦郎”的热潮:一位记者找到他的家,给他的父母拍了照。一家电视台又派人找他对质,偷拍下对话,在一期主题为《揭开庞氏谎言,媒体是否有责》、辩论庞“是道德问题还是心理问题”的节目中播放:

记者:你说你是台湾人,为什么父母生活在南沙河?

庞麦郎:哪个是我父母?谁说他是我父母?

庞麦郎至今不能原谅那位找到他家的记者,“他想毁灭你这个人,他想把你这个人从名人成为一个罪人”,他说出生地和家庭是个人隐私,“这是侵犯人权的法的问题”。

他消失了一年,不再接触媒体,尤其抗拒北京——负面报道他的媒体都在北京,他坚信北京人对他不友善。北京的电视台出价20万请他去录节目,他拒绝了,担心对方会害他。

直到一两年后,他能重新面对媒体了,包括像我这样从北京来的人。可是,即便7年之后,相识日久,关于年龄(他依然坚持自己生于1990年)、出生地(他为汉中取名“加什比克”并自称“加什比克人”),以及毫无编造必要的生活细节,庞麦郎还是会对我说谎。

他主动讲起走红后,他去台湾玩了半年,住一个大别墅,去了很多“发达的地方”。基隆可以看到海,他说着在胸前比一个巨大的圆,“大海波澜壮阔,让我心旷神怡”。他又把一只胳膊抬过头顶,“台北有101大厦,101大厦太高了”。

我知道台湾旅游签不能超过15天,因此一度以为他根本没去过。直到有一天,我注意到他的一部MV中导演署名是繁体字“尤鴻翼”。我找到这位常拍鬼片的台湾导演,才知道庞麦郎的确来过台湾——2015年8月,走红一年后,他一个人来到新北,待了两周,没去别的地方也没有旅游,是为了用极低的预算给歌曲《肮脏的恶魔》拍一部MV。

尤鸿翼此前没听说过庞麦郎,但他明显感觉到,庞麦郎想在这个台湾团队面前显得自己也是本地人:他急于两周拍完,却回避提签证日期;他们想带他转转,他就表现出没兴趣;他坚持让接送车停在捷运站,不说自己住哪里……“他希望像个有身份有团队的艺人,但他实际上是一个人”,尤鸿翼记得,那两周庞麦郎总含糊说自己“很忙”、“有活动要去”。

再见到庞麦郎时,我告诉他:我找到尤鸿翼了。

“啊,尤先生……”庞麦郎的眼神飘向远方,用沉默终止了这个话题。

另一次,我们聊到庞麦郎的堂弟庞明汉,我的一位朋友也在场。朋友问庞麦郎:庞明汉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庞麦郎愣了很久:“他是…他是比我大吗?他哪一年的?”

我们也愣住了,继而意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庞麦郎自己的年龄。随后半分钟,他一会儿说这位89年生的亲戚比自己大,一会儿又说比自己小,几次修正后,他确认了答案:那人比他大,是他的“弟弟”。

“他89年的,他比你大,他叫你哥?”朋友忍不住反问。

庞麦郎看上去快哭了,几次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最后,他起身走了。

那一晚,我们和随后进屋的庞德怀聊起这件事。庞德怀说,他理解儿子的年龄造假,因为庞麦郎小学一年级读了三年,二年级读了两年,15岁才小学毕业。那时,义务教育没普及,村小留级很常见,“他贪玩,但是爱帮家里干活的”。

后来儿子中考没考好,要去西安上预科。那年家里盖房欠了债,庞德怀外出打工,赚了钱直奔西安交学费。课上讲普通话,儿子跟不上,退了学,他打完工回家才知道。

再后来,他给儿子充分的自由,但他的儿子想抵达的,是一个他不理解也没见过的世界。成名后,庞麦郎说想开唱片公司,在西安租下三室一厅,把客厅布置得像个办公室,两间卧室空着,说要留给未来的员工。一年半后,他请父亲来看看,庞德怀指责儿子乱花钱,叫他退房回了家。

2019年秋天,我第一次见到庞麦郎时,他早已回老家,但仍自称在西安租了房,平时在公司做音乐。我提出去公司看看,他马上说公司还没运营。我想随他回住处,他又说自己没租房,要去找酒店。

晚上七点,下起大雨,空荡荡的大街上,庞麦郎撑着伞越走越快,把我远远甩开。每当我追上去,他回过头,一脸慌张,叫我先回去。

十分钟后,他回头见我还在,停了下来,对赶上的白晓说:“你送她回去,让她先回去,明天我们再说,明天我们再聊。”

走到路口,他停下等待,直到拦下一辆出租车,看着我上了车才继续向前走去。

此后数天,他保持着对提问的高度警惕。问及过往他就说“那时很好”,问内心感受会触发他的沉默。我委婉提及网络攻击带来的伤害,他迅速垂下眼睑:“没有伤害,没有伤害。”

一个下午,坐在庞麦郎卧室,我决定抛出一个直接的问题:为什么走红时自称台湾人?

和想象中不同,这一次他既不像被冒犯似的激动,也不退缩,低头想了想,零零散散讲了两个意思:

第一,走红前,他给百度打过很多年电话,“一年四季都在打”,请他们帮忙推广歌曲,可是对方不理他,这说明大陆做音乐的环境不好(“首都的公司都做不出来,其他地方还能做出来吗?”),台湾(“有周杰伦”)可能会好一些。

第二,他想做国际化歌手,起英文名也同理,都是为了方便对外报道。

我说“庞明涛”写成拼音也能对外报道。

他在纸上反复写“Punmalon”(庞麦郎)和“Pangmingtao”,坚持说两者不一样。他的脸因激动渐渐泛红,当我再次表示不解,他几乎要跳起来了:“歌手庞明涛,有这样的歌手吗?”

他抬起一只手臂,像在请某某登场,用一种自嘲的语气大声说:“我们有请流行歌手庞明涛!”

“庞明涛怎么了?”

他抄起歌词纸,指着上面的署名栏:“庞明涛,那我们怎样去报道?你写个庞明涛,符合一个作词作曲的格式吗?演唱庞明涛,看上去像什么……庞麦郎是不是很有地位,报道出来,庞明涛就没有地位了。”

房间里一阵沉默。

他垂下头,喃喃自语:“你说庞明涛做流行歌手,那不是有点毛病,是不是有点像神经病一样。”

尚未发表的150多首歌

我从2019年开始采访庞麦郎,起因就是喜欢《我的滑板鞋》,认为他写的歌词有价值。这种喜爱在一年后的秋天达到巅峰——当我失业了,每天去自习室完成没有回报也看不出进展的“写作练习”,靠着“写”带来的一点点原始的快乐支撑生活又常常感到撑不住,夜晚走回家时我无数次想到这首歌,为之感动又振奋:

月光下我看见自己的身影

有时很远有时很近

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

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

可是,我知道很多人眼里,这首歌和《两只蝴蝶》没差别;或者,它是审丑文化的代表,能红是因为庞麦郎唱得太难听。

谭文星为庞麦郎录过歌,但他说不想评价这个人,“你要让我录,一句都过不了”。他又说西安的录音师普遍表示“听不懂”庞麦郎。

谭文星的老师周威的想法却不同,160块为庞麦郎录歌后不久,周威去高校教音乐了。晚上10点,我打给他,没想到他说起庞麦郎来异常热情,六年前一下午的事,他极尽详细讲了两小时,凌晨才讲完。起初,他回忆起庞麦郎跑调、跟不上拍子,不时哈哈笑两声。半小时后,他说,可是真正让他记住一个人六年的,并不是这些。

真正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那天,庞麦郎带了小拇指那么厚的歌词本,他翻了翻,“让我静下心来写这么多,我感觉我根本坐不住”。录音时,庞麦郎唱得太用力,差点把话筒喷坏了,论技巧那只能算喊,却更像是一个人在表达内心无处宣泄的感受。

周威说,那之后,他重新思考了音乐的标准:第一个提出理论的人也是跟着感觉走,那么,技术会比内心的感受更重要吗?

这个问题也许不会有答案。在乐评人耳帝看来,庞麦郎极擅长表达对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受,但同时又极度缺乏基本的音乐素养,这使他“始终会在究竟是小丑还是天才的争论中难有定论”。

但他的歌的确打动了一部分人。2019年圣诞夜,他在上海一家livehouse演出,台下站着80多人,不算多,但都是真心来听歌。他们大多是媒体人、小说家、艺术专业的学生。一个男生在不时欢呼跳跃的人群里抱臂直立,静静盯着舞台,一小时里不曾转移视线,他说自己专程从宁波来,在悉尼留学时听庞麦郎的歌,听出了同为异乡边缘人的共鸣,“感觉哪里都融不进去”。一位80后媒体人同样安静地站在角落,散场后,他告诉我,他也在农村长大,小时候也有过特别想要,但家里买不起的东西,渴望里纠结着很多说不清的复杂感情,有天终于得到了,也觉得特别特别快乐。《我的滑板鞋》唤醒了这段情感记忆,为此他常看庞麦郎的演出,那种感动和唱得好坏没关系。

翻看庞麦郎的歌词本,我常常觉得很可惜——很多在我看来动人的词作至今只躺在本子里。那些作品明显取自真实生活,又擅用隐喻,你能感受到文字背后有一双初入社会,又对一切极度敏感的眼睛,更重要的是,你会觉得这是一双有点像小孩子的眼睛,和他眼中复杂的世界互为映照。

我从他尚未发表的150多首歌中摘录了3首:

手机是我的狗

跟着我走

鼠标是我的出钞口

资金完全被吸走

天空黑又黑

人前人后要啥啥没有

手机是我的狗

你我的狗狗

——《你我的狗》

性格最古老

最怕警察来骚扰

脾气也古怪满大街的跑

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

金灿灿的手铐套在手上竟用牙齿咬

——《盗贼》

三分钟的朋友吃狗肉

三天后的朋友吃火锅

三年后的朋友吃拉面

表面上的笑容的真名叫嘲笑

表面上的情它比动物还任性

表面上的爱它比刀子还厉害

……

前面小道各一边

里面装的是大深坑

前方大路好走路

暗藏机关是红绿灯

——《人性》

陪庞麦郎直到第5家医院

2021年5月25日,庞德怀、庞麦郎表弟和我带庞麦郎到西安看病。在三甲医院,庞麦郎沉默地挂在四人看病小组的最后,像一件行李,跟随着排队、做检查、再排队,除了偶尔提一句“看耳朵”,他既没有问题,也没有意见。候诊时,看病时,大家为行程争论时,他背一个半人高的双肩包,站着,看向别处,好像看的不是他的病。

情形正在走向不可测。第二天傍晚我们走出第三家医院时,包里并列着三份完全不同的诊断书:第一家医院认为他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第二家认为是伴有精神病症状的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第三家医院,也是最权威的一家,认为门诊不可能判断,想确诊只有住院。

听到要住院,庞麦郎第一次发表了看法:不。他指着耳朵:我精神没问题,问题在耳朵。

尽管两天以来,我们每天从早8点到晚8点奔走于三家相距甚远的医院,每次候诊都排上数小时队,出于一种哄孩子的心态,在三甲医院我们也陪他查了耳朵。“耳鸣”,医生熟练地开了药,但他很失望,要求去“看耳朵的专门医院”。最终,出于一种被孩子牵着鼻子的心态,本该在第二晚完成的住院又延后了,第三天上午,我们站在私立耳鼻喉医院的诊室中。 

因听力下降,私立医院建议住院。庞麦郎点点头,站在大厅不肯走。我们劝了两小时才让他移步,条件是换家医院再看耳朵。另一家医院没号,他反复操作挂号机,又去窗口排队,窗口也说没号,他慢慢走出来,站在大厅外。

庞德怀靠着柱子蹲下了。前一晚,他劝儿子住院劝到半夜。“昨天你没有看到,我一个人去外面哭了。”庞德怀对我说。

我能感到此刻他需要一个人听他说话:一个农民,64岁,离乡打工攒下7万,作为和妻子存成死期的养老钱,此外全家只有1万存款,来西安前他给妻子留下1100,背上了8900。等这1万花完,他必须再出门打工,可儿子的病让他不敢走。看病两天,8900花掉2000。他手里攥着190元的检查费收据,看了一分多钟才收进兜里。

庞麦郎的父亲庞德怀

一上午又过去了。我问庞麦郎:爸爸都急哭了,你知道吗?他说,ok。我试图对他讲,爸爸压力大。他有时回“ok”,有时说“好的”,有时答“我要看耳朵”。

按照原计划,我们乘车去第三家医院,西安精神卫生中心,第二次尝试让庞麦郎住院,他拒不上车。庞德怀又哭了,捂着心口:“你妈在家(干农活)快累死了。”庞麦郎有些松动,扶爸爸上车,坐进后排,说自己不能住院,但可以做检查。

庞麦郎的母亲张青梅

看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和我们一起赶到医院的还有五位记者。我带着庞麦郎跑检查,每迎来一家,不安就加剧一重,担心影响看病,也担心这混乱糟糕的一切被描述、被传播。可每一次委婉提醒对方,以及面对“你是谁”的问题时我都会被问住,感到我并无资格干预,因为我们的身份是一样的。

在医院和媒体的双重高压中,我们做完了12项检查——8900减掉2000后又减掉1200——兑现了承诺的庞麦郎再次拒绝住院(他说我说过的我不住院),和庞德怀、表弟在住院部的登记间争了起来。

登记时,医生问庞麦郎:你觉得自己能指导建高铁站?庞麦郎说,对。医生又问:你有哪些知识,怎么指导?庞麦郎答:让它们都建成英文的。

庞麦郎走出住院部,被不时录像的记者们(还有我们)团团包围,他下意识后撤,人们随之向前,下午5点到晚9点,包围圈从大厅移动到门口,又移动到离大门越来越远的空地上。

劝说从四面八方涌来,庞麦郎说,“我住进去,你们就会发庞麦郎又进精神病院了!”记者们纷纷保证不发,并开始帮着劝庞住院。可是,庞麦郎一直用不同音量、节奏重复同一句话:“我要治耳朵。”凭这一句,他舌战群儒,把在场所有人驳倒了。

表弟连劝了4小时,最后,他嗓子干疼,一只拳头反复砸向手掌:“哥,我尽到做弟弟的义务了,将来有事别怪我没管你!”

在更外侧,沉默了4小时的庞德怀捂着心口蹲在地上,他说心脏疼,蹲着会好受一点。临近9点,他做出决定:强制让儿子住院。

从医院大门到住院部,要过一条漆黑的、长长的走道,只有尽头透出一点光,庞德怀独自往前走,他1米5几的背影在这洞穴似的通道里像一张薄薄的纸。他在空无一人的尽头等待,直到一位护士出来,用比他请求快三倍的语速拒绝了他:精神卫生法有规定,我们不能从院外拉人。

庞德怀带着庞麦郎回去了。第二天,他对我说,其实那晚他心软了。当他穿过漆黑的通道,隐隐听到哭喊声,像有病人被打,他害怕了,担心儿子也被打。

他打算之后再去考察四川的一家精神病院,试探着问我:“到时候看你有没有时间呀?”

我不知如何回答。这一趟旅程也是庞德怀打电话请我来帮忙。两年间来来往往,他对待我的态度像对一个远在北京的亲戚。时间长了我甚至自己偶尔也会这么想。但这11天,坦率说,我心力交瘁,更糟的是看不到希望。我甚至部分修改了对经纪人白晓的看法——他与庞麦郎相处6年,得失不论,一定经历了漫长的消耗。

庞德怀似乎察觉到了我情绪的细微变化。第5天起,他每天感慨:又占了你一天。第7晚,他问我:小洪,你是不是不高兴了?我说没有,是感冒了。他说,你跑这一趟7天了,也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真是对不起你。第8天是周五,发现医保局周一才上班,他小心地看着我:周一你走了,这个医保我不会办。

最终他决定带庞麦郎再查次耳朵就回老家。然而,这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与耳科会诊得出,庞麦郎患有左耳突发性轻度耳聋,同时初步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两种疾病可能相关,要住院7到10天治疗,否则将继续恶化。医生说,突发性耳聋会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却因不可见而难以被他人理解,“正常人得这个病也会陷入抑郁情绪的”。

庞麦郎住进了耳科病房,庞德怀陪床。这是我们都没想到的事。

我感到内疚、自责,回想包围圈中舌战群儒的那一幕,有一刻,我也曾想过,假如庞麦郎是对的,但这个想法迅速消散了。那时我更肯定他对疾病没有自知力,而我们是为他好的。后来他从包里翻出听力测试单,我们说私立医院的检查不可靠。再后来,天黑了,庞麦郎反复说:“你们都不相信我。”

我的朋友庞麦郎

2021年5月23日,去西安看病前的最后一天,庞麦郎主动提出,要带我在乡下玩一玩。

可能受药物影响,他的行动明显比从前迟缓,但还是比我快得多。我总要看脚下的路,避开踩泥,拨开树枝,庞麦郎没有这些额外的动作,他迟缓却自然地上山下坡,在乱树杈间穿梭。一路上总看到有人抡着锄头似的工具一下一下砸在一蓬“杂草”上,飞起很多白色的短小枝条,庞麦郎介绍,这是在打油菜。也总是远远地有村民停下手上的动作,直起身子看我们。一个大哥掏出手机录像。一个大叔问庞麦郎,出来了?他说嗯,出来了。然后继续往前走。

一天吃过早饭,他竟然很高兴地邀请我一起去一个叫张家祠的村子。我说为什么去那里呢?他说让你了解一下。他看上去心情真的不错。我们走出几步,遇到了鹅,他笑着转头问我,你喜欢鹅吗?我说喜欢,但鹅总咬我。他重复,哦,鹅会咬你。

下午我们去田垄上帮忙做农活。庞德怀和妻子打菜籽,我和庞麦郎负责把那些柴火堆似的东西搬过来,翻面,再搬走。半小时后,天下雨了,我伸出一只手感觉了下雨水,对他说,下雨了。他又学着我的样子感觉了一下,重复说,下雨了。我们在雨中又打了一会儿才回家。

写稿期间,当我回顾过去两年和庞麦郎的相处,能想起的语言交流不多,人和人之间沉默的温情却一一浮现:第二次到他家时,他爬上樱桃树,给我摘了满满一盆樱桃,我没能吃完,他倒掉了,第二天又摘了一满盆。

我们是用小孩子的方式交上朋友的——或许是疾病造成退化,我第一次见到庞麦郎时,他已经像个小孩子了。

他买了李子,拉开塑料袋,看着我不说话,我猜他是让我拿一个,只是不会用语言表达,拿完了,他果然合上袋子往前走了(但等我吃完他又停下了,拉开袋子看着我,非要我拿了才肯走)。我们坐在他房间,他就拿出歌词本,说你可以看看歌词,或者递一本书给我,说你喜欢看书吗?你可以看看书。这些话题用完,我们就陷入沉默,他问我,你要去休息吗?他一天说这话至少五遍。我猜这是一个暗示:我的存在让他感到压力了。可是当我待在另一间屋、站在房子外,他又常常出现在拐角,看我一会儿,又走开了。

走到哪里,他都戴着棒球帽,即使在自己房间也不摘下来。帽子压着泡面卷发,显得他脸很小,很年轻,这让我觉得自己是在跟着一个少年。直到有一次,我敲开他房门,正巧他刚洗了头发,湿答答的卷发一缕缕贴着头皮,他的脸苍白,眼角、额头上的皱纹一时全部显露出来,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他快要40岁了。

在不知晓他病情的两年里,我曾羡慕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概括来说,他看上去过于“简单”了,以至现实影响不到他。他也不焦虑。但当我试图走近他的内心,交流大多是无效的。我们面对面坐着,提问却总换回他的“对对对对”。我们并肩走在街上,半小时说不上一句话,有时我看到他嘴动了,却听不清他讲什么,追问下去,他又沉默了。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想着再待下去也问不出更多了,我到他房间和他告别。看着他桌上的《梵高手稿》,我随口提了句人生的意义,不料他眼睛发亮,站了起来,低头来回踱步,像在组织语言。然后他站定了,挺直背,直视着我,不停在胸前打手势,那样子真像一位“世界总统”在演讲。

他说自己的人生意义,就是留下作品,“死了还有价值”。“我做这样的事都会不顾一切,有意义的事我们就要去做……这样子还比较,比较怎么说?能让我们感觉到有高贵的东西存在。”

“很多人要先赚钱买房才敢去做想做的事,你要多少钱才有安全感?”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金钱来说,我只要是有个几千块钱。”

“你手头最宽裕的时候,一共有多少钱?”

“我打工一年攒五千块钱。”

“你攒了五千块的时候,会拿多少钱去做音乐?”

“全部。”

他答得太干脆了,这段对话因此成了两年里我关于他的最深刻的记忆。我想这世上竟真有人如此超脱,认定一件事就真能不顾一切。但后来,他确诊了,医学告诉我,脱离现实可能是疾病带来的反应。

我一度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我翻了很多医学书,又翻了很多研究疾病的社会学书,最后不得不接受其中的混沌——究竟是疾病塑造了庞麦郎还是他本就如此。唯一能肯定的是,这些年,庞麦郎的确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着:简单地投入音乐,简单地不顾一切,写出了简单的作品,打动了一些成年后没法再简单的人。

他向我讲过小学时登台表演的故事,说不清演了什么,只重复着“大家都给我鼓掌”。

我问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做歌手的。

就是从写出了《我的滑板鞋》,他说,我知道了自己还可以写歌。他笑一笑:“我觉得自己写得太好了,有一种满足感。”

后来,我偶然发现了那个登台故事的完整版,它写在一本日历上,放在庞麦郎的书桌一角,是一家媒体做的周边产品,邀请365位作者写下生命中重要的一天。庞麦郎的故事印在1月19日,左下角注明“登台日”,正文写道:

我是约瑟翰·庞麦郎,今年28岁,生于1990年1月19日,我给我的故乡起名叫加什比克,它位于我国的西北。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小时候喜欢表演和音乐、体育。

我记得在上小学时我第一次登台表演了我和搭档一起写的作品,上台时有点紧张,但台词我们背得比较熟,所以我们的表演进行得很成功,大家也都喜欢!

大家看得津津有味,我们在下台的时候,同学们给我们了很热烈的掌声!我们的表演为大家带来了欢乐:当然,因为我们显得很自信。

我觉得那是我小学时候最难忘和最有意义的一天!

我很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我喜欢音乐,它表达了我所有思想和想法,再现了过去的很多美好回忆和往事!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和大家高歌一曲,我想那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音乐可以洗涤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获得新的一天!继续前行!

作者———洪蔚琳

hongweilin@mianduifuza.com

编辑——曾鸣顾问——魏玲

摄影——贾睿插画——曾杏

创意——Vicson版式——日月

出品人/监制——曾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ID:zmconnect),作者:洪蔚琳,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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